Allen按：最近随意翻看文章时偶然发现了这篇五年前韩德强写的文章，看完觉得总体上是不错的，只是有一两个细节描述不够细（比如，大跃进时河南的“吴老爷”如何在那个想“借力打力”的刘主席授意下狂刮“五风”的；再比如对于刘主席众多“立威卡位”之作之一的“四清”中，河南的那几个官僚老爷们在基层的事迹有些轻描淡写——当然这也不是本文的重点，如果多写可能反而拖沓），但这是篇好文章。 

我最早听到李慎之的大名，是听朋友介绍李先生的“孙子战略”。1979年，李先生曾经跟随邓小平访美，据说得到邓公的真传：中国要当美国的“孙子”。美国是爷爷，中国是孙子。美国是国际社会的领导者，中国应该做顺民。邓公是否有此真传，我们不得而知。但李先生则似乎吃了定心丸，到处传达最高指示，鼓舞亲美者的士气。后来，李先生当了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所长，致力于揣摸美国的心思，讨美国的欢心，积极配合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在推广美国的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慎之是怎样从一个反美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亲美知识分子？后来读到李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心头豁然开朗了。李慎先生此作，据说轰动海内外，震惊领导层，而李先生则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颇有当年谭嗣同的遗风。然而，通篇读完，我却没有发现丝毫新意。无非是这二十多年来的主流话语的复述：欢天喜地闹革命，革命却吃掉自己的儿女。毛泽东独裁专政，引蛇出洞把正直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击老干部，邓小平改革开放大快人心，但是政治体制还保留着毛体制。腐败不是经济改革的产物，而是毛体制的产物。今后要渐进改良，不要再搞革命。江泽民应该将邓小平开始的改革深到政治体制领导，建立民主、自由、市场、法治的美国体制。

我很不解，李先生的这翻独语，明明是二十多年来舆论界的主流话语，其水平并没有超过《河殇》，为什么还会轰动？为什么还会震惊？是李先生亲身经历五十年风雨，有现身说法之功？还是李先生曾经身居高位，又与共产党的传统决裂，有当代清流之风？抑或是正当中国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之际，李先生一马当先，有身先士卒之勇？还是众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们自己不敢出头，明着把李先生高高举起，暗中拿李先生作挡箭牌？

一、两种现身说法

亲身经历五十年风雨的人决不止李先生一人，但不同立场的人对这段历史的解释却有天壤之别。曾经在庐山会议期间遭到批判的黄克诚将军，革命的功劳远非李先生可比，所受的打击也远非李先生可比，但是，在70年代末党内中高层干部中掀起的非毛化浪潮中却挺身而出，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人格和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王震、彭真、李先念、陈云、徐向前、聂荣臻等曾经支持邓小平的元勋们，都逐渐感到改革开放有远离初衷的危险，重新认识到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检讨自己身上存在的种种糊涂认识。事实上，到90年代初期，元勋们多数认为，邓公走得太远了，如果不加节制，会应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说法，从而使改革开放使去正义性。这才有邓公孤注一掷式的南巡。南巡成功后，党内一大批高级干部认清形势，彻底抛弃残余的信仰，“弃暗投明”，开始大规模、高层次的腐败。舆论则认为，改革开放深化了，“春天来了”。究竟是谁的春天呢？

李先生最崇尚人权和自由，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严重侵犯人权和自由的年代。然而，亲历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和农民，却在日益强烈的对比中体会到，毛泽东时代是工农权利最大、自由最多的时代，而目前却是工农地位一落千丈、只能任人宰割的时代。亲历同一个时代，而感受如此不同，这究竟是为什么？李先生究竟争的是谁的自由、谁的人权？

读到这里，李先生地下有灵可能会感叹：看来，有人中毛泽东的毒太深了！中国只有彻底批判毛泽东，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这种感叹不是我以小人心度君子腹，熟悉李先生思路的人都会承认类似的“一声长叹”！问题在于，为什么是黄克诚、彭真或工人、农民中毛泽东的毒太深，而不是李先生中美国的毒太深呢？凭什么把别人的思想当成是中毒，而把自己的思想当成是真理呢？这是不是一种独裁心态呢？李先生如果掌握权力，会不会要清洗别人头脑中的毒素，实行思想改造呢？

李先生否定毛泽东的最具有道义煽动力的理由是，“‘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

既然“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是一条残酷的真理，那么结论就很清楚，永远不要革命，也不要参加革命。然而，李先生如果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话，应该懂得，革命从来都是改良不成的产物。没有戊戌变法的失败，那有辛亥革命的发生？没有蒋介石的“4·12”大屠杀，那有共产党的井岗山斗争？没有日本的侵略，哪有破坏交通、抢夺物资的铁道游击队？没有以色列的侵略，哪有哈马斯的人体炸弹？没有美国侵略伊拉克，哪有伊拉克的城市游击战？李先生当年为什么会投身革命？恐怕并不是相信了什么共产主义，而是受蒋统区民不聊生、国破家亡、任洋人宰割的现实所迫。提倡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恰恰是使统治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扼杀自由、专制独裁。相反，提倡革命，才可以使统治者有所畏惧，对人民大众的人权、自由和尊严有所忌惮而略有尊重。这就是毛泽东提倡斗争哲学的辩证法：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同样，以激进革命求人权，则人权存；以渐进改良求人权，则人权亡。

由此进一步，则可以说，尽管革命的确会吃掉（比如说李慎之连降若干行政级别）一部分自己的儿女，但是没有革命，则反革命会吃掉（即奴役）全体人民。因此，真正的革命者懂得，宁可以革命的名义被吃掉，也不愿作奴隶而被奴隶主吃掉。革命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是在与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的斗争中进行的，是在革命者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中进行的，是在多数革命者身上还残存着几分投机、几分自私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就会有误解、误押、误杀，也会有假公济私、恩将仇报，会有冤假错案。革命者不是圣贤，而是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大众。把革命想象成完美无缺，一旦个人受到误解、批判或者关押，就仇恨革命领袖，甚至仇恨革命，这只能说明此人以自身利益的损益为标准来判断革命，是一个革命的投机者。

李慎之恐怕就是这样一位革命的投机者。1978年以后，李慎之到处显示革命给自己留下的疮疤，以人道主义的面目批判革命，博得了一大批涉世不深的青年，一大批涉世较深而自私自利的知识分子，一大批当官做老爷享特权搞腐败的干部，一大批涉世很深的、被共产党镇压或被剥夺土地者的同情和喝彩，影响着舆论，影响着政界，成为自由主义的中国教父。岂有他哉！

二、为什么革命会吃掉自己的儿女？

革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阶级则是两极分化的产物，两极分化是弱肉强食的竞争逻辑的产物，弱肉强食则是人人自利的产物。因此，归根结蒂，只要人的价值观仍然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则阶级的形成、发展、斗争将不可避免，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和革命将不可避免。

问题的另一面是，正是由于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激烈的形式，因此，绝大多数的革命参加者都将是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阶级，他们将为捍卫自身利益而斗争。只有少数革命者是出于各种形式的革命理想，例如爱国救亡，或共同富裕，或共产主义而奋斗。即使这些有着长长短短、形形色色的革命理想的人，也不见得都是有着彻底而清晰的奋斗目标，更不见得能够为目标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样，每当革命取得局部、一时的成功时，每当压迫者被打倒，被压迫者开始掌握权力和财富时，总会有一批批的革命者从激进变保守，从反压迫变为压迫者，从反剥削成为剥削者。如果承认这种变质，那么革命者就会转变为反革命，革命就会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如果看到这种变质的可能性，想方设法预以阻止，力图在革命成功以后保持革命的激情和理想，保持革命的追求和目标，那么革命就将开始吃掉自己的儿女——革命方和保守方、无私者和自私者、革命派和走资派就将以各种方式展开斗争。

这是一个两难困境。毛泽东充分预见到了这一难题。他要求阅读《甲申三百年祭》，他把进入北京看成是赶考，他宣布新中国的建立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要求党员干部们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一句话，保持革命性。然而，事实上，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没有能够经受住考验。尽管受刘青山、张子善案的震慑，腐败的数量和质量都还处在初级阶段，但是，不关心群众疾苦、贪图享受、滥用权力、压制群众意见、发展裙带关系等不良现象却在社会深层不断蔓延，侵蚀着党的革命性，严重地损害着经济建设的进展。对此现象，毛泽东忧心忡忡，各级领导中都有少数真正的革命者忧心忡忡。尽管有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干部队伍的大部分都带着轻重不等的官僚主义、投机主义、物质主义问题，彻底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则寥寥无几。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资产阶级对党的干部的腐蚀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干部队伍权力进一步增大，滥用权力造成的危害也进一步增大。因此，毛泽东才要求整风，即整顿党的作风。谁来整顿？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是毛泽东的一贯信念，他理所当然地号召群众给党员干部提意见。具体到一个单位，一级机关，群众给党提意见，就是给单位的书记、领导提意见。显然，这并不是什么阴谋。如果单位的领导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本来群众也不会有多少意见。如果单位的领导们是正在变质或已经变质的官僚特权分子，那么群众的意见就会特别多。如果只有群众对干部工作的具体意见，本来整风运动有可能平稳进展。问题在于，少数被打倒、被镇压的剥削阶级分子，少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要求共产党下台，轮流执政，这就超出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范围。站在新生人民政权的立场上，这少数人的确可以称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实际运动中，右派分子要求轮流执政的意见与绝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混杂在一起，不容易分辨。反右斗争谁来执行呢？是本属整风对象的各级领导。结果，有着官僚特权倾向的各级领导公报私仇，借反右的名义把大批的左派，即正直诚实、嫉恶如仇的少数干部和大量群众，打成了右派，从而巩固了官僚专政。

李慎之被打成右派的经历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李慎之出生于一个记者之家，聪明勤奋，但缺乏艰苦生活的锻炼，博览群书但又不求甚解，读马列但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读西方的自由主义，但又困惑于中国深重的社会矛盾。1944年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在课堂上宣讲马列主义而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为了保护他，党组织派他到《新华日报》国际版当资料员和编辑，从此靠着个人的小聪明和博闻强记的能力步步高升。1944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李慎之也就借着东风升到了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的重要岗位。李慎之既没有感受过强烈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又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战场考验，却一帆风顺地得到重用，不免骄傲起来，原来思想中的混乱和幼稚逐渐膨胀，对西方形式民主和自由的心向神往。李慎之不知道在一个自私自利的阶级社会中，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客观上会成为大资产者联合统治的工具；也不知道私有意识正在中国社会内部演化为官僚特权阶级专政。毫无疑问，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干部必须一辈子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李慎之也不例外。但是，李慎之可能发现这种要求是太高了，自己做不到，想象着别人也做不到。还是形式自由和形式民主好，大家都可以随心所欲。如此，李慎之内心的软弱、动摇、投机和名利思想就可以被自由和民主的旗号包装成全社会的利益。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为李慎之思想的演化提供了最好的突破口。李慎之提出：“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应当建立宪法法庭”。

不妨推敲一下，还政于民的“民”是谁？在一个分工细致、结构复杂、层次众多的社会中，能够掌握主导权的绝不可能是老百姓，而是各级官僚、资本家、专家学者、记者编辑、各类明星。还政于民，很可能是工农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被逐渐侵蚀，而重建各类自利精英的统治。无论我们主观上是多么希望人民能够当家作主，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也的确有可能当家作主，但在客观上、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的政治意志的表达的确离不开人民领袖。但是，以李慎之小知识分子的顺利经历和纸上得来的思想，以李慎之出风头、耍小聪明却想博天下人赞扬的投机性和局限性，无法认识社会改造中深刻的两难困境。后来，李慎之甚至如此诬蔑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1949年以后，“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中国的传统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怀念李慎之》，第19-20页）

李慎之的建议客观上将使新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客观上将受到中外资产阶级的欢迎。从这个角度看，把李慎之定成右派，并不冤枉。李慎之自己也承认：“被划为右派后，头两年思想不通，59年底60年初‘算是彻底觉悟了’，悟出自己的思想‘根本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不可能调和。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见《怀念李慎之》，第23页）

太阳并不因有人仇恨而停止照耀大地。尽管李慎之的言论在客观上将为资产阶级重新统治张目，尽管李慎之后来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毛泽东的专制，但是，毛泽东却在批评了李慎之以后，特意嘱咐吴冷西转告王飞和李慎之：“这两个同志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这不仅是几个人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思潮。”（《怀念李慎之》，第192页）

究竟是谁把李慎之划成右派的呢？戴煌的叙述是：

“据说在正式下结论之前，吴冷西正七奉召参加中央整风五人领导小组关于讨论某些‘右派’定性问题的座谈会。他原来很想在这个会上为慎之兄的问题说几句好话，恳望中央不要把慎之兄也定为‘右派分子’；但是当他到达中南海那个会议室刚坐定，拿到一份打印好的文字材料，邓小平就率先讲话了。邓小平扬扬手中的材料说：请大家看看有关李慎之的这份材料，对这样严惩的右派言论，新华社还有人说李慎之是位很有才华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大家说说，李慎之究竟该不该被定为极右分子？

这样，等于给吴冷西当头泼了一盆冰水，吓得他只好尊口免开为上策了。就这样，慎之兄也被扣进了‘右派’大囚笼，经受了21年磨难。”（《怀念李慎之》，第80页）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总书记并没有今天的核心大权，他是大政方针的具体执行者。但是，执行经常比决策更加重要。邓小平是搞政治的好手，做具体的工作说却缺乏耐心。这说好了是举重若轻，说坏了刚愎自用、粗糙武断，有懒汉嫌疑。邓公深知，整风运动冲击了党内有官僚特权倾向的大多数干部，他们希望趁着反右运动，打击异己，巩固自己在每个单位里的领导地位。因此，邓小平纵容这些人的情绪，使反右运动从重、从严、划比例，搞反右斗争扩大化，不但将可划可不划的右派，如李慎之定成了右派，而且将绝大多数真正的左派干部和群众打成了右派，巩固了官僚专政。（如果李慎之不被划成右派，他也放就不会如此强烈地仇恨新中国和毛泽东。）

因此，如果真正要抓反右扩大化的责任人，恐怕第一责任人应该是邓公，最大的受益者也是邓公，他在官僚队伍中确立了自己的代言人形象。正是由于官僚专政得到巩固，当大跃进运动起来后，官僚们才会大面积地虚报、浮夸、瞎指挥、一平二调，才会出现大面积地饥荒，把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变成少慢差费的官僚专政的自我暴露。

实际上，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莫过于此。把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说成是千古罪人，而把一心一意为私利服务的庞大的官僚（走资派）集团打扮成救人民于倒悬的落难英雄；把最欢迎群众闹事、最主张大民主、最提倡大辩论、最要求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的毛泽东说成是独裁专制，而把最害怕群众闹事、最害怕任何形式民主、坚决不允许争论、让人民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国家的邓公说成是民主自由宽容；把真正为工人农民办了实事，提高了政治权力和经济福利的毛泽东说成是让人民受穷，而把剥夺了工人农民的政治权利，让工人下岗、农民种粮亏本的邓公说成是工人农民的贴心人。世界上的冤案还能比这更大吗？李慎之在制造这场最大的冤案中起了什么作用呢？李先生是不是将个人的一时冤屈凌驾于近十亿工人农民的生命和尊严之上了呢？果如此，李先生是否有资格自认为“以提高人的地位为平生志愿”呢？我不怀疑李先生“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的愿望，但是，由于李先生受自身的经历和视野的局限，受思考能力的局限，客观上，李先生在为一个巨大无比的谎言添加美丽的金线。

三、李慎之和张钦礼

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去世后，京城内外的一大批知名学者聚集在自由主义旗帜下，撰文怀念李慎之。

2004年5月17日，河南兰考大地10余万群众自发地沿路哭祭张钦礼亡灵魂归故里。

张钦礼何许人也？一位抗日英雄，一位劳改释放犯，一位27年前的兰考老县长。一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又被当作“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的老县长。一位被河南搞浮夸风的干部们恨得咬牙切齿，被兰考的广大群众深深爱戴的老县长。张钦礼和焦裕禄并肩治理兰考“风沙、盐碱、内涝”，带领兰考干部群众引来黄河水、重新安排兰考大地，极大地改善了兰考自然生态，根本改变了兰考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他不但是一位焦裕禄式的拼命干部，而且还是人民的政治家。他曾经受河南省委的委托，巧妙地平息了开封和平顶山两地的各派斗争，实现了大联合，恢复了生产秩序。张钦礼嫉恶如仇，触动了兰考、开封乃至河南省的一个当权派网络，是周总理先后三次将张钦礼从被批斗、被劳改、被监禁、被软禁中解放出来。但1977年，该网络恢复元气，终于以子虚乌有的“文化大革命煽动罪”将张钦礼逮捕入狱，判了13年徒刑。同时逮捕了和张钦礼一同战天斗地、改造兰考的1207名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这是他们第三次陪同张钦礼受折磨。张钦礼的故事在兰考大地家喻户晓，与焦裕禄齐名。张钦礼冤情至深，功绩至大，精神至高。这才有10余万兰考群众哭祭张钦礼的动人场面。（张钦礼事迹可参见《周恩来三救张钦礼》，赵伟浩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年11月。亦可参见《新华社记者国兰所撰写的〈我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刊登于《中国焦点》2004年第1期》我曾经到兰考见过一些关键当事人，知书中所言不虚。）

张钦礼的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新中国的干部队伍的确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打江山、坐江山，贪图权力、名位、享受，利用各种政治运动打击异己，结党营私，他们是腐败的渊薮，是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这一派重视自身物质享受，也可以叫物质派，或者坏人派。另一种人是真正用好权力为人民服务，爱民如父母，嫉恶如仇，以身作则，毫不在乎个人的荣辱、享受乃至生命，他们是反腐败的中流砥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这一派完全忽视自身的物质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可以叫精神派，或者好人派。1976年以前，这两种人自觉、不自觉地技术、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相互较量，打了一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看不见的战争，互有胜负。1976年以后，由于精神派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去世，物质派掌握党政军大权，精神派大部分被杀被关，才会有现在连片成网、前赴后继、无所不在的腐败。

因此，新中国的历史，与其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与其说是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与其说是造反派和走资派的斗争，与其说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斗争，与其说是反腐败和腐败的斗争，不如说是好人和坏人的斗争。在兰考，这两种人之间的斗争表现得特别鲜明。反右运动期间，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指示将给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贴大字报（孙跃堂利用权力霸占他人的未婚妻）的200多名干部划成右派，张钦礼坚决不同意。结果张钦礼被划成中右分子，限制使用。而赵文甫则步步高升。1976年以后，赵成为负责“揭批查”运动的河南省委副书记，将张钦礼送进监狱。大跃进期间，张钦礼坚决反对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虚报浮夸，被下放劳动；四清期间，一直敌视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和新任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担任兰考的四清工作团的正副团长，动用260人审查张钦礼的四不清，捞不到任何证据而被迫将张释放；文化大革命起来了，矛盾本来应该对准的是吴芝圃、赵文甫、秦一飞、周化民等坏领导，但是，秦一飞和周化民又摇身一变成了兰考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组织了造反派，以反对文化大革命罪将张钦礼逮捕；到1970年，林彪死党、河南省委副书记王新又以“刘少奇的生产党”名义将张钦礼调离兰考，并在兰考对张开展大批判。如果没有周恩来的一次次了解冤情，一次次从中央直接营救，张钦礼早就被坏人整死了。然而，197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继去世，最高领导层中好人受清洗，而那些一再迫害张钦礼的秦一飞、周化民之流却弹冠相庆，加官进爵了。

张钦礼的故事还说明，每当好人当道，生产就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就提高，权利就增长；每当坏人当道，生产就停滞，腐败就滋生，人民地位就下降。从1957年算起至1977年，张钦礼在兰考五落四起，实际主政的时间不过9年。9年时间里，兰考人民大干苦干，彻底消灭了风沙、盐碱、内涝，林成网、田成方、土肥沃、粮高产、河流渠道密布，成为鱼米之乡、锦绣江南。张钦礼靠边站、受批判、遭关押期间，则兰考的渠、坝、闸、桥建设统统停顿、荒废。1977年以后，兰考的坏人失去约束，逐渐原形毕露，在社会大气候的配合下，贪污腐化，损公肥私，将张钦礼时期建设的国有企业分净卖光，兰考群众重新过上流亡、打工、受人剥削、遭人歧视的日子。

有的读者可能会想，好人和坏人之间不斗行不行？行。或者坏人完全掌握主导权，邪压住正，好人根本抬不起头来，剥削压迫是常态。五千多年来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就是如此。大多数时候，好人们在沉默中死亡。到民不聊生的时候，好人们在沉默中爆发。或者好人完全掌握主导权，正控制邪。例如在兰考，张钦礼每次复出时，对那些迫害他的坏人总是不计较、不打击、不报复，安排工作，团结前进。不过，邪恶力量也总是在悄悄集结，再一次将张钦礼打倒。

新中国成立后，掌握最高领导权的是好人毛泽东。他深知这支革命队伍腐败堕落的可能，希望通过整风、反右、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教育挽救干部，挽救党的革命性。但是，所有这一切政策都需要靠这支良莠不齐的干部队伍来执行（事实上，即使在放手发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真正掌握着政权，能够调动人、财、物的，仍然是这支干部队伍）。结果，每次整顿坏人的路线和政策都被坏人利用来整顿好人。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因为坏人利用了好政策，好政策就成为坏人做坏事的挡箭牌。最后，毛泽东逝世，坏人逐步掌握政权，将他们当初干的坏事全部都推到毛泽东身上，似乎他们只是政策的执行者。更进一步，他们将好政策、好路线妖魔化，将之批判为极左路线。从此，他们的权力就可以不再受人民监督，也不再受党内张钦礼式的好干部的监督，可以自由地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贪污腐败，结党营私，将工人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大官僚、大买办、大资本家、大地主拥有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

如果李慎之的确有勇气面对历史真实，他也会同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叙述。但是，李慎之可能会认为，毛泽东要想使人变好，这违反了人的自私本性，违反了客观规律，因而是极左路线。怎么办呢？还是顺应人的自私本性，让自利成为人们的工作动力，让恶推动历史前进。当然，自利的人相互争夺、相互残杀、相互剥削、相互压迫，一个人的自由会压迫另一个人的自由，一个人的人权会侵犯另一个人的人权。怎么办呢？李先生的办法是，让民主和法治来约束。这样，人们既有自由，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竞争的自由，争权夺利的自由，但是，又不超过限度。然而，李先生不会不知道，形式民主有时候可以成为实质专制的外衣，而法律更可能沦为权力和财富的帮凶，“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样，阶级斗争又会尖锐化，内外战争又可能爆发，社会又可能沦入大动荡。对此，李先生还有一个绝招，就是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旨在培养遵守李先生所希望的公民，即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但又遵守民主、法制、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人。

李先生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不幸的是，培养有一定品质和操守，那怕是最低限度的品质和操守，也违反了李先生自己的初衷，而带有“极左”路线的“改造人”的特色。更加严重的是，掠夺社会财富的统治者完全可能一边违反游戏规则，另一边要求人们遵守游戏规则，狼可以吃羊，羊必须配合！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逻辑下，李先生的公民教育难道不会成为奴化公民的教育吗？

与李慎之在书斋里想象着一个自由、民主社会不同，张钦礼实实在在地使兰考的人民感到了自由和民主，享受到了尊严和财富，更多个张钦礼呢？按照李先生的逻辑，张钦礼领导下的兰考，“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和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但是，兰考人民绝不像李先生想象的那样是傻瓜、蠢货，可以被张钦礼任意专制、愚弄。没有张钦礼为挖掉兰考穷根而受大罪、吃大苦、流大汗，直到奉献自己的生命，张钦礼能够得到兰考人民如此尊敬乃至崇拜吗？能够在兰考一呼百应，实现“最最最专制”吗？难道张钦礼不是兰考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吗？张钦礼在兰考的意义，就是毛泽东在中国的意义。当一些人书斋里想象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时，毛泽东们却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部分人的自由被剥夺了，一部分人的人权被侵犯了，但中国社会的大部分人却赢得了自由，赢得了人权，赢得了解放、独立和尊严。

在李慎之看来，这是个有缺点的社会，这是个有缺憾的历史进程。最好是谁也别受损失，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一夜到来。因此，李先生最向往的恐怕还是解放前的书斋知识分子的生活。义愤填膺，冷嘲热讽，风花雪月，一举一动都能够得到大众媒体的关注，一言一行似乎都能够改变历史。能够被称为社会良心，能够被誉为博通古今，有成群的知识青年围绕膝下，有美元和大洋伺候左右，就像胡适一样。有李慎之的言论作证：“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怀念李慎之》，第11页）其实，李慎之恐怕是不好意思说，自己就是二十一世纪的胡适。二十世纪的胡适与蒋介石调情。二十一世纪的胡适与谁调情呢？

李慎之的社会处方最受谁的欢迎？最受中共干部队伍中那部分贪婪腐败、自私自利、玩弄权术的官僚们的欢迎。从此，再在不用躲在“斗私批修”的旗帜下谋私利了，再也不用躲在大跃进的旗帜下搞浮夸争名利了，再也不用在群众面前装艰苦朴素了，再在不用到处金屋藏娇了，再也不用受群众监督了（按李先生的处方，还需要受法律的监督。然而法律监督实际上意味着官官相护）。对此，李先生能够否认吗？

四、点评《怀念李慎之》

李慎之毕竟是个书生，无论是利国利民，还是祸国殃民，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之所以被尊为自由主义的旗手，实在是自由主义者“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结果。绝大多数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学者有心反中共，却无胆骂中共。于是，就在中共内部找到了一位差强人意的代言人。这位代言人在反右斗争中受过委屈，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当权者的欣赏，代表着当权者的内心活动，是当权者试探社会舆论的风向标，同时，又能够读点自由主义的书，虽然只是一知半解，但有沟通就行了。李慎之就这样被社会潮流选中了。后来经常有人标榜李慎之“不在刺刀下做官”，其实不然。事实上李慎之即使在打成右派期间，也仍然是共产党的官员，而且二十年“噤若寒蝉”。（《怀念李慎之》，第7页）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李慎之敢于放言“不在刺刀下做官”，无非他知道，他与当权者的内心其实是相通的，他的副部级待遇没有受丝毫影响。

李慎之死后，自由主义学者们济济一堂，共谱挽歌。仔细一读，无非是自吹吹人而已，并无什么真知琢见。兹举几例如下：

李锐：慎之以“大民主、小民主”一论受屈受罪二十多年，正如孙行者在八卦炉中炼成火眼金睛一样，使他对历史、对现实、对中国、对世界，能摆脱习惯的成说、定论，作更深刻的思考。（第1页）

点评：其实是李慎之不过是从一种成说，落入了另一种成说，拾西人牙慧而已。李锐与李慎之一样，都是经不起风雨的小知识分子，受了点委屈就仿佛天塌地陷了。两人猩猩相惜，靠诽谤、辱骂毛泽东过完后半生，还自以为是清流，自以为是代表人民。狂犬吠红日，可笑复可叹！

李普：印象特深的是他侃侃而谈，对自己的见解十分肯定，表现得自信心很强。侃侃而谈可以改为夸夸其谈，这是个贬义词，不过我至今喜欢这种人。如果肚子里没有一定的货色，没有见解或者要隐瞒自己的见解，他夸夸得起来吗，特别是在我们这些人面前？（第7页）

点评：正所谓“红肿之处，艳若桃李”。其实，李慎之的夸夸其谈是连自由主义学者们都有意见的。许良英就批评李慎之不了解培根、却赞美培根。其实，李慎之不了解的太多了。李慎之不了解全球化，不了解自由竞争的两极分化特性，不了解美国大企业的管理优势，不了解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依附，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也不了解从混沌到有序的历史大趋势，更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矛盾性。本来，以此要求一位老人迹近苛刻。但是这位老人仗着老资格、老伤疤到处不懂装懂，夸夸其谈，这就得说一说了。

苏仲湘：他结合时弊为中国传统文化把脉，抉剔它的脉络和内核。他秉着民族的良知进行天问式的探索。他在不断开凿一座精神大山的通道，而且已经凿出了一段路径，他还准备了多根铁纤企图继续凿进。谁知他却静静地倒下了。哀哉！（第69页）

点评：这些年社会丧失良知了，却出来了很多个媒体良如，如吴敬琏，茅于轼，李慎之。什么良知？将社会推向男盗女娼、两极分化的吹鼓手们，有资格谈良知吗？

资中筠：美国对于他来说，并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符号，代表着一种价值体系——“现代化”的参照系。（第109页）

点评：这倒是实话。美国是李慎之心中的圣地。

戴煌：慎之兄继续说，尽管许多加入共产党的人，都作过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但到头来，某些人硬是不愿意“牺牲”个人的权欲野心。他们宁可制造无穷无尽的花言巧语，去蒙骗渴求翻身解放安居乐业的工农大众去为他们火中取栗，甚至不惜上刀山、下火海为他们夺取皇冠。这样的野心家，怎能不具有兽性？！

点评：我本来对李慎之还有几分尊敬。有一位朋友曾经希望我能找李慎之直接沟通一下，或许左右派能够增强理解，共同面对当前的现实问题。然而，看到这段话，这几分尊敬烟消云散。联系上下文，李慎之这里“某些人”是指毛泽东。事实上，解放以后，如果毛泽东想当皇帝，大多数干部恐怕求之不得。毛泽东当皇帝，大家可以当宰相、大臣、将军、元帅，封妻荫子。问题恰恰在于，毛泽东不但不想当皇帝，甚至不想要高工资，还想继续保持革命理想，发动一场场运动，要求干部们艰苦朴素，受群众监督，为人民服务。如此，毛泽东违逆了大多数干部的意志，违背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心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规律，挫伤了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自己利益服务的积极性，这才使毛泽东背上了专制的骂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本来，李慎之死了，我并不想多加评论。但是，李慎之竟如此以小人心度君子腹，竟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诅咒毛泽东，我也只好不客气了。由此我还想到，近些年来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战，其骨子里是肯定还是否定毛泽东的争论。右派也好，自由主义也罢，从80年代至今，骨子里都以毛泽东作为最大敌人，以美国为最大亲人。与此相反，无论老左派、新左派，都以毛泽东作为最大亲人，而以美国为最大敌人。李慎之所以能成为自由主义的旗手，最根本的要素是仇恨毛泽东。只有毛泽东在最深层上触动了五千年来的剥削压迫制度，招致了右翼知识精英的绝望咒骂。相反，一切真正要求民主、自由、平等、人道、尊严的人们，当他们缅怀毛泽东一生时，都会洒下“壮志未酬身先死”的热泪。

够了，整本《怀念李慎之》就建立在仇恨毛泽东的阶级偏见之上，几乎逐句都可批判，就不多说了。

五、民主与专制

有人以为，当今的政治体制是毛泽东留下的专制政治体制。因此，如果肯定毛泽东，就会肯定腐败专制制度。李慎之千错万错，他呼唤民主，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对的。

其实，毛泽东早就预见到，如果修正主义者上台，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了他的预见。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提倡不争论，直到今天发展成警察治国，各级一把手独断专行，“坚决打击非法上访”，工人被买断工龄（买断作为主人翁的政治权利），农民变成一盘散沙，群众有口难开，有苦难言。

问题在于，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行不行？这个问题实质上等价于不要革命行不行。有革命必有反革命，而且反革命的社会力量常常强于革命。革命胜利前，要求有一个集中领导的政治体制。革命胜利后，除了被打倒、被镇压的剥削阶级还残存外，自私自利性又成为反革命情绪和力量滋长、集结的根源，对干部进行教育、帮助，还是需要一个集中的政治体制。因此，要求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等于要求取消革命，从而维护人吃人、人压迫人的剥削压迫制度，工人农民不答应，作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中国也不答应。何况，这还违背了李慎之参加革命的初衷。

因此，既要无产阶级专政，又要有人民民主，只有一个出路，就是防止修正主义上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防止当政者居功自傲、脱离群众、贪污腐化。这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难题。事实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阻止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利用自身优势攫取社会财富，而毛泽东千方百计想避免的就是这种局面。可以说，只有站到这个高度上，才有资格与毛泽东对话。否则，就是“斥宴鸟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毛泽东的后半辈子干的这件大事就是怎样防止这一政治体制成为法西斯体制，为此毛泽东设想的是大民主，把“四大”写入宪法，让人民群众能够有低成本、高效率的表达意见方式。

当然，毛泽东失败了。但是，李慎之能够干什么呢？李慎之看来是要给这一进程盖上民主化进程的大印。他常说两句话：“1、对中国之实现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见，比较悲观；2、对中国能在21世纪上半期实现民主，我基本乐观。”（《怀念李慎之》，第18页）这两句话联系起来看意味着，专制化的前头是民主。当然，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究竟是专制化，还是民主化，李慎之和我会有不同看法。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形式自由、形式民主的确有所进展，但是实质自由、实质民主却在不断萎缩，各企业、各单位内部的专制性在不断加强，企业老板说了算，机关一把手说了算。因此，这是一个专制化进程。但是，李慎之恐怕不会注意这些，而只会注意言论自由，即形式自由。因此，在李慎之看来，形式自由、形式民主的不断增强，终将会导致民主制度的确立。在我看来，实质民主、实质自由的不断削弱，将会导致日益严重的实质专制。这两种结果可能是并行不悖的。未来的社会，可能是有形式民主，缺实质民主；有形式自由，缺实质自由的社会。因此，李慎之乐观展望的结果，将是以形式民主为掩护的实质专制社会。专制者特别希望学者们只注意形式民主的一面，这样，他们就可以欺世盗名了。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来有形式民主的社会里，实质专制所维护的还可能是外国人的利益。道理非常简单，跨国公司支持中国的哪一方政客，哪一方政客就有资金获得媒体的支持，哪一方政客就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服务。发达国家资本家的力量远远高于第三世界各国的资本家。这是发达国家操纵第三世界各国政治的奥秘，也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选举政治这种形式民主制度的奥秘。

我们要争取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但是，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决不能把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想象成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谁让我们满足于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谁就是实质专制者的帮凶和说客。能够从形式民主通向实质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尽可能多的公民要超越自身利益，关心国家乃至世界的大事，完成自身的思想革命。如果告别革命，崇尚堕落，跟着感觉走，那么中国就只能遭遇一场更加严重的社会动荡。

六、结束语：争论仍未有穷期

李慎之虽然不在了，但是，自由主义思潮却正当红。在一个权钱交易、买办欢腾、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的实质专制时代，不是主张形式自由、消极自由、形式民主、选举民主的自由主义思潮走红，又能是什么思潮走红呢？其实，形式自由是动物世界的自由。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兔子吃草守则，狼吃羊的道德，狐狸行骗规则，松鼠跳跃路线图。在动物世界里，一切行为都是自由的，一切权利都是天赋的，每个动物都只需要关心自身利益，都不需要关心动物世界的公共事务。羊群不需要，也不存在集体主义精神，不存在以羊群整体利益的需要压制羊权的专制行为。如此形式自由而实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谁高兴呢？谁受益呢？是豺狼虎豹受益，是狐假虎威者受益。所以，狐狸们才编织出一套自由主义思潮，来掩盖社会的动物世界本质。

本来，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然而，我们毕竟还是有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动物世界。一旦狐狸理论被识破，动物世界的草、松鼠、羊、兔子都有可能觉醒为人，从而提高豺狼的捕捉成本，加大捕捉风险，进而使豺狼统治逐渐转化为人类的合作。

然而，一些狐狸已经是狐狸理论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分享到了肥美的羊肉和兔肉，必然会坚决维护狐狸理论。他们会认为，弱肉强食是自然秩序，弱肉强食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生动活泼、自由自在，团结一心的人类社会则单调乏味、沉闷抑郁、清规戒律，他们甚至还想在被捕杀的弱者的哀嚎中体会施舍和仁慈的快感。更重要的是，狐狸们掌握着扩音器和麦克风，可以将他们的声音放大到整个森林和草原，而相反的人类声音却极其微弱，只能靠人递人。

所以，争论仍未有穷期。

用GDP评价建国头30年建设成就的几个问题

当代中国研究所 李强

目前﹐党史和国史学界在评价某个历史时期尤其是经济发展时﹐日益使用和重视的一个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英文简称为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但是﹐GDP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指标﹐其中的某些概念和方法与人们通常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简单的用GDP评价某个历史时期﹐常常会带来一些问题﹐特别是用GDP评价建国头30年﹐问题更多。这是因为﹐GDP是为评价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而设计的指标﹐用来评价计划经济（产品经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出现低估和失真的情况。

一﹑两种本质不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国民经济核算有两种基本的体系﹐分别是MPS和SNA。MPS是基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而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称为物质产品平衡体系﹐简称MPS（The 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s）。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种核算体系在苏联﹑东欧﹑中国等计划经济国家广泛使用﹐其主要指标是社会总产值（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SNA是基于凯恩斯的所得~支出方法﹐经过斯通（Richard Stone）和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改造而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称为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简称SNA（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这种核算体系广泛使用在美英等市场经济国家﹐GDP是SNA核算体系的一个核心指标。
MPS和SNA的区别很多（具体区别见表~1）﹐但本质上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差别所致。MPS理论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只有物质生产才创造价值﹐社会产品是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有用成果﹐非物质生产部门如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公共事业﹑住宅管理﹑生活旅游等部门提供的各种服务﹐或者是没有经过人类劳动过滤的物质资源﹐或者虽然经过人类劳动﹐但却没有形成物质产品或是家庭的自我服务的劳动成果﹐都不算是社会产品﹐其收入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中形成的﹐因而不计入社会生产的总量。从使用价值来看﹐社会产品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三大部门的产品构成﹔从价值来说﹐社会产品由产品进入消费领域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决定﹐因此还必须把商业与货物运输部门的增加值计算进去。所以﹐社会产品的范围不仅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三大部门﹐同时也包括商业和运输等部门的活动成果。
SNA理论认为﹐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共同创造价值﹐劳动创造工资﹐资本创造利润﹐土地创造地租﹐不区分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认为一切商品的生产和劳务的提供都是生产。根据这个理论﹐GDP是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生产活动包括货物的生产和服务的生产﹕提供或准备提供给其它单位的货物或服务的生产﹔生产者用于自身最终消费或固定资本形成的所有货物的自给性生产﹔自有住房[1] 和付酬家庭雇员提供的家庭或个人服务的自给性生产。
表~1﹕国际上两大核算体系的比较表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也由于当时我国非物质生产所占比重较少的实际情况﹐我国实行的是MPS体系。改革开放以后﹐非物质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事业等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有关部门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以便制订正确的服务业发展政策﹐协调各产业部门健康发展﹔同时﹐由于与西方国家交往活动的增多﹐需要与西方有关发展状况进行经常性的大量的比较。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在继续开展MPS核算的同时﹐逐步研究和开展SNA核算。90年代初﹐由于苏东剧变﹐实行MPS的国家急剧减少﹐SNA成为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也不再提供MPS数据。根据这个具体情况﹐我国在保留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划分的同时﹐开始实行SNA核算。
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放弃MPS而实行SNA﹐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是因为MPS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所以才改用SNA。[2]
从理论上讲﹐MPS关于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划分﹐恰恰是它优越于SNA的地方。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理论告诉我们﹐只有物质生产才创造新价值﹐非物质生产只能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存在和发展。如果物质生产的份额低于非物质生产的份额﹐非物质生产就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能持续存在与发展的。在SNA体系中﹐对不生产商品的劳动部门﹐是以统计这些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和固定资产虚拟折旧作为增加值的。但是﹐根据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划分﹐这些部门劳动者的工资并非来源于该部门的经营性收入﹐追根究底﹐是社会的商品生产部门净收入的一部分转移过来的。从西方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表象上看﹐这种转移的非物质生产部分要大大超过物质生产部分﹐似乎可以说明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划分是错误的。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这种现象只是说明﹕第一﹐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进入经济“空心化”﹐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走向衰弱和腐朽的证明﹔第二﹐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理论不能简单地﹑无条件地搬用到实践中﹐因为﹐在存在阶级和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历史形成的对他们有利的国际价格和国际分工获取超额利润﹐通过这种国际收入转移﹐在本国物质生产比较小的份额下﹐维持本国非物质生产较大的份额。[3] 因此﹐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物质生产的发展﹐打破历史形成的对它们不利的国际价格和国际分工﹐才能避免被剥削和被边缘化的命运。
现在有一些学者简单地用以GDP为核心指标的SNA理念去评价建国头30年的发展﹐如认为﹐当时我们对非物质生产重视不够﹐应该采用“比较优势”而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可以外贸立国而不必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等等﹐这些看法是不适当的。

二﹑1952~1977年GDP数据的推算及其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在80年代中期才开始研究和试算SNA﹐所以﹐现在大家所使用的1952~1978年GDP数据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统计数字﹐而是在国民收入指标的基础上结合其它相关历史数据推算而来的。
由于GDP的核算范围大于MPS的国民收入范围﹐因此﹐推算出来的GDP通常要大于MPS的国民收入。表~2反映了其它国家按此口径计算时﹐GDP与MPS国民收入间的差距。[4]
表~2﹕世界十个发达国家SNA国民收入换算为MPS国民收入的比较﹐1978年
（单位﹕十亿本国货币）

资料来源﹕参见钱伯海﹕〈东西方国民收入指标对比〉﹐《宏观经济研究》1983年第23期。
1988年﹐由张风波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提供了1952~1986年GDP数据﹐这是比较早公布的建国头30年GDP数据。张风波采用了世界银行提供的计算方法﹐并对一些权重进行了调整﹐其计算公式为﹕GDP＝国民收入＋折旧＋非物质性服务＋房租。
表~3﹕折旧﹑非物质性服务以及房租占国民收入生产额的比重 （％）

资料来源﹕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28页。
在这个公式中﹐国民收入有历年的统计数﹐三项附加值的数量根据这些附加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推算﹐具体比重见表~3。这样﹐上述计算公式变为﹕GDP＝国民收入×（1＋调整系数）。
对1952~1978年的中国来说﹐16％左右的调整系数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30~50％的调整系数相比差距较大﹐但就非物质性服务和房租这两个方面来讲﹐商品经济越发达﹐其所占比重越大。日本在1960年﹐类似的系数为19％﹐直到1970年﹐才上升到29％﹔印度在1960年﹐类似的系数为15％﹐直到1977年﹐才上升到24％﹔墨西哥在1960年﹐类似的系数为18％﹐到1977年﹐才上升到19％。[5]
1997年﹐国家统计局和日本一桥大学（Hitotsubashi University）进行的一项合作研究中﹐按照SNA原则对1952~1995年中国GDP数据进行了估算。[6] 对于这一推算的GDP数据的可靠性﹐国外学者由于缺乏资料﹐相关评价较少。到目前为止﹐引起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并且涉及1952~1978年GDP数据的评价﹐主要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高级顾问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撰写的专著《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在这本专著中﹐麦迪逊认为1952~1978年中国GDP被大大低估了。他举例指出﹐中国GDP的绝对量1952年应增加38％﹐1978年应增加27％﹐1987年应增加10.3％。[7] 表~4为张风波﹑国家统计局和麦迪逊对我国1952~1978年GDP三种估算值的比较。
表~4﹕1952~1978年三种GDP估算值的比较 （单位﹕亿元）

注﹕张风波的数据按当年价格计算﹔麦迪逊的数据按1987年价格计算﹔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为当年价格﹐（2）为1987年价格﹔偏差率1＝张风波数÷统计局数1－1﹐偏差率2＝麦迪逊数÷统计局数2－1﹔尾数四舍五入。
资料来源﹕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安格斯‧麦迪逊着﹑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运行（公元960~2030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
把张风波提供的GDP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除去1952年﹑1954年和1955年外﹐张风波GDP都小于统计局GDP﹔两者相差最小的是1955年﹐只有0.1亿元﹐偏差率为0.1％﹔两者相对相差最大的是1962年﹐偏差率为7.2％。
把麦迪逊提供的GDP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1952~1978年中﹐麦迪逊GDP都大于统计局GDP﹐除1975年上调了24.1％外﹐其它年份的上调都在25％以上﹐其中上调25~29％的有十个年份﹐[8] 上调30~39％的有14个年份﹐[9] 上调高于40％的有两个年份﹔[10] 两者绝对值相差最小的是1953年﹐为540.84亿元﹐绝对值相差最大的是1978年﹐为1380.78亿元﹔相对值最小的是1975年﹐偏差率为24.1％﹐相对值最大的是1962年﹐偏差率为40.9％。
对于国家统计局推算的GDP数据的评价﹐引起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还有世界银行的一个专门报告《中国人均GDP》。虽然这个报告只是针对1992年GDP数据﹐但它提出的中国在统计GDP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会对1952~1978年GDP数据的推算产生影响﹐因此也应作为重要的参考。在报告中﹐世界银行对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向上调整﹐综合调整比率高达34.3％﹐即中国1992年GDP数据被低估了三分之一。[11]
对于国外的这两个评估﹐中国学术界并不完全认同﹐并有专门文章进行了分析。[12] 但中国学者也承认﹐中国GDP核算还存在若干问题。时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的许宪春发表的〈中国GDP核算问题研究〉一文﹐[13] 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会对1952~1978年GDP数据调整有较大影响。
其一是住房服务。许宪春指出﹐受资料来源的限制和福利性住房政策的影响﹐中国住房服务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很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其它发展中国家。[14] 这是中国GDP总量低估的主要方面。如GDP核算中只包括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供的住房服务﹐没有包括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向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庭提供的住房服务﹔受公有住房房租普遍偏低的影响和数据来源的限制﹐城乡居民自有住房服务目前仅把按住房原值2~4％折旧率计算的虚拟固定资产折旧作为总产出﹐同时作为增加值﹐所采用的折旧率偏低﹐也没有计算其它成本﹔等等。
其二是财政补贴。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财政对企业的补贴也是作为负的生产税处理的。然而在中国﹐许多情况下﹐财政对企业的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和亏损补贴﹐实际上是政府价格政策的结果。因此﹐比较合理的处理方法是﹐把这部分补贴作为政府的最终消费支出和对消费者的转移。
其三是企业内部的福利性服务。中国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向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庭提供大量福利性服务﹐如医疗﹑托儿﹑教育﹑理发﹑洗澡服务等等。与市场上同类服务相比﹐这些服务收费很低﹐甚至是免费的﹐从而导致相应服务业增加值的低估。同时﹐这类服务成本也被部分打入企业主营业务成本之中﹐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主营业务的增加值。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1952~1978年的中国GDP绝对量数据﹐在严肃的统计专业学术文章中﹐未见认为高估的观点。也就是说﹐尽管对低估的程度有不同认识﹐但认为国家统计局1952~1978年的中国GDP数据低估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的观点﹐在统计学界是有一定共识的。

三﹑未观测经济和产品经济对GDP的影响

统计学界公认﹐用GDP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时﹐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往往被低估。这是因为GDP是为评价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而设计的指标﹐核算GDP时﹐必须遵循市场原则。所谓市场原则﹐是指确定国民经济核算范围﹑分类﹑账户划分等内容时﹐必须从市场出发﹐考虑市场﹑市场活动和市场发展变化﹐国民经济主要总量的核算对象﹐要以是否进入市场为界线。由于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商品经济不发达﹐大量劳动产品不是以商品形式存在和交易﹐同时﹐有关的统计也很难保证质量﹐因此﹐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往往被低估。
表~5﹕部分国家1998年未观测经济（NOE）占GDP比重 （％）

注﹕以上估算仅包括地下经济和非正规经济部分﹔部分国家为1997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知识问答》﹐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传统上认为﹐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被低估主要表现在未观测经济（Non-Observed Economy）方面。根据主要来自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独联体联邦统计委员会﹑意大利统计局﹑荷兰统计局和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专家集体编写的《未被观测经济测算手册》﹐未观测经济活动有五个部分组成﹕（1）地下生产﹐指不按照管理规则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例如逃税﹑少付工资﹑不注册等行为﹔（2）非法生产﹐指被法律禁止和非授权的生产和服务﹐例如毒品和盗版等﹔（3）非正规生产﹐指生产规模较小而没有注册的生产﹐例如街头商贩等﹔（4）住户为自己的最终使用而进行的生产﹐包括作物种植﹑家畜饲养﹑房屋建筑等﹔（5）由于数据搜集系统存在的缺陷而发生的遗漏﹐例如企业统计范围不全﹑瞒报等。表~5反映了部分国家未观测经济的大体规模。
中国的常规国民经济核算涵盖了部分非正规部分活动和部分为住户自身使用的生产活动﹐但没有包括地下生产和非法生产活动﹐也没有包括因基本统计数据收集系统本身缺陷而遗漏的一些活动。因此﹐在1952~1978年GDP数据推算中﹐也有部分未观测经济没有被包括进去。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未观测经济问题﹐提出了几种估算数据。如李建军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后“两种口径的未观测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介于10~49％之间”。[15]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全国未观测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平均为29％左右。”[16]
更权威的数据来自2004年经济普查。根据这次经济普查方案﹐它涵盖了未观测经济中的非正规部门活动﹑为住户自身使用的生产活动和因常规统计数据收集系统本身缺陷而遗漏的一些活动﹐但仍未包括地下生产和非法生产活动。具体地来说﹐根据这次经济普查﹐2004年我国GDP总量比原核算数增加了23002亿元﹐其绝大部分是第三产业增加值﹐而以前的统计则低估了大约20％的规模。[17]
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由于没有如实核算未观测经济﹐1952~1978年GDP数据也被低估了20％。首先﹐1978年前﹐中国的第三产业规模本身较小﹐即使有所遗漏﹐也大大低于改革开放后的数量。其次﹐1978年前﹐地下生产﹑非法生产﹑企业瞒报等现象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数量很少。[18] 最后﹐非正规生产在1978年前主要存在于农村﹐数量也较少。
因此﹐中国1952~1978年的未观测经济﹐从实际情况看﹐主要集中在企业统计不全﹑住户为自己的最终使用而进行的生产以及非正规生产方面。至于具体数量﹐还需要有关部门和学者加强研究﹐提出一个国内外统计学界都认可的数据来。
除了未观测经济﹐建国头30年实行产品经济（计划经济）的具体特点﹐也是导致中国1952~1978年GDP数据被低估的重要因素。
未观测经济主要是指本身以商品形式存在或交易但未被统计的生产行为﹐产品经济主要是指本身不以商品形式存在或交易的生产行为。产品经济对GDP的影响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1）无酬或以低酬（剪刀差）形式生产和交易的物质产品﹐如无偿调拨的物资﹑[19] 以剪刀差价格上缴的农产品等﹔（2）无酬或以低酬形式提供的劳动力投入﹐如大修水利工程的农民工投入﹑城镇干部职工的义务劳动等﹔（3）无酬或以低酬形式提供的非物质服务﹐如卫生﹑文化﹑教育等。[20]
本文限于篇幅﹐主要以参加水利工程的农民工投入为例﹐分析第二部分的产品经济影响。根据国家水利电力部的统计﹐截止到1976年底﹐全国累计建成大中型水库7.8万多座﹐塘坝650万个﹐总库容量四千亿立米﹔万亩以上的大中型灌区6500多处﹐全国灌溉面积达到七亿亩左右﹔机井两百万眼﹐机电排灌动力5400万马力﹔堤防海塘15.8万多公里﹐并疏通开挖了大量河道沟渠。[21] 这些伟大成就的实现﹐除了国家的一部分水利基建投资外﹐主要就是通过广大干部群众掀起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建成的。
在这些项目中﹐财政支出作为基本建设投资﹐有些项目对出工的社员或其所在生产队的资金补贴这两部分支出是计入了当时的积累额即国民收入总额的。但是﹐从SNA的角度讲﹐派工社员支出的活劳动的大部分﹐并没有进入商品经济的范围﹐而只是存在于最终竣工的水库的实物形态中﹐体现为水库建设完成的工程量。因此﹐这一部分劳动没有以成本方式计入水库项目的积累额﹐也就未计入当时的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另一方面﹐虽然各生产队派往水库工地劳动的农民﹐在自己的生产队记了工分﹐但这只是增加了生产队工分的总量﹐由于生产队收获的粮食以及其它农产品的数量和可分配的资金并没有相应增加﹐因此工分的分值（不是劳动日值）将相应降低。所以﹐这一部分劳动也没有计入农业增加值﹐同样未计入当时的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
不仅是水利建设﹐在后续的水利工程管理上﹐无酬或以低酬形式提供的劳动力投入也相当可观。如桃源县的水利工程管理﹐采取了国家固定职工﹑脱产的集体人员和亦工亦农人员共同管理的形式﹐在付酬上分别采取规定工资﹑投资记工﹑补助费和按同等劳力记工的方式。全县水利工程管理1.4万多人﹐国家固定职工只有227人﹐占1.62％。[22]
类似于这样的情况还有铁道工程建设﹑军事工程建设等﹐如桥隧占30％以上的成昆铁路﹐其绝大多数人力劳动是由劳动力几乎零成本的铁道兵完成的。[23]
在研究建国头30年的历史时﹐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从实物指标或发展速度看﹐我们的发展成就很大﹐但从价值和人民生活水平看﹐我们的发展成就则较小。有些学者据此认为﹐我们建国头30年的发展成就被高估了。从SNA角度出发﹐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SNA理念﹐一切劳动都是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实物指标高和发展速度快﹐在通常情况下都表现为价值量大﹐并且最终表现为消费的增多。但是按照MPS﹐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既可以价值形态存在﹐也可以实物形态存在﹐并且优先考虑物质生产的投入﹐而这种投入既不一定直接带来消费品的增加﹐也不一定表现在价值量的增加上﹐而是会在长期时间内﹐持续地发挥作用。建国头30年的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在改革开放后30年时间里为农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坚实的基础﹐就是典型的﹑有代表性的证明。

四﹑汇率法GDP与购买力平价法GDP

为了进行GDP的国际比较﹐必须要把本币换算成一种也适用于其它国家的计价单位。在国际上﹐使用最广泛并成为典型货币的是美元﹐因此通常是把其它本币按汇率折合成美元进行比较。由于汇率时刻在变动﹐所以世界银行在通过“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比较各国GDP和人均GDP时﹐是以各国货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的三年平均数作为基准汇率。这样换算出来的GDP称为汇率法GDP﹐是目前最通行和最权威的GDP数据。
汇率法GDP虽然得到了世界公认﹐但它也有自己的内在缺陷。世界银行在其附注的“技术注释”里﹐年年都说明﹕“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NP……并不能代表或作为衡量一国福利或发展成就的尺度。”因为“把本国货币按官方汇率换算成对美元的数字这一做法﹐不能反映与这些货币相应的国内购买力”。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些人出国后回来说﹐我们的工程师一个月的工资换成美元﹐还不如美国工人一天的工资高﹐比美国失业工人领的救济金也差得远。于是有人慨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成就巨大﹐与资本主义相比就显得渺小﹐所以社会主义道路失败了。这其实就是不懂得汇率偏差而产生的认识错误。[24]
为了对GDP进行更准确的国际比较﹐现在影响较大的一种方法是购买力平价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PPP）﹐也叫国际比较项目法（ICP）﹐这种方法是以国内商品价格同基准国家同种商品价格比率的加权平均值为购买力平价计算的。ICP是由联合国统计局﹑世界银行等组织主持的一项旨在提供GDP及其组成部分的国际一致价格和物量的跨国比较体系﹐其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价格调查并利用支出法计算的GDP作为基础﹐测算不同国家货币购买力之间的真实比率（以PPP为货币转换系数）﹐从而取代汇率﹐把一国的GDP转换成以某一基准货币或国际货币表示的GDP。
需要指出的是﹐购买力平价并不是按照某一件货物来计算﹐而是按照一揽子的货物和服务来计算的。每隔几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都会更新所有货币的购买力平价﹐他们用于计算的一揽子货物和服务包括﹕2500种货物和服务﹐34种政府﹑教育和医疗的行业﹐186项器材货物﹐20项建造工程。
中国没有参加ICP﹐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年鉴上也没有标明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25] 不过﹐许多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购买力平价理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首先﹐它是换算各国有关经济指标的一个较好的工具﹐即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汇率来换算各国有关同一经济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等等）﹐可以避免按现行国际市场实际汇率换算带来的对实际经济水平的歪曲。因为一国经济水平的高低﹐归根结底是由该国所拥有的实物产量的多少来决定的。以货币购买力平价为基础换算出来的某一经济总量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一国所拥有的经济实物量的多少。而现行的市场实际汇率﹐由于受一国货币在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外贸商品﹑劳务的价格波动与偏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与以购买力平价来决定的汇率往往有忽高忽低的差异﹐以致会扭曲各国的实际经济水平。所以在比较各国经济水平时﹐用购买力平价的汇率来换算比用实际汇率来换算更为科学﹑可靠。因此﹐尽管购买力平价GDP同样存在一些问题﹐[26] 但我国已经有不少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广泛的场合使用购买力平价GDP来分析和研究问题。
世界银行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列出以购买力平价法核算的GDP﹐但没有给出1991年前的历年购买力平价GDP。安格斯‧麦迪逊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运行（公元960~2030年）》中列出了1952~2003年以1990年价格PPP为基准的购买力平价法GDP（见表~6）。
表~6﹕按国家统计局估算GDP换算的历年购买力平价法GDP（百万元∕国际元）

注﹕GDP（1）为国家统计局估算GDP﹐1987年价格﹔GDP（2）为按国家统计局估算GDP换算的购买力平价法GDP﹐1990年价格﹔GDP（3）为麦迪逊估算的购买力平价法GDP﹐1990年价格。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逊着﹐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运行（公元960~2030年）》第169﹑171页。
由此可见﹐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GDP会大幅度地提升我国GDP的数值。例如﹐1990年按美元计算的我国人均GDP为320美元﹐与美国相比差距为70倍﹔但使用购买力平价法算出的我国人均GDP为1950美元﹐与美国相比差距只有11倍。[27]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若按汇率法计算﹐2000年中国的GDP为10799.4亿美元﹐人均GDP为840美元﹐分别排在世界的第六位和第109位﹔若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00年中国的GDP为50194亿国际元﹐人均GDP为3976国际元﹐GDP总量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的第二位。

五﹑结语

通过上面的若干分析可以看出﹕如果不顾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简单地套用SNA理论和GDP去评价我国的历史特别是建国头30年的历史﹐这是不适当的﹔现行的1952~1978年GDP低估了我国这一时期的建设成就﹐因而必须同时使用社会总产值和社会总产品的若干数据和事实进行补充和调整﹔在做国际比较时﹐汇率法GDP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的实力和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这一方面﹐购买力平价GDP是一个更准确的反映。
1981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指出﹕“国际﹑国内都把这31年的成绩估计低了。总的来说﹐31年中﹐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成绩不少﹐虽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不是一团漆黑。总结历史要把这个体现出来。”[28] 因此﹐鉴于已有的学术研究表明﹐现行的1952~1978年GDP低估了我国这一时期的建设成就﹐国家统计局应该会同有关部门重新估算1952~1978年GDP﹐把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实事求是地体现出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从专业的统计角度讲﹐本文提供的若干说明只是基础性的﹐若能对党史﹑国史学界的学者更准确地使用GDP有所帮助﹐则幸莫大焉。

[1] 对于居民自有住房来说﹐本来没有发生出租行为。由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自有住房与出租住房的比率往往差异很大﹐在GDP核算中﹐为了保证住房服务的生产和使用以及居民消费水平的国际可比性和历史可比性﹐一般都把居住自有住房的住户视为对本住户提供了住房出租服务﹐而纳入房屋出租活动的核算。
[2] 这种认识企图通过我国放弃MPS而实行SNA的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关于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是错误的。
[3] 从整个世界的经济状况看﹐世界总体的非物质生产绝对地低于世界总体的物质生产。因此﹐违反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理论的现象只是特例﹐从一般生产和整个世界的经济状况看﹐区分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理论是正确的。
[4] 将SNA国民收入的分部门数据﹐扣除非物质生产部分﹐加上间接税﹐即得我国计算口径的国民收入。
[5]〈部分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部门构成〉﹐《中国经济年鉴（1982）》﹐经济管理杂志社1982年﹐第Ⅷ~95页。
[6] 由于此次推算公式和有关参数十分复杂﹐本文不再介绍﹐可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许宪春﹑田小青﹕〈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1952~1977）的资料收集和测算方法〉﹐《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
[7]《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本文转引自安格斯‧麦迪逊着﹐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运行（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3页。
[8] 所指分别是1956年﹑1958年﹑1970年﹑1971~1974年﹑1976~1978年。
[9] 所指分别是1952~1955年﹑1957年﹑1959~1961年﹑1970年﹑1964~1969年。
[10] 所指分别是1962年和1963年。
[11] 许宪春﹕〈世界银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及其存在的问题〉﹐《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12] 许宪春﹕〈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是多少﹖— OECD高级顾问麦迪逊教授谈〉﹐《中国国情国力》1999年第2期﹔许宪春﹕〈世界银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及其存在的问题〉﹐《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13] 许宪春﹕〈中国GDP核算问题研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http://www.ccer.edu.cn/download/1083-1.doc）。
[14] 美国2005年GDP统计为12万亿美元﹐其中住房服务（住房消费）1.234万亿美元。住房服务占美国GDP的10％﹐其中的自由住房又大致占四分之三。加拿大住房服务占GDP的15％﹐印度住房服务占GDP的10％﹐而我国只占3~4％左右。按照许宪春的估计﹐如果参照其它数据进行调整的话﹐居民住房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现行方法计算的相应比重要高出4.7个百分点。
[15] 李建军﹕〈基于国民账户均衡模型的未观测经济规模测算〉﹐《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6] 李建军﹕〈上半年全国未观测信贷规模突破十万亿元〉﹐中国纺织经济信息网2008年12月16日（http://www.ctei.gov.cn/zxzx/132626.htm）。
[17] 徐以升﹕〈周小川的“极大挑战”﹕GDP可能被低估20％〉﹐《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12月15日。
[18] 1978年前﹐少付工资甚至不付工资的现象是存在的﹐并且数量不少。但这大多属于义务劳动的性质﹐不属于地下经济。本文将在产品经济部分对此予以说明。
[19] 有些调拨物资有账面价格﹐计入GDP﹔有些连账面价格也没有﹐没有计入GDP。
[20] 卫生﹑文化﹑教育等部门（非盈利性的）的固定资产折旧和人员工资计入GDP﹐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是﹐其人员提供了远远超出工资的义务性质的服务﹐而这些服务在西方是有价格的﹐并且计入GDP。
[21]“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编﹕《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内部数据﹐第637页。
[22]“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编﹕《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第644页。
[23] 铁道兵不仅修路﹐还在沿路无偿进行绿化﹕仅1955年的黎湛铁路沿线﹐就种植了观赏和有经济价值的各种树木40多万株（邓力群﹑马洪﹑武衡﹕《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第538页）。
[24] 喻权域﹕《论“三个时间差”— 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5﹑82页。
[25] 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不承认购买力平价GDP。其原因除了购买力平价GDP还没有成为联合国官方指标外﹐似乎还有一些关乎自身利益的重要考虑﹕影响承担的联合国会费﹐联合国会费额＝一国GNP占世界GNP比例×（1－宽减率）﹔影响优惠待遇。如人均GNP755美元以下的国家享受软贷款和7.5％的土建工程招标优惠政策﹔人均GNP756~1445美元之间的国家享受软贷款和20年期的硬贷款﹔等等。
[26] 如忽视非贸易商品的存在﹑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所产生的冲击以及贸易成本﹑贸易壁垒的影响﹔过分强调了物价对汇率的影响﹔是一种静态或比较静态的分析﹔等等。
[27]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1992）》和《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字换算。
[28] 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06~707页。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先生被谋杀。为查办“廖案”而成立的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是在鲍罗廷策划下“引进”苏俄经验而特设之肃反机关，有点类似捷尔任斯基的契卡。这个特委办案的手法，人们或许听说过鲍罗廷一句“名言”：“政治上只问政见同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质言之是可以不问证据，按需而为。而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近读《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册），读到与此相关的一些内容。这是鲍1926年2月在北京向他的远道而来的领导同志（史称“布勃诺夫使团”）作的内部报告，讲“廖案”查办经过，将内情和盘托出，其最尖端的话是：“需要玩弄权术，需要随机应变，需要利用一个反对另一个。”这其实是鲍对自己上述“名言”的自我诠注。鲍俨然以幕后“总导演”身份，侃侃而谈，对“廖案”后广州政潮波诡云谲的深度隐秘，作了简单明了的解读。

与“廖案”相关、最让世人疑惑的问题，是许崇智被驱逐和许部粤军被整肃的问题。鲍罗廷的报告讲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个问题。许崇智很早追随孙中山，为军界资深人物，任国民党一届中央监委候补委员；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1925年7月），任政府常务委员、军委委员，同时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并补充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廖案”发生后，许崇智又进入被授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的“廖案”特别委员会，起初的排名顺序是汪、许、蒋，他的名字排在蒋介石前面，可谓炙手可热。然而不过几天，许就接二连三遇上了麻烦，从一位参与办案者，一变而成为被查办者，屡屡遭受沉重打击，最后被逐出广东。这究竟怎么回事呢？

问题得从李福林说起。据称当年7月间，粤军将领李福林、魏邦平、梁鸿楷、梁士锋、张国桢、杨锦龙等，曾在李的家乡——广州河南大塘，召开以“反共”和“推翻许崇智、蒋介石，重组政府”为内容的会议。廖仲恺遇害后，李福林“害怕东窗事发”，乃于案发后的第三天，即8月23日，向“廖案”特委告发了这一“秘密”。李福林的“检举”，置许崇智于不利之地，因参加这个“大塘会议”的梁鸿楷等人，多数是他的部属；而授蒋介石予可趁之机。在粤军中，许是总司令，蒋为参谋长，读蒋介石“年谱”可知，蒋对许早有满腹怨恨，并怀取代之心。他于是抓着李福林提供的把柄，并以“剪除谋叛军队”为词，在“未曾商准许总司令”的情况下，首先逮捕了许部师长张国桢、旅长杨锦龙。

然而，李福林举报“大塘会议”，并未抖出多少“干货”，未举证梁鸿楷等是否参与杀廖，也未列出他们有何“谋叛”的计划和行动。不但如此，后来梁鸿楷等人被捕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还让被捕者的家属“报效”了大笔金钱之后，获得了释放。可见关于“大塘会议”的材料是不过硬的，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从当时的情况分析，这可能只是李福林家中的吃喝之谈。当时，包括李在内的一批军官，对时局的变动心有不甘，黄埔学生与李福林的“福军”又因搜查赌馆而拔枪对射，关系十分紧张。故当这些人凑在一起时，借助酒兴，往往肆无忌惮，口出狂言。“廖案”后风声骤紧时，李为抢占主动，乃将酒桌上的“反话”端了出来。或许就是因证据不足，因此许崇智对“大塘会议”的看法是有所保留的，他不但反对逮捕张国桢，而且在决定对梁鸿楷及其部队采取行动时，他明确表示“拒绝执行”！事情于是被拧住了。

鲍罗廷的报告说：许崇智抵制对梁鸿楷的逮捕，庇护这个将领。为此，只好由鲍亲自出马，“花了很多天时间”，“采取种种计谋和策略”，“设法迫使许崇智去同梁鸿楷作斗争”。鲍的“计谋和策略”，就是再三重复传言，说梁鸿楷“参与反廖仲恺阴谋”，“同香港有直接联系”等，还挑拨许、梁之间的关系。然而，无论鲍怎么说，许仍然不为所动，“都拿他没办法”。鲍最后的手法，就是放出将驱逐胡汉民的风声，甚至说要逮捕胡汉民，向许示威和施压。鲍认为这是逼许就范最有效的一招，他向“使团”成员解释说：“我们这样处理胡汉民，立即对许崇智起了作用，所以他表示同意逮捕梁鸿楷。”许的防线，就这样被突破了。8月25日，许以开会为名，召梁鸿楷、梁士锋等人至粤军总部，当即予以拘捕。接着蒋介石出动兵力，分别解散了他们在广州及西江的部队。

鲍“迫使”许崇智向他自己的将领和部队开刀，然而，梁鸿楷等人涉嫌“廖案”与谋危政府的罪名，却未经查实。如上所说，梁等人被捕后，在“报效”一笔金钱后（罗翼群说梁五人合共献出三十三万元，梁鸿楷弟梁振楷说缴款十六万元），已获得了释放。“罪”而能用钱买脱，其罪当然要打个“？”号。在1926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作的“廖案检察报告”仅将梁鸿楷等定性为“失意军人”，在所陈公布的“廖案”人犯名单中，也没有梁的名字。至于被蒋介石处死的张国桢，是与蒋积有很深的私恨的人物，有人指出“廖案”发生两年前，蒋对张国桢“已萌杀机”。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一边收钱放人，一边让报纸登出虚假消息，如《申报》1925年9月24日国内专电：“在黄埔监守梁鸿楷之学生军一连，受莫雄、郑润琦运动，巧（18日）私释放。……黄埔之杨锦龙、谭启秀、林直勉、梁士锋，闻亦与梁鸿楷同时逃脱……”《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2日报道：判处“梁鸿楷终身监禁”。这都是糊弄不明真相的平民百姓的。事实是梁鸿楷被释放后又与李福林合伙开办赌摊，获得厚利，抗战时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广东省政府顾问。鲍罗廷的“迫使”，让许损兵折将，使身为“廖案”特委成员的许崇智，被迎头敲了一棒。

下一步，鲍罗廷及汪、蒋要考虑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置许崇智了。鲍罗廷再三说：“无论如何要排除许崇智”，“除了排除许崇智别无出路”。那么，对许崇智与李福林二人应如何摆布？鲍不容置疑回答说：“我的观点是可以尽快除掉许崇智而不是李福林！”

然而，当时人们的印象，许是“革命将领”，而李乃“土匪”出身。连听鲍报告的“使团”成员都知道这一点，他们问：“排除许崇智的理由是什么？”鲍对此作了不厌其烦、反反复复的解释。他说：李虽然土匪出身，但“毕竟是唯一一个确实同农村、同农民结合在一起，而在城市里同商人结合在一起的将领。尽管他洗劫过老百姓，但老百姓对他怀有好感”。而许崇智“不是革命将领”，“我反对他是因为他一会儿在暗地里同农会作对，一会儿公开反对农会，……在广东农民与豪绅之间发生的战争中，他和他的军队始终站在豪绅一边”。鲍罗廷的这番话是不符合事实的。李福林及其“福军”残民以逞，一以贯之，说李福林同农民、商人“结合”，老百姓对他“怀有好感”，简直是天方夜谭；而许崇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却无反对农会、勾结豪绅的表现。针对鲍此番言论，著名历史学者梁尚贤在《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一书中有所匡正：一、“李福林及其福军反对农会，与豪绅民团有密切联系，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二、“在史料上至今找不到许崇智本人反对农会和主使军队援助豪绅的证据”。可见鲍罗廷这番话，与事实正好相反，纯属“不问证据”的随意编造。

为“除掉”许崇智，鲍罗廷还搬出了孙中山，说孙中山生前“很敌视”许崇智。鲍说道：“当孙逸仙及其衣衫褴褛的饥饿的军队处境十分艰难时，曾向富豪许崇智寻求过帮助，当时许控制着15——20个地区，几乎占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他从20个地区的老百姓身上征收大笔捐税，但他拒绝向孙提供帮助。如果说孙向他求助1000元，他都不提供，就不要说他对孙逸仙的任何顺从了。”鲍并且断言：孙中山“很憎恨”许崇智；孙对许的态度，“甚至比对桂军首领的态度还坏”。然而稍知实情者都知道，孙、许关系非同一般，甚至称得上是患难之交。且不论许崇智部是否控制过全省三分之一地区，要说许拒绝帮助、连1000元都不愿提供给孙中山，不但于史无据，从二人的关系来说也是难于置信的。孙当然对许崇智有所批评，用孙的话说是“责兄之重”、而“爱兄之深”。有一次许崇智闹情绪出走，孙即让人带上他的亲笔信去追，信中说：“兄（指许）之职责自非一时一地之关系，实国家百年大计之所赖也。必当劳怨不辞，毅力奋斗，至盼！至盼！”这里所体现的，绝非什么“很敌视”和“很憎恨”，而是一片倚重之情。鲍将虚而不实之词硬安在孙中山身上，显然是为“除掉”许崇智而任意编造“理由”。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证据之确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去许留李”，尽快“除掉”许崇智。9月19日，蒋介石以“解决反革命各军”为名义，出动军队，宣布广州全市戒严。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了许崇智的住宅，随之给许送去蒋的一封信，以劝许“暂离粤境”的口吻，令其立即去职。许打电话给汪精卫求助，汪回答说此事“非如此解决不可”。汪并对媒体发表谈话，明确支持蒋介石，说党内外“若因此事有不谅于介石者，余愿分其谤也”。许万不得已，只好缷职，被“流放”到上海去了。粤军第四师长许济，亦被解职随行。第二天，蒋介石又派军队到东莞各地，包围粤军第三师长郑润琦、第三旅长莫雄的部队，追缴该二部的枪械，并逐郑、莫于境外。总之，这两天驱逐许崇智、整肃许部粤军的行动，是蒋介石、汪精卫密切配合，联手实施的。当以上各项动作完成之后，汪蒋在报上发布的消息，称许崇智之离职是因“所部迭次谋叛，上无以对党对政府，下无以自解，异常愤慨。且患有脑病，因是剧发，故有赴沪养疴之意。”似乎许不是被蒋的枪杆子赶走，而是他心有羞愧，自动开差似的。他们又给郑润琦、莫雄二部，戴上一顶“反革命军队”的帽子，指他们“包藏祸心”，“密谋袭攻广州”等等。20世纪70年代，就是这位当年被整掉的莫雄，在一家博物馆的展厅里看到那张旧报纸，读到郑、莫“包藏祸心”等几行文字，不禁火冒三丈。那一幕情景曾为笔者目睹。莫雄说这是蒋介石对他们的陷害，还说当时蒋介石派的军队是打着执行“许崇智命令”的旗号，并拿着许的“手令”来“解决”他们的。权术，在这里已被“玩”得很到家了。

许崇智所部1924年3月编为“建国粤军”时，拥有四师、三独立旅、一警卫军，据称共有4万多人。经过“廖案”一场风波，不但许本人被“除掉”，其部队亦多被并吞，设在省谘议局（现广州近代史博物馆）的粤军总司令部，遂被撤销。许崇智所受打击，不可谓不沉重矣。而曾经被伍豪（周恩来）称之为骄横仅“次”于滇军的李福林“福军”（伍豪的文章谓：“以滇军为最骄横”，李福林“次之”），则一变而成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李亦成为该军军长。有人指出赶走许及许部粤军“是错误的”，鲍罗廷的回答是六个字：“先镇压，后改革”。听鲍报告的“使团”领导这时插话说：“这种经典的表述方式，一个字也不能少。”可见他对此是十分赞赏的。在鲍罗廷的报告中，我们还读到了这样的话：“我们只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诚实的政府。”然而，正是由于鲍及汪蒋在查办“廖案”中的乱作为，让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诚信”，被打了个大大的问号。他们“不问证据”的种种言行，他们所玩弄的种种“权术”，都不是什么“诚实”的东西。一边在大讲“需要玩弄权术”，一边却高唱什么“诚实”，这难道算得上是诚实的吗？而以不诚实的手段去建立“诚实的政府”，难道不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吗？

毛泽东与邓小平是如何当少数派的：以党内集体农业政策上的政见分歧为例

作者：老田

毛泽东曾经在党内作为主要决策人主政，邓小平是毛泽东去世之后也获得了这样的地位，恰好这两个人都曾经在农业关键政策上处于少数地位，比较两个人的处置方法，不无启迪意义。

一

1951年中央高层关于山西合作社问题的争论上，原本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薄一波，自承是被毛泽东说服了。而刘少奇的反对意见，毫无逻辑可言，虽然后来邓小平搞了分田到户，也做了大量的理论包装和舆论宣传，但在说服力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欠缺，未能说服山西的合作事业探路者。[1]就算是杜润生先生这样的人，虽然他本人还宣传过一阵只有生产力才能决定生产关系，必须先机械化然后才能合作化，但是他自己也并不相信有了拖拉机就会有合作化。[2]看来，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仅仅依靠背诵公式并不能解决说服力问题。

1953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以推进合作化事业，邓子恢担任部长。但该部在实际执行政策过程中间出现极大的摇摆性：大体上每年秋冬会下一个推进合作化的文件，每年春天会下一个解散合作化的文件，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55年。这种大幅度的政策摇摆，要是放置在一个具体的区域中间，就看得更清楚了，根据曹锦清教授等人对浙江海宁县的追溯研究：1952年春该县己有34.5%的农户加入了互助组，年末则猛增到53.3%。1953年春由于中央决策层的“反急进冒进”派占了上风，全县参加互助组的农户总数一下跌落到28%，同年冬末，毛泽东又对互助组大加鼓吹，这一比例又猛升到56%。1954年年末海宁县共办了初级社695个，1955年春天又紧急砍掉421个。[3]

等到1955年，就不再是邓子恢对合作化不积极了，根据文革期间披露的资料，刘少奇等人也公开宣传“合作化超越了干部的管理经验和群众的觉悟水平”。刘少奇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发言，就提出了两个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到底合作化事业还能不能继续？合作化事业顺利进行的限制条件到底是什么？

从合作化事业的具体进程看，当时各地农村的合作事业还仅仅达到初级社试办水平上，土地仍然私有，合作也仅仅局限于劳动和工具的有组织互助，尚不具备开展改土改水这种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制度条件，对农村人力和土地资源进行合理调配的制度基础还受到土地私有的巨大障碍。由于决策层和主管部门都对合作化不积极，各级官员往往处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反对状态之下，这个时期，毛泽东要积极推进合作化事业，就在党内遭遇到很多积极的“反对票”和消极的“反对票”。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是如何面对多数反对票的。

本来，农村工作部建立起来就是为了推行合作化的，本应该由这个部门及其下设的研究机构去收集先进典型经验，并从中提炼出政策意见，但是，该部的部长和大官们对此都不大感兴趣，因此，正常的政策调查和资料工作，就只能由党内对合作化最积极的人士——毛泽东来承担了。为了亲自推动这一事业，毛泽东只好越俎代庖去接管本应由邓子恢及其手下承担的工作——他亲自阅读和审阅各地上送的合作化典型材料，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等到七届六中全会上在北京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编辑工作，与会代表人手一册。在农村地区许多先进的农民带头人的强大实践经验面前，所有的反对意见都丧失了根据，反对派在会上都丧失了发言权，邓子恢不得不在会上做检讨，以表示自己的认识跟上来了，还能继续胜任部长工作。此后，中央高层的反对合作化的意见销声匿迹，一些人转而狂热地在“一大二公三纯”问题上积极表现，大跃进时期留下很多这种生动表演。

毛泽东并不以反驳反对派为限，他在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正式出版时更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过程中间，从基层的先进典型人物身上，看到了集体农业与个体农业的差距及其不同的生产潜力所在，这就提出来一个关键的政策问题：集体农业将在哪些方面借由集体努力去提高生产潜力？毛泽东把许多原本头脑空空的省委书记们，硬是拉到一起，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中间来，这就是《农业四十条纲要》的形成过程。毛泽东自己后来回顾这个关键条例的制定过程是这样子的：“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搞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二次杭州会议才形成四十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有各省同志参加，中央也有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大家觉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见，加以修改，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4]

据记载，杭州会议和天津会议的参加人是：“在杭州期间，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专门研究农业发展规划，搞出了十五条。参加会议的有：柯庆施、王任重、吴芝圃、刘顺元、陶铸、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华。”“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离杭州北上。二十日，到天津。在天津又召集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在杭州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成为《农业十七条》。参加会议的有：吴德、乌兰夫、白坚、吴砚农、马文瑞、陶鲁笳、黄欧东、欧阳钦。当天晚上回到北京。”[5]看看这些名单，就知道毛泽东何等厉害，想想这些人以后肯定再也不能装聋作哑、无动于衷了。

集体农业的生产潜力，在四十条制订中间就已经让很多人看得很清楚了，1956年人民日报社论中间说：“农业合作化的实现，除了许多大家已经熟悉的好处之外，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好处，就是我国农村中极为巨大的劳动力有了充分发挥作用的机会。农村中的男劳动力，在黄河淮河一带，有些地方，从前每年只能作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后，可以作工二百多天，女劳动力过去不使用或较少使用，合作化之后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因此，合作化之后，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其他副业的生产就必然会大大增加。合作化之后，从前无法做全面规划的农村，就可以做出全面规划了。除了农、林、牧、渔、副业的生产规划外，小型水利和地方性的流域规划，增加肥料的规划，改良种子的规划，改良土壤的规划，消灭各种病虫害的规划，消灭地方疾病的卫生工作规划，消灭全国文盲的文化工作规划，建设大小道路、电话网、有线广播网的规划，消灭蚊蝇鼠雀的规划，绿化的规划，以及其他必要的规划，就变成可能作出的而且可以有力量来实施的事情了。这样，在农村中，出现了从前所没有想象到的巨大的生产力。”[6]

只要看一看毛泽东是何等的不怕麻烦，就知道跟他争论问题是如何难以取胜了。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要求“有关同志加以研究”，研究之后还得“为一月十日的会议准备意见”。[7]这就迫使各省委书记不得不再动一番脑筋了。到1956年元月份知识分子会议上，这个四十条纲要就正式提出来了，因为四十条之间有一条是讲计划生育的，马寅初参会之后回去赶写了《新人口论》论证“计划生育就是好”。1957年的青岛会议上讨论了一次。等到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正式通过，1960年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再次通过。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作为少数派的两大政治策略，一是让那些仅仅依靠“似是而非的公式”去思考问题的人，真正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和丰富内涵，给原本空空的头脑输进去问题意识和来自基层的经验材料，这是他反复召开省委书记会议的精明计算所在；二是他让许多人直接参与到决策过程中间，反复开动他们的头脑输入信息和问题并一起“过滤”出政策来，让许多官老爷们都在具体政策上得到相关信息并形成明确选择，这样，就具备把问题和相关政策拿到重大会议上按程序通过并上升为重大政策的多数票了。此后，再继续持有反对意见的人，不仅在认识上显得“很落后”跟不上多数人的认识，而且在组织纪律上也是错误的。

1956年反对派叫人写了篇文章说点风凉话：“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8]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纯粹是瞎掰，四十条纲要跟各部门“争投资”引发的高指标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联系，这不过是借着批评“业务问题”不恰当地发点“政治牢骚”而已。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毛泽东后来评论说：“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除了说反对派信口开河之外，毛原本还要从组织纪律方面进行批评：“‘有些同志，当时同意（无一人反对），五个月、或者一个月以后，即表示反对，或者不同意，或者怀疑，而不经合法手续，即经同样性的会议加以改变，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突然爆发’。”[9]薄一波回忆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原本打算批评反对派“违犯组织纪律”的话，最后并没有讲出来，这算是自我克制、与人为善吧。等到党内反对派们毫无顾忌，到1962年还不吸取教训时，毛泽东就不再继续留情了，他尖锐批评某高官时说：“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10]

从重大决策的过程，以及决策变成政策之后的态度看，最终是少数派毛泽东占着组织上的优势，反对派原本具有多数票的，但最终下降为与“中央政策”唱反调并“自立政策”的反对派了。

二

等到1979年，邓小平要拆散集体农业，但是再一次面临多数人反对，这一次邓小平是这么解决的呢？

在党内高层，“分田帮”是少数票（据万里等人回忆，省委书记中间只有辽宁任仲夷、内蒙周惠、贵州池必卿三个风派人士赞成，上面农林水利口官员从机械化和水利化要求着眼都反对分田），虽然1982-1986年胡耀邦杜润生等人连续搞了五个一号文件，但还是没有说服大多数。由于分田帮在党内始终是少数，始终没有能够说服多数人跟随他们推行分田政策，因此，广泛采用组织手段来保障政策实施就成为一个关键措施。

在中央层次，万里担任书记处书记并主管农业之后，1982年3月就撤销了农委，成立了以杜润生为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省一级按照邓小平“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原则，改组了黑龙江、吉林、福建、河北数个省委。组织措施最残酷的部分，则是迫害广大的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那些集体农业时期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基层干部。如果没有网络，人们至今仍然无法了解党内分田帮采取了多么大的政策力度，他们为分田改革下了多么大的决心并排除了多么大的“阻力”。

据杜润生回忆，河北省曾经被胡耀邦和他认为是“死堵”高层“分田帮”政策的省份，为此，胡耀邦指派杜润生去河北省委催促分田，第一次杜润生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做了个讲话，还向省委竭力推荐河北唯一的分田积极分子邢台地委书记邢崇智的所谓“五统一”经验，但是，这个没有能够说服多数人。结果，第二次胡耀邦自己亲临河北，在大会上当场批判河北省委，说他们“耽搁了三年时间，要捡回来。”然后，改组河北省委并调高扬去河北任省委书记。[11]在胡耀邦、杜润生等人多次催促并以撤职相要挟的情况下，才勉强在河北推广了这个不得人心的政策。

杜润生在主持分田时，非常担心基层的“三五牌干部”（五十年代参加工作、年龄五十多岁、工资五十多元的公社干部）反对，因此，在对基层干部采取组织处理手段方面，更为极端。分田帮中省委书记内部仅有的三个积极分子之一的任仲夷，在辽宁采取极端手段，基本上把基层干部一扫而光。大连郊县某公社的老书记告诉我，任仲夷连公社里头的宣传干事和组织干事这个层次的干部，一个都不放过，全部调离，更不用说公社书记、社长这个级别了；他们实际上借着“深揭狠批四人帮”的茬子，把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撤职，这个书记还告诉我说，胡耀邦他们这伙人很聪明，特别会整人，他们嘴上说“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这样，他们既没有说你是“反党集团”又没有说你是“帮派体系”，整人已经整完了，还连案子都不给你定，叫你喊冤都没有地方喊。[12]而河南省委某些官员在分田帮的支持下，把实现焦裕禄遗志、领导兰考人民成功治理“沙、涝、碱”“三害”的整个县委班子和公社干部群体，统统打成“反革命集团”，治理“三害”时期的县委书记张钦礼被这一伙人判刑十三年，副书记杨捍东被判刑五年。据当时县委常委杨捍东回忆，继任的县委书记刁文竟然在一次常委会上，就草率地免去十八个公社书记的职务。

由于在华北平原各省区，电力机井已经在文革期间完成配套，机械化耕作也有很大的成就，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劳动强度上考虑，农民和基层干部普遍反对分田。基层的阻力越大，胡耀邦杜润生等人的追随者，就越是采取极端的法西斯手段针对基层干部，其中一些毛时代农业先进集体的领头人则被他们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河北省著名劳模吕玉兰，被分田帮在河北的跟风干部安上莫须有的“八大罪名”审查三年，得益于分田帮制造的良好政治氛围，这个受到周总理高度重视的著名劳模在53岁的时候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间；而沧州地区劳模叶颖芬受到各种残酷迫害，曾经一度准备自杀。如果说毛主席和周总理等老一代共产党人是坚定站在劳动模范和先进分子一边的话，那么，分田帮则是党内那些坚定地与农民中间的落后分子（例如小岗村）站在一起的人。老劳模带领群众创造的各种成就，都是对他们那种倒行逆施的有力控诉，所以，这一伙子分田帮对于老劳模怀有刻骨仇恨，这正如吕玉兰所言“月亮那么明，做贼的还反对呢！”

分田帮还依托主流媒体大肆制造舆论，说那些为了集体事业忠心耿耿的积极分子是“思想僵化头脑保守”的时代落伍分子。1981年9月吕玉兰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发言中间，说了农村的老积极分子的境遇。9月8日五届人大第二十会议第7号简报上反映了12位常委会委员的意见，特意把玉兰谈的“农村实行责任制，思想工作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的意见放在了第一条。这期简报写道：“吕玉兰委员说：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基层干部不敢抓政治思想工作；在新形势下不会做思想工作。因此，歪风邪气就上升了，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就多起来了。……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贫农、老积极分子受孤立。有人说他们： 年纪老大、思想僵化、没有文化、不懂四化。”[13]由于这伙子人毫不动摇地站在自私自利的落后分子一边，所以，看到每一个劳模的成就都感到是一个对他们的讽刺，新中国的一切建设成就都让他们感到“心窝子里堵”。

相比较而言，越是少数派对于宣传效果的依赖就越是严重，因为他们格外需要说服多数人。正是因为如此，在邓小平的安排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胡耀邦由组织部长转任宣传部长。对于邓小平格外看重自己，胡耀邦在与王仲方（罗瑞卿秘书）谈话是自己承认只是一个“勇敢分子”（原话“就是敢闯”）。[14]确实，胡耀邦舍此别无长处。据说，胡耀邦此人在延安抗大时期受过毛泽东的耳提面命，毛亲自告诉他搞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别人的人搞得少少的”，军事上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隐含了一个基本规则：总是要选择对手的弱点去进攻，同时总是要想办法争取大多数。但胡耀邦硬是要“勇敢得无比过头”，他要在宣传上进攻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农业，反而选择了一个最难攻破的坚强堡垒去进攻——通过攻击农田水利建设去批判集体农业——这其实是集体农业最有成就而且是个体农业永远也难有作为的领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胡耀邦选择的宣传重点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是挑选一个很难打赢的地点去开展火力进攻的，由此可见，胡耀邦作为一个无脑的勇敢分子到底勇敢到了何等程度？！与这种无脑宣传严重缺乏说服力相对应，就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宽松、宽厚和宽容”，只能是“舆论一边倒”和“媒体一言堂”，就算是标榜一下“三宽”——哪怕是放出一点点不同意见来——都有可能导致舆论破产和信誉破产。【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胡耀邦完全领会了毛泽东的话，也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但他就是要故意反其道而行之，目的是陷邓小平于不义，不过这种可能性极小极小。】

胡耀邦这种无脑行为，被一个半文盲陈永贵讥笑为“胡乱邦”，当然，一个陈永贵的讥笑无足轻重，但他未能通过宣传教育手段争取到党内外多数舆论的赞成，在政治后果上相当严重——最终恶化了改革设计师邓小平的政治形象。在胡耀邦发动的宣传攻势中间，只吸引到一些马屁文人和马屁记者跟着闹哄哄地鼓吹了一阵“造林胜过治水”，这种宣传传递了一种高层政治信号，导致官场中间那些跟风最快的劣等官员迅速跟进组成所谓的“林派”以紧跟邓胡，胡耀邦的无脑宣传一方面破坏了官场的先前和谐（原本大家对农田水利建设的观点都很一致），另一方面却恶化了改革派的地位——因为胡耀邦无法能够说服大多数官员结果制造了一个弱势“林派”和强大“水派”的对立，逼迫邓小平只能依赖铁腕和组织手段去推行分田政策。胡耀邦的无脑宣传运动中间，为了彻底批倒治水的必要性，马屁文人马屁记者宣传造林可以解决一切甚至可以增加年降雨量，这些马屁精记者写了很多外行文章鼓吹什么修梯田导致水土流失、水利建设是劳民伤财，最后那些人竟然信口开河宣传说只要是森林覆盖率提高了多少就能够增加降雨量，这个论调在官场中间受到冷遇——人人都知道背后是怎么回事以及那些人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但有一个书呆子——中科院资深院士黄秉维看不过眼，写了两篇文章说林派人士完全是瞎说。因为黄的文章发表在水利专业杂志上，与林派在主流喉舌报纸上发文不在一个对话场域中间，未能形成观点交锋。当然，要胡耀邦完成一个颠覆是非黑白的宣传，这肯定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完成的，但是，宣传重点针对集体农业的最强点而切入，这就不能不终于陷入死胡同了，最终的结果是在同等宣传强度下所达成的效果是最小化的。

正是因为无法通过宣传教育去说服人，所以邓小平在推行政策时就完全依赖组织制裁手段。作为邓小平最得力的干将之一，赵紫阳对这种政治铁腕有过较为妥帖的评论：“我觉得，小平比起毛泽东来，他晚年从政的一条最大特点，就是大胆地使用和重用他熟悉的老干部、老同志、老部下，还有他亲自提拔和发现的年轻干部。对反对他的意见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他当然是反感的，但是他采取的办法就是统统不用和不加重用。这一点，他和毛泽东是不同的，毛泽东领导全党的工作在使用干部上是讲究平衡，讲究五湖四海，讲究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正错误等等，这符合毛泽东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一直领导全党工作这样一个特点。而邓小平建国以来两次被打倒两次复出，他的环境和特点决定了他再不能允许有更多的时间给不同意见者留下重新认识的机会，只能是请他下台后自己慢慢考虑。邓小平在用人问题上的现实，我很理解。我曾经和他谈到一些人的问题时，他对我说：某某不要再批评了，批评了也没用，还是让他靠边站让他慢慢去想吧，我们等不了他认识到错误后再和我们共同努力了。”[15]

赵紫阳这种说法，很容易得到人们的理解，即便是在理想状态下——假定邓小平及其身边的少数人垄断真理，再加上他热衷于通过野蛮的组织手段去推行政策，有可能快速实现理想的制度和社会变革。反过来，鉴于邓小平长期不读书不看报，也不做调查研究工作而是热衷于打桥牌，若不能证明邓小平“天生就是脑袋特别灵”的话，以少数人的固执非法去排斥多数人的意见，对国家和民族远非幸事。不仅仅是分田这样一件事，改革时代的重大决策都没有没有经过党代会和人代会相关程序讨论通过，这种异常现象，赵紫阳曾对人讲过其中的缘由：“当时中国那么多老同志都在，总书记很难办事。我代总书记时，陈云要我开会，小平说不开会。陈云要开会是要个说话的地方，小平不开会，是他可以直接找我们。我没有开会，陈云问我：‘为什么不开会？’我说‘我是大秘书长一个。要开会，您和邓商量好了再开。’”[16]由于邓小平等人退在幕后，面上的一线领导人都没有决策权，所以也就无所谓代表会讨论和通过了，特别是邓小平为了自身影响最大化，达到由他一个人当总设计师的目的，竭力避免和反对开会，借以避免陈云方面人士和地方领导人有机会参与意见。从分田决策开始，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邓小平等少数几个人在那里起草文件，下面各级官员跟风执行文件，凡有不同意见和看法的官员就“让他靠边站慢慢去想”。

结合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间，以普通党员身份威胁中央领导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事实，人们都清楚邓小平几十年来热衷于以组织手段去保证政策贯彻，这就很难让人把邓小平看作合格的领导者而不是权术家，一个合格的领导者要能够凝聚大家的意见并引导人们自觉自愿地追随他完成所需的变革，而一个权术家则仅仅能够顺利地排斥不同政见者而已。从邓小平重用胡耀邦这样的勇敢分子来看，这些人只知道用权力垄断话语权，不能够创造性地帮助邓小平去完成说服多数人的工作。应该说，邓小平的权术家形象一半是自己塑造的，另一半是他重用的胡耀邦等人未能完成宣传任务塑造的——这导致邓小平至死未能获得人们的自觉跟随，而只能以组织手段去臧否官员，通过权力地位的给予和剥夺来选择那些原则性最少、对权力和官位最为热爱、跟风精神最强的劣等官员组成执政阵容，造成一种逆向选择态势。由于分田政策得不到明智干部的支持，湖南省委一直顶到1984年，后来胡耀邦本人亲自跑到湖南省，蹲了好几个月，宣称不把田分下去就赖着不走。由于缺乏说服力，由于不能说服多数人，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所谓“民主”和“开明”政治姿态，也就有了上限。

邓小平自己隐在幕后，把胡耀邦推上政治前台，结果是“主将无能，累死三军”，连邓小平自己也被他拖累。而且，胡耀邦他们做的事情没有说服力，又要主流经济学家搞理论包装，结果拖累到主流学界的声望。杜润生雇佣国民党“十大反攻救国英雄”之一的林毅夫先生为小农经济辩护，林毅夫用博弈论中间的退出权来进行理论包装，结果当即被学者指出“林毅夫的假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难以置信的”。[17]由于林毅夫的文章是1990年发表于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上，1992-1993年美国《比较经济学》杂志组织了六篇论文围绕林毅夫理论造假进行讨论，[18]那个一针见血的批评意见也就在美国广为人知了，这可真是丢人丢到美国去了。

二○○九年七月五日

二○○九年七月六日修订稿

[1]参阅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2]参阅《杜润生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

[3]曹锦清等《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116、125页

[4]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06-407页

[5]同上

[6]《人民日报》1956年元旦社论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60-263页

[8]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38、642页

[10]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载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

[11]《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0-131页

[12]对甘井子某公社老书记的访谈，2008年11月

[13]江山：《吕玉兰》，第三十七章，中红网电子书连载

[14]王仲方：耀邦与我的两次谈心，载《炎黄春秋》杂志2005年第7期

[15]师东兵：访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载师东兵《政坛秘闻录》香港港龙出版社2005年

[16]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附录一：《一访赵紫阳》

[17]董晓媛：自由退出是否减少了生产队中的偷懒？转引自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0页

[18]张军：《合作团队经济学——一个文献综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参阅《前言》

闲话六十年间二三事（下） 

朱永嘉

闲话六十年间二三事（下）

毛泽东同志讲过“分析好大有益”，我们今天对前三十年的运动必须抱着分析的态度。对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不要简单地一刀切，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客观地对待建国初三十年的历史。有的运动还是代价甚小收效甚大，比如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如此便不能动员广大的农民来支援解放战争，才能迅速地取得革命的胜利。当然土改运动，有错杀枉杀甚至个别地方出现滥杀人的现象，但是并不如有些人渲染得那么严重。又如建国初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和机关的肃反运动，当时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必需要这样做，当然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反胡风就完全搞错了。这两个运动都有一个杀人的问题，确实有人不该杀，杀错了，也有不少人可杀也可不杀，在中央直接控制下，如战犯们一个也没有杀，在地方上就很难说了，在这方面要吸取教训。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不能急匆匆地赶运动，要慎重地一个一个处理。又如建国初的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采取大张旗鼓大造声势放手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的办法，实际处理的人很少，收效很大，其后二、三十年的社会风气始终是那么简朴，在中央只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高级干部，那样在中高级干部中几十年没有出现严重贪污腐败的问题。近十年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有一百余人，判死刑立即执行的也不少了，为什么官员们还是前赴后继地贪污腐化，因为缺少大张旗鼓社会群众运动的那股威势，这股威势便是广泛的群众性的对我们干部队伍的监督。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是与整个三反运动结合在一起，杀人少而效果大，而且其成果持续时间长。当然在地方上执行时也有错杀的，那时上海的五反运动，就杀了一个商人王康年，因为他卖假药给志愿军，这下子民愤大了，不得不杀，后来张春桥对我说过，那时柯庆施讲王康年可以不杀，如果放一段时间再处理，冷静地想一下，他罪不至于死啊！总之前三十年社会风气正，黄、赌、毒的风气始终抬不起头，这不能不归功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如果从各个单位开展三反运动看，有没有冤枉过一些同志和好人呢？那当然有，我在“三反”时，曾经在复旦大学担任过打虎队长，我查的那个嫌疑人，经查证后没有什么大问题，也就平反了。所以那时确实有过搞错了的，最后定案时还是实事求是地一个一个甄别平反了嘛。我记得那时复旦大学最大的贪污嫌疑犯是保健科长李伟民，因为他经手药品的进出，他上了登辉堂在打虎大会上挨斗。但事后查证，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也就平反了，他一直活到九十几岁，有人推着他坐轮椅车出来，我们相见时，还双双问好，互祝健康呢。从复旦大学的情况讲，由于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那场群众运动的声势，有群众性和广泛的舆论监督，它压住了贪腐的风气，那时我们开会，钢笔的墨水没有了，吸一点公家的蓝墨水也要先给主持会议的人打一声招呼呢！现在的风气则是对公家的东西不用白不用。在干部中也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说法，大家都以沾公家的便宜为荣，在一般群众心目中，是非荣辱的观念被颠倒了。所以那时的运动即便有错，但与那个运动整体的影响还是有区别的，不能因个别或者部分有错而否定整体。

反之有的运动从整体上讲失大于得，如大跃进，由于瞎指挥，高指标，说假话，大乱了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饿死了人，那就不能再搞了。毛口头上不承认大跃进的失败，但大跃进失败以后，实际上他是痛定思痛的。我在文革十年中，没有听到过他老人家重提大跃进的事。毛发动大跃进，想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挥生产，想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提赶超英美的口号，想摆脱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些用心并不坏，但他太急功好利了，经过几年实践下来证明此路不通，他心头是认账的，这个失败换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珍贵的。然而就大跃进本身的教训而言，也不能全由毛一个人来负责，放卫星，弄虚作假那种浮夸的做法，与一些地方干部有关，如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都有责任，高征收也是那里搞得凶，那几个地方饿死的人也最多。一九五八年时，毛派了田家英，戚本禹去四川蹲点，同样的方法，亩产只有三百斤，而李井泉报了二千多斤，为此毛还与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辩论过，事实上还是毛首先在郑州会议上提出纠正大跃进中过左的做法。所以在重新认识这些问题时，我们应该抱着客观而又公正的态度，不能主观主义地把问题推向极端，借以宣泄自己对毛个人的不满情绪。

前三十年时期，农村基层干部比较良好的风气不能不归功于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便是这一场社教运动也有一些过左的做法，刘少奇指导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现在看来还是偏左了一点，六五年我还去横沙岛的一个生产大队负责过一期四清运动，我没有整过一个干部，但是让贫下中农诉诉苦，吐一点怨气，对端正干部的作风，健全大队的管理制度还是有益的。所以虽然运动是有缺点和问题的，整了一些不该整的人，至于从运动的整体上讲，收益大于损失，经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改善了干部和群众关系，多数人的心情是舒畅的，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所提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文革十年中国的许多城市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工业生产受到影响，个别城市工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但农村的农业生产应该说是基本稳定的，其中就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份功劳吧！至于反右和文革运动的问题就更大一些了，不仅有整人的面太宽，时间持续太长的问题，其中既有决策层面上的问题，也有执行和操作层面上的问题，也有一些是属于群体性的非理性化的极端行为，从某些方面看也许是失大于得，即便如此但也不能因噎废食，而否定所有的政治运动。即便反右运动，也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指挥的，到了下面是有不少打击面太宽，伤了不少好同志的现象，比如把一些对党组织善意的正确的批评意见也当作右派言论来批，给人带右派的帽子，长时期的歧视，这些都是错误的。但即便如此对所以会反右，在当时还有国际国内的各种复杂因素，我们还得要具体分析。搞错了当然应该平反，错一个平反一个。现在一风吹了，也应该嘛！再说政治运动中的各种错误也应该具体分析，各有各的账，不能让毛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因为决策和执行操作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如文革的失败，既有决策上的失误，如对国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对前十七年工作中的错误估计过于严重，对干部队伍的问题估计过于严重，当运动出现地方行政瘫痪，局面失控的情况时，匆忙决定各个省市全面夺权，于是各地都进入权力再分配，结果使整个局面处于进一步失控的状态；这里也有属于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在权力再分配时，人的私心大爆发，在新老干部队伍中都有思想不纯的问题，如闹派性、打派仗的问题泛滥成灾，所以后来才提出“斗私批修”的口号。实际上这是在操作层面上进一步加深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与干部是否出于公心，及其素质的状况是起重要作用的。如有的是领导干部为转移视线，转移斗争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想重演反右斗争的错误；有的是为了排斥异己，搞打击报复；有的是干部作风简单粗暴，对下面的同志只是压服而不是说服，因而错伤了许多革命群众和好同志，这事各有各的账，能把这一切也都怪在中央的决策上吗？文化大革命中所欠的账，在追究责任上，应宜粗不宜细；但从总结历史教训上讲，那应该是宜细不宜粗，那样才能帮助大家吸取教训。只有好好分析，才能大家受益，才能不重犯过去那种错误，干群之间才能一笑泯恩仇，才能促使大家在祖国大家庭中团结一致。我不喜欢武侠小说中那种成天叫嚷复仇的冤冤相报。否则的话，一些品质恶劣的人还会故伎重演，还会破坏大家今天团结和睦的氛围。当然，品质恶劣的人代代皆有，总会寻找故伎重演的机会，但有了认识，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比没有这个认识，没有思想准备要好得多。

总之，对建国初三十年的历史，应该客观地历史地去分析它，应该看到它的基本面是好的，是向上的。邓小平便曾说过建国后的三十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还说建国后的三十年“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当然是有问题、有失误、有非常惨痛的教训，对于成功和失败我们都要客观公正地看。

回顾建党以来八十八年，以建国之前的二十八年讲，我们也经历过失败，之后才取得成功。建党初是第三国际领导我们党，斯大林在指挥我们党，开始时犯右倾错误，后来犯左倾的错误，那时掌握领导权的是留苏回来的同志，他们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搞城市暴动，南昌起义以后想去广州立足，张太雷领导下搞广州暴动，都是为了有一个大的港口城市，可以接受苏联的援助，结果都失败了。后来在苏区是德国人李德在指挥军队，照搬正规化的战争条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才不得不长征，遵义会议以后，才由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军队，指挥战争。延安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才从思想上解决了认识上的问题。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是思想路线错误，从作为革命者这一点上讲他们还是我们的好同志，是中华民族的有功之臣，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功绩，虽然他们做过错事，但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牺牲；挫折、失败也是财富，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

建国以后整个党的历史也是如此，我们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也经历过失败和挫折。它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一样，他总是在不断犯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甚至犯一些后人看来非常幼稚的错误，造成一些损失是很难避免的，而且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出发点还是好的，但方法不对，对形势的认识出现错误，因此伤害了许多同志和知识分子，说到底，它毕竟是思想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一旦当大家认识到这些失败的教训和挫折时，它就是党的财富了；说清楚其中的道理，我们就不会再重犯那样的错误了。我们在取得成绩、取得成功的时候，也要警惕骄傲，因为骄者必败。要看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看到形势严峻的一面，有许多老问题依然存在，立意好的决策和制度建设，到了操作层面往往走样，那是因为部门与部门之间利益有差异，各地都有地方利益的问题，干部的素质和水平不一样。从我曾长期工作的高等教育部门看，比如高考加分的制度，立意并不坏，但在实践中加分的政策被异化了，如绍兴一中高考加分的73人中，有49名官员子女与企业老总名列其中，这往往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有的制度设计，如高考制度，经过许多年的实践，如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日渐显现，它使我们整个教育体系演化成应试教育，这个害处就很大了，不利于下一代的成长和培养。此外，如在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本来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现象，任何东西的变化，总有先后，但实施的结果，是财富最终相对集中到一部分高干子女身上，被人们作为拉开贫富差距的案例，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它会使党从根本上脱离群众。记得邓小平曾经对其弟邓垦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同时他还说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据有的报刊披露，截止2006年3月底，内地个人财富超过亿元的有3220人，而高干子女占了总人数的91%，即2932人（见今年七月六日的《西安晚报》、七月十七日的《作家文摘》），财富如此高度地向少数人特别是向高干子女身上集中，这实实在在是一个包袱，对人对己都是有害无益的，日后我们也许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在7月21日《作家文摘》的人物栏，我又看到一篇题为《中国红色第三代的非政治人生》的报道，这个报道是摘自《看天下》今年十七期，它介绍了共和国功勋的第三代经商的一群女孩子，她们有的在海外长大，现在一身珠光宝气，完全贵族化了，资本化了，看不到一点平民化的劳动本色，也缺少一点知识分子的气息，生活得那么张扬而招摇，究竟该怎样看待这种社会现象呢？我不知道这样的状况是否符合五十年代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所寄予希望的第三代，我从这些第三代身上感到最缺乏的是那种他们祖辈当年的革命者的那种气概。他们的祖辈有的人在早年也曾有过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但是他们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革命道路。在他们第三代身上出现“非政治”的人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人生呢？当然，人生的道路，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对个人财富的积累我们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而百姓们则抱着非常善良的愿望，希望从她们身上看到其先辈光荣的革命传统，故她们的人生道路就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了，当然高干的第三代，并非尽是如此，也有非同寻常的。我想对比一下，今年七月三十一日《新民晚报》登载的周恩来对自己四个侄儿、侄女，严格要求他们到部队去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服兵役，并且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锻炼，这是值得我们景仰的。

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看，只要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继续日益严重下去，因为富人的需求毕竟有限，大多数人有改善生活或消费的需求，却缺少相应的财力，那么我们就很难调动国内需求来拉动经济发展，它还会加剧官民之间、贫富之间的矛盾；群众中那种仇官、仇富的心理，正是这个矛盾在心理层面上的反映。如果贪腐之风得不到抑制，还会使我们县以下到乡镇和村的政权出现半瘫痪或瘫痪状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群体性事件的频率上升，正是这类矛盾的表现。目前对社会稳定威胁最大的还不是前三十年的失误所遗留下来的认识问题，因为那些已是过去的历史问题，是认识上的问题。威胁最大的是后三十年积累的种种政治弊端及其所败坏的社会风气，正是这些问题败坏着党的威信，在民众中积累着种种怨恨，也许正视后三十年所积累的问题现在更为迫切。

记得苏联建国六十周年时，也就是一九七七年，勃列日涅夫当家的时候，正是苏联国力最强大的时候，但也是各种社会矛盾逐渐积累和发展的时期，到了九十年代，出了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的败家子当家，从此苏联与苏共便垮了。今年是我们建国六十周年了，在大好形势下，我们还是要不忘记“生于忧患”这个古老的中国历史传统，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希望由先辈们用鲜血染红的旗帜能永不变色，希望先辈们革命建立起来的事业能代代相传。个人的得失和委屈，怎么说也是微不足道的。发几句牢骚，也不足为奇，但总得向前看吧，还是一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记得宋人张元干的《贺新郎·梦绕神州路》中有那么两句：“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意谓我们应该放眼天下，胸怀古往今来所以兴亡的国家大事，可不能为儿女之间那些私人的恩恩怨怨说个没完没了啊！所以民族和国家的前途才是最根本的。要懂得上个世纪初，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所遭遇的是千古未遇的剧变，我们遭遇了那么多灾难，经历过那么多失败和曲折，能够最终走到今天这一步，确实来之不易。千万别自轻自贱和自暴自弃，要懂得它的珍贵，努力爱惜它，维护它，使它长盛不衰地屹立于世界之林；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在全世界人们面前永远感到做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和受人尊敬的。至于个人的任何遭际，我永远无怨无悔，对祖国、对党、对人民我仍然充满着期待。

还有，那些关于易帜的主张是一个馊主意，要懂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个别人及海外某些作家那些别有用心地通过把毛妖魔化以达到倒旗的目的的著作说的都是混账话，揭疮疤当然可以，至于为什么要去揭疮疤，那就有一个态度问题，是为了治病救人，还是为了把人置之死地，这可有天壤之别，对那种要把中国共产党往死路上赶的事，我们还得保持警惕。与之相反我们反省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失误，则是为了进一步高举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凯歌前行。

海外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利用否定前三十年那股思潮作起始，然而他们否定前三十年也是为了从后三十年打开一些口子来进一步否定后三十年，否定毛最后是否定邓，并完全否定中国共产党前二十八年的革命历史，从而把二十世纪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说成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发生的一场暴力运动的罪恶历史。以此为契机，他们希望中国共产党拱手让出手中的权力，自动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一起垮台，希望中国也来一场颜色革命，搞一次彻彻底底的改朝换代，这样中国可以如苏联一样四分五裂。他们也希望把藏独、东突请回来，把民运人士和法轮功都请回来，人为地培植一个适合他们需要的反对派，从而把整个中国大地弄一个天翻地覆，最后在中原出现地方割据，逼迫中央政权出现分裂，最终促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解体，使整个国家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样那些敌对势力既可以分而治之更可以趁乱有所图谋。我希望这一切，只能是海外敌对势力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闲话六十年间二三事（中）

朱永嘉

金先生还讲到这些年来，有一些刊物实际上在有意无意地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前三十年，无非就是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整了一批人又一批人，好像没有做什么好事。对此，我也深有同感。他们讲的也是事实，建国前三十年，确实也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还整了一批又一批人，至于没有做一件好事，那就不能如此说了。

运动本来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在自然界是如此，在社会生活中，它是社会存在的一种状态。这一切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地存在着。它在自然界是如此，在人的生命过程中是如此，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即便在宇宙的黑洞中也有运动，运动是一切物质存在的本质和形式，生命就是运动，运动也是社会存在的本性，没有运动那就一片死寂了。当然，开展社会政治运动，要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要掌握和引导好社会政治运动，一定要恰如其分，过头了，不仅害人、坑人，还会把人整死，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搞过头的地方，也确实坑了不少人，前三十年这方面的教训确实不少。

关于怎样看待政治运动的问题，在这里先放一放，我想先讨论一下人治和法治的问题，然后再回过头来议论它。现在人们都强调法治，强调制度建设，批判过去所谓的人治。过去的人治也是一定历史时期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是特定人际关系的产物，是长期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是对领袖的一种信赖，这种信赖是建立在过去领袖不断引导群众取得胜利和成绩，以及领袖个人良好品质的基础上，同时他作为领袖也能平衡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所以在那个时期，人们往往以追随某个人来划线，一旦领袖去世，原来人际关系的平衡被打破了，要经过动荡，倾轧，在斗争中形成新的平衡关系，才能有新的领军人物来取代原来的人际关系，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袖，到以邓小平为领袖的转变过程，那就是人治条件下，社会运动的一个历史过程，在新的条件下，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出现一个新的平衡，这个平衡与新的领袖与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之历史姻缘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在领袖如何在利益问题上平衡方方面面关系，并能在政治和经济各个方面开创新的局面，他自然就能成为当时人们公认的领袖，或者领军人物。这是自然形成的一个历史过程，也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

然而这样的相互关系不可能是恒定的，一个是客观形势在变化，人总会有认识落后于形势的时候，不可能永远地洞察一切，所以在形势变化时，领导集体的内部总会在认识上发生这样那样的分歧，难免会有各种失误，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是人有理性认识的一面，还有情绪化的一面，当这种分歧引起领导人之间情绪化的对立时，难免有种种过当的冲突，一旦出现这种现象，往往会处置过当，采取一派压倒另一派的方法，往往会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置自己的对立面，弄不好会打击一大片，伤筋动骨，这种教训我是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的过来人，为了吸取历史教训，才强调制度建设，企图以法治来纠正人治的偏颇，记得邓小平曾经说过不好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受到限制。

其实法治与人治是很难完全割裂开来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法治属于制度层面如何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是操作层面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两者互为依存。所谓法律条文、体制都是人们相互活动过程中由惯例逐渐沉淀形成为条令和文字的，它的执行要靠人去做的啊！没有人去贯彻执行，不管是多么严密而科学的制度或者法律条文，都只能是纸面上的东西，所以人还得自觉地接受道德的自我约束，并遵守社会纪律。此外还得有人来管束那些不守法律、不守社会制度和纪律的人，这种管束还包括舆论和人民群众的监督。社会上总有一些人忘掉了道德的约束，这种人也得有众人来管。公检法那些机构说起来是管制度，管法律，其实还是管人，管那些不守纪律制度的人，管那些犯法的人，用刑法来管束和惩罚他们。然而那些管人的人，也得要有人来管，党要管干部，干部便是管人的人。如果管不好那些管人的干部，特别如公检法那些具体执行法律制度的人，那么所有的条文都只能是纸面上的空文。如果公检法的执法人员都在贪污腐败，又怎么能制止住社会上的贪污腐败行为呢？所以一切有权力的人，自身都要受到约束，连美国的总统都讲自己是关在笼子里的人，那是为了约束他滥用权力，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方面我们远远不如人家。当今中国所讲的法制建设，其实也还是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法治和人治这两种治国治社会的办法都同时存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政治上有执掌行政和司法权的人并不在意行政也必须依法去行，我们不是经常可以看到某个小单位或部门的头儿脑儿就任凭他一句雷语顶几十句地去滥用手中的权力，往往由此而造成群体性的不满情绪泛滥。法治同人治，宪大抑或权大，是一对矛盾，而制订了法律，但执法者的不全遵法行事，可松可紧，时严时懈之类，甚至任意解释，不顺即止之类，纯系非法行为，这是有罪的。这些东西就无涉“人治”问题。至于那些可自定年薪六千六百万的央企老总们的事，于法是完全遵守的，法之外是该辅之以德，以德立己立人，此外还是必须辅之以自律的个人政治觉悟，申请入党，做国家的公务员，究竟是为了奉献还是谋取个人的私利，这样一个起码的为人道理，许多党员和干部都还没有处理好，何谈其他。这一切，该如何摸一块块大石头或一堆堆小石头去过河，谁也说不清楚。如此，所谓与极权孪生的制度性的根本腐败，而无相对应的抵制机制，只是一个个个案地查此查彼，杀一百只鸡又吓得了一万只连看都不看一眼的那偌众一群猴子吗？若针对性不强，空有力度的一段段逐段加强，君不见前腐后继的大势，愈演愈烈，这还值得人们奇怪吗？

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就主张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法是什么？法是指法律条文、制度规章，现在我们的法制还很不完善，已有的法律条文也得不到认真的贯彻执行，权力还不受法的管束。

术是如何管好人，管人要有一套方法和谋略，管不好人，领导不能服众，那怎么管得好一个单位或者部门呢？做领导就要会识别人，会用人，可不是谁给我钱，就给谁封官，这样是不可能在群众中有威信的。管好人，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那可需要有一套方法。有的人简单化地把它称之为权谋而鄙弃它，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不够正确的。毛那时要管好那么庞大的国家，而且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手下的功臣宿将们又都是一时的枭雄和豪杰，没有一套好的领导方法能行吗？要领导好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懂一点领导方法，也就是“术”是不行的。

再说势，势就是形势，过去领导做报告，讲到底还是分析形势，提出任务这两条吧，势就是观察事物客观存在的状态和趋势。水要从高处向低处流淌，那就是势，水的落差大小便是势能的大小，做事都要顺势而为，才能事半功倍，这是最浅显的道理。筑坝拦水造成水很大的落差，利用水的势能使它能推动水轮机转动而发电，这就是利用势。当然利用不好，或者过了也有副作用，用水发电，处理不好便会破坏生态环境，结果可能失大于得，在金沙江上游搞梯级电站便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在如何造势的问题上大有讲究。筑坝拦水发电，是利用了“势”；但“势”之所以能被利用，肯定还有一个一时没弄清楚的反利用存在着，它是“反势”，它也可以说是恶之果，其能量基本上同利用所得的利相当，有时候更可能稍大一点。在社会生活中也有势，那就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愿望和他们集体的行动；通过舆论可以造势，付之实践，达到一定的所预期之效果的过程，这就是运动。势的问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都能随处可见，比如现在很多人都在买卖股票，股市上的交易也要看势，看市场的趋势，如果是向上的，你顺势而去，便赚了，如果走势是向下的那你赶紧得止损出局，以避灭顶之灾。这种势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就在于你能不能正确地判断它的走势，能顺势而为的便能成为英雄，时势造英雄嘛！那么什么是决定趋势的方向呢？在股票市场叫作人气，人气聚时，它涨得疯狂，人气散时它跌得也疯狂。什么是人气呢？那就是股民们的集体行动，又是什么决定股民们的集体行动，那就是他们对未来利益的预期，这个预期可以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社会生产发展和人民需求增长的基础上，也可以通过舆论制造泡沫，也可能是少数庄家人为的操纵行为，这就形成了泡沫，泡沫吹大了就要破灭，其后有多少人会陷入灭顶之灾。在社会政治运动中，也有用势的问题，在用势这方面结果的好坏，往往与领导者的判断是否正确，是否出于公心，是否有巧妙的艺术有关，处理不好，还会造成社会的动荡，所以用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社会政治运动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如何去应用它，而且也只有在实践中去努力去学，才可能学会它，正如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那样。

社会政治运动无非是通过运动的形式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说到底，它是各个利益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政治上的互相较量，这种较量可以是思想理论上的各自表达，也可以通过社会活动，即各自的政治派别组织，通过一定的集会，社会示威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主张，它们玩的便是民意的趋势，谁玩得好，玩得巧，便占优势，从而达到一派组织民众压倒另一派，看谁的主张更能为民众所接受。这样的政治运动，在西方社会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他们的竞选活动，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运动。当然在政治主张激烈的冲突无法求得平衡时，也可以表现为军事的形式，那就是国内战争。军事活动也是社会政治运动最极端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战争中的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都是军事运动的一种形式，《孙子》兵法中的第五篇，讲的便是势，孙子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还说战争双方的“勇怯，势也；”，“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所以一个优秀的指战员，要看得清楚势，要会用势，还会造势为自己用，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所谓政治运动，也就是一些政治家们在政治斗争中善于用势和造势，以非常巧妙的技巧，使自己以压倒优势战胜自己意想中的政敌，这样做，有时可以用力少而收益大，如果判断失误，方法不当，也可能伤筋动骨，既伤了朋友和同志，也伤害了自己。现在人们常言不再搞“运动”了，那是因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失误太多，代价太大。其实搞不搞运动，也是相对的，目前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也是一种自发的社会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党领导的突击性的社会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严打还不是运动嘛，弄不好它同样会错伤甚至错杀人的。

法、术、势三者是紧密相联系的，法属于制度层面，术与势属于操作层面，这三者缺一不可。前三十年，制度层面缺少系统的关注，过多地偏重于术和势；后三十年加强法制的建设，这当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还是需要足够的领导艺术来保障它的实施，故仍得关注术和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闲话六十年间二三事（上）

朱永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这六十年我是过来人，伴随着祖国的六十年弯弯曲曲的道路，我个人也是曲曲折折地走过来的。其中的酸甜苦辣什么滋味我都尝过，所以我珍惜这六十年，难忘这六十年的经历。总是思考着如何对待这六十年曲折的历程。

近日读《报刊文摘》载《中国社会科学报》七月一日刊登专访金冲及的文章，谈及怎么看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历史的问题？金冲及认为历史不能割断，即便是教训仍有指导意义。金先生此话，鄙人颇有同感，历史当然不能割断。说实在话，这个问题上的失误我自己有切身体会。记得在一九六五年二月有一个文件，是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在上海锦江饭店起草的，张春桥、姚文元都参加了起草，后来请陈伯达修改，最后由毛泽东亲自改定的。这份纪要提出了建国以来我们的文艺工作被一条以“四条汉子”为代表的文艺黑线专了政，这样的论断，彻底否定了建国以来十六年间的文化工作，它就成为此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历史结论当然是过头了，它压抑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到七五年七月毛已感觉到文革开始以来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此他找江青与张春桥谈话，提出要调整党的文艺政策，逐步扩大文艺节目；提出缺少诗歌、小说、散文和文艺评论；他不主张把周扬长期关起来，提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还举了鲁迅讲吃苹果的故事，苹果只要不是穿心烂，把烂的部分削了还是可以吃的，所以对一个人不能有毛病就完全丢开；后来毛又对电影“《创业》”作重要的批示，都体现了他调整文艺政策的决心，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当年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纠正。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领悟到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一旦切割历史，时间长了，就会自然证明这样行不通，因为这种切割不符合实际，对今后的工作不利。

我还经历过另一件切割历史的事件，记得是在一九七零年夏天上海教育战线有过一场关于十七年教育战线，究竟是红线还是黑线的争论。在这一场争论中，我是积极主张建国十七年来在教育战线上是黑线专政，那时围绕这个问题的一场争论在复旦大学展开得很激烈，在复旦支左的由空四军派出的军宣队长方耀华是主张红线专政的，由于我的关系他不便公开明言，但在部分师生中则是主张红线占主导地位。不久北京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也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写作组联系复旦的朱惠民同志作为联络员也去参加了会议，后来中央要起草一份有关这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文件，周总理指定张春桥起草这个文件。这一份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送毛审定时，毛圈阅同意，而文件是主张十七年是黑线在教育战线专了我们政。当时朱惠民从北京回来以后，告诉我会议的情况，那时我是很得意的，因为我此前的主张得到中央的正式认可了，现在回过头来想，我这个想法还是一种割断历史的说法，尽管十七年教育战线的工作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们总不能割断历史吧，教育改革还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

为什么每有重大的变革时，为了突出变革的必要性和意义，往往总要以否定此前的历史作为变革的根据？如果仔细想想，所以反复出现这种现象，总有它客观的原因，之所以产生革命或者变革，总是有一方压迫另一方的结果，压迫越甚，反抗亦越烈。革命或者改革进行反抗和变革时，往往会产生一种过激的情绪化表现在语言和行动上，在这种情绪化的思想支配下，在表达自己的意愿时难免有一种过激的想法和行为，总有一段头脑发热的表现。过去毛也讲过冷处理的问题，争论时，言词过当在所难免，认真处理问题时，应该保持头脑冷静，因为过犹不及，头脑冷静了，就可以客观公正一些。而那种过激的思想和言论，及其所提出否定此前历史的口号，实际上是一种违反历史主义的惯常的思维方法，是一种借着“革命”或者改革的名义，标新立异的极左的做法，过去我们习惯地把这种做法叫作“矫枉必须过正”，实际上“过正”了它不仅矫不了“枉”，过正自身实际上也是一种“枉”，它会变成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而这种“矫枉”由于它带有过激的情绪，所以它不可能是客观而公正地评价此前的一段历史。凡事总有一个度，中国有一句老话，“过犹不及”。再如“五四”运动时，吴虞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从当时来看非常痛快，不如此不足以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冷静地思考，便会认识到很有问题，这样对待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不公正吧！这也许是年轻人常犯的一种“幼稚”病吧！所以这些做法都经不住历史的检验，经过一段时间，它的不合理性会自然显现出来，不得不让人们重新审视过去的历史。因此任何对某一历史阶段仓促做出的政治结论，都必须经历时间的检验，才能证明它是否客观和真实，历史往往是最公正的，时间往往是检验是非最有效的办法。

许许多多事件，往往要拉开时间的距离才能作出比较客观和公正的判断，不能单凭一时的激情和好恶去判断刚过去的历史，还是留一点余地为好。如果我们认真去读一下《尚书》的《泰誓》篇，可以看到周武王伐殷时，为了证明自己的正义，便把殷纣王妖魔化了。周武王姬泰在《牧誓》中说：“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把纣王的罪过都归之于妲己，归之于“惟妲己之言是从”，那就违背了历史的基本事实，那不是把女人看作祸水了吗，那是不公正的吧！至于殷纣王是否如此可恶，历史并非如此，毛主席就讲过要为殷纣王翻案。以后每一次改朝换代为前朝修史时，都要把前朝末代的君臣说得一塌糊涂，唯其如此，才能显示自己的胜利是天命所归。1949年革命胜利时，我们不是把蒋介石也说得那么可恶，现在回过头来看，国民党统治大陆时也做过好事，蒋介石的形象也并非似我们报刊上所描述的那样凶神恶煞，应该给他一个公正的历史地位，出于一时政治需要的历史评论，其生命时间毕竟是短暂的，时间老人还是最公正的，任何政治结论与历史比较只能是短暂的。出于一时政治需要所作的历史结论，其生命时间往往毕竟是非常短暂的，时间老人还是最公正的，任何政治结论与漫长的历史相比较只能是短暂的。反过来看，对当时说的那些过头话，也应该抱着理解的态度，也有它客观的需要，不如此，不足以改变事态发展的势头。从某种意义上讲，激情也有其可爱的地方，但最终还应回归理性。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为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成绩，是否就要否定改革开放以前三十年的历史所取得的成绩呢？恐怕完全没有这个必要，领导人是换代了，我们的国号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的还是中国共产党呀！前后三十年构成的这六十年毕竟是一个整体，怎么切割得开呢？我们把前后比较一下，是换代不改朝呀！怎么能把第一代领导人与第二代领导人完全切割开呢！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毛派，邓也不全盘否定毛。邓在毛心目中确实是接班人之一。我说这些都是客观上存在的事实。上面讲的是两代人的关系，就事讲，也一样，有许多事很难切割。之所以会出现以后面的三十年否定前面的三十年现象，那是因为前三十年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没有经验，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条件的原因，我们确实有很多失误，长期以来压了知识分子，文革期间，许多干部受压了，气不顺，所以一抓“四人帮”，不由地那股子气就冲出来了，故这股思潮有它客观的社会基础。到了今天，过去那些当事人都也走了，气也平了，现在来评价前三十年的历史，更应该可以做到冷静客观和公正地对待历史，这样做对我们的党和国家都更加有利。

许多事都有一个来龙去脉，就拿对外开放这件事讲，也不是我们单方面一厢情愿所能办到的啊！我们要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的大家庭，首先要人家能接纳和承认我们的存在才行，决不是我们单方面有这种愿望所能办到的，不妨回顾一下这件事的历史。一九四九年五月，百万大军过长江，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已成定局了，但是要世界接纳我们这个即将新生的共和国，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时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没有走，我们派了黄华去见司徒雷登，欢迎他去北京访问燕京大学，以便与中共中央有非正式的接触，但是是美国的总统杜鲁门拒绝接纳我们，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司徒雷登悄然离开南京回华盛顿去了，而且还不允许他演讲，不许讲中美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在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及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显示了他们敌视即将胜利的中国革命，这样毛泽东才写下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及《别了，司徒雷登》等四篇文章，不是我们不想融入世界的大家庭，是人家拒绝我们，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总不能自轻自贱地跪到洋人面前求别人接纳我们吧！在朝鲜战争中，中美双方打了一个平手，一九五三年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时，周总理曾伸出友谊的手给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是杜勒斯拒绝和中国握手。

中美关系的建立是在文化革命期间，中苏之间的对峙，特别是珍宝岛事件以后，同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接连败退急于脱身而有求于中国，毛泽东用小球即乒乓球转动大球的办法，巧妙地调动美国总统尼克松想改变长期孤立中国那个僵硬的外交政策，这样才有基辛格与尼克松的访华，尼克松最终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签署《中美联合公报》，我还是一旁的见证人之一，对尼克松的接送与宴请、签约，还有看到周总理上锦江南楼去找罗杰斯商谈工作，为最终签约扫清障碍，这些我都曾经在场。那时我负责上海的新闻发布工作，没有那时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哪来以后的开放政策，前三十年不是我们不想开放，而是别人封锁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把司徒雷登的骨灰请回来，请回到当年的燕京大学，即今天的北京大学，这是六十年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结果。所以仅就对外开放这一点，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历史当然不能割断开来讲，谁割断这段历史，那还不是忘本了嘛！那时曾见证这段历史，现今还活着的人不多了，我留下的日子也不多了，趁自己还能说话的时候，不说一下这段历史更待何时啊！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八周年的生日，环顾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我们党几乎是硕果仅存，我们现在有七千五百九十三万党员，是建国时的十七倍，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人数加在一起，也没有我们一个党的党员人数多。苏东剧变以后，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进入低潮期，处于解体或半解体的状态，为什么中国的共产党能够依然挺立于不败之地？那些试图以妖魔化毛泽东来妖魔化中国共产党的少数人，在中国始终处于孤立状态，因为我们经历了十年中苏论战，在我们与苏联之间建立了一道防火墙，当年与赫鲁晓夫面对面坚决斗争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我们经历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练，无论什么人要颠覆社会主义，颠覆共产党，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不得人心。苏联解体以后，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抬头，南斯拉夫解体，捷克斯洛伐克解体，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骄傲地屹立于世界，任何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都动摇不了我们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尽管那些敌对分子在海外的叫嚣和挑动越来越猖狂，但他们丝毫也改变不了稳如泰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没有前三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所打好的地基，哪有后三十年的飞跃发展！

从经济发展看，也是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的飞跃发展奠定了基础，要知道建国之初，中国并没有可观的工业基础，经过二十八年的高速工业化，我们才成功地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工农业的比例倒过来了，工商业占国民经济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即便十年文革时期，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也在10%以上，上海在文革时期，每年增长的产值相当于一个解放前的旧上海，从1952到1976年，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三千一百八十万吨，煤的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六亿一千七百万吨，水泥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原油的产量从几乎空白增长到一亿零四百万吨，我们的军事科技有了飞速发展，自力更生研制了二弹一箭，建立起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在交通方面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二万多公里的铁路，在文教卫生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正是这个基础为后三十年的阔步前进提供了充分而又广阔的条件，而且这些成就都是在国际环境恶劣，通过自力更生节衣缩食的条件下实现的。所以我们讲后三十年经济飞跃发展时，不能忘记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留下的社会经济基础。

从我身旁经历过的六十年看，历史也是难以切割的。这六十年我的生活都没有离开过复旦大学，五零年全国第一次统一高考，我被复旦历史系录取了，我背着行李踏进复旦的老校门，那时我们生活学习的场所都是旧中国留下来的，它的校区只是现在西边一小块地方。那时历史系的办公室只有700号二楼很小的两间，一间是学生的阅览室，另一间是教师的会议室。那时的学校建筑只有登辉堂等少数几幢楼，这些建筑现在还在发挥作用，学生和教工的宿舍还是日本人统治时期空军的营房，这些建筑迄今还在使用着。以后经过院系调整，学校教师队伍在规模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五八年大跃进时，学校建立了一大批教学楼和理科的实验室，规模最大的是物理楼，这些建筑大部分都还在使用，造了大规模的学生宿舍，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了，现在这个大校门也是大跃进时建的啊！即便在文革十年，学校在专业设置上也有不小的发展，培养的工农兵学员毕业以后，也在各自的岗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在学校的教学骨干还都是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教师。改革开放以后，学校更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如光华楼那样的高层建筑代表了这个时期的发展，大量教学楼与学生宿舍都是这个时期盖起来的，学校的规模扩大了。今天的一切都是前天和昨天发展过来的，正如吃饼那样，人吃了第五块饼才吃饱肚子，总不能说只有第五个饼是真的吃的，把前面四个饼便忘得一干二净。

从我居住的环境看也是这样，那个房子还是日伪时期中国工人给日本军人盖的，是校官们的宿舍，记得五零年时周谷城住在那儿，后来是党委书记王零及王中教授都先后住过，六九年按家庭人口，给我使用了，我住的地方基本格局还没有大的变动，都还是日本式的移门，那时的地板，有移门的壁橱，门窗几十年来没有更换过，一切都保持原状。我门口的大柳树是建国初栽的，现在一个人抱不住，后门二棵大榆树是日伪时期留下迄今快一百年了，那些梧桐树与水杉是大跃进时期栽的，屋旁的两排六层楼房是文革时期建的，前人栽树，才有我这个后人乘凉。从宏观到微观都说明不能割断历史。

所以我很赞成《瞭望》刊登的权威人士谈的要坚持“两个不能否定”，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要看到后三十年巨大的发展和变化，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要想到没有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也不会有后三十年这么快的发展。全面地科学地历史地对待这六十年，这是我们纪念共和国六十年的基本前提。然而这“两个不能否定”不应该是一个笼统的，应该具体地阐明这两个三十年的历史，应该如何看待。我深信这个结论对现实和未来都是有利的，对历史也是一个合理的结论，希望在思考、研究、讨论中使真理越辩越明，不是靠权力，而是靠真理服人。

在九十年代末我曾与金冲及先生私底下讨论过，如果沿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路走下去，没有大跃进在建设问题上探索如何走自己的道路、没有中苏的论战、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在中苏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没有及时调整国际格局，结束冷战，把对外政策从两极向多极转变，也许我们很难挡住九十年代初那一场苏东剧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会不会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天，那就很难说了。也许我们又会沦于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甚至出现国家分裂的悲惨局面，这决不是我的危言耸听，因为这正是国际国内敌对势力所希望看到的，只是他们还不能把这种罪恶的图谋付诸实现罢了。前一段时期，我们有些人存在着非常糊涂的思想，中央党校个别博士生导师和他的博士生，他们把我们的改革开放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变革相类比，似乎我们正在做他们在苏联做的一切，为此我写了一篇题为《赫鲁晓夫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启蒙老师吗？》，对这种观点做了驳斥，因为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和苏共所推行的是一条亡党亡国之路，我们能重走他们曾走过的那条死路吗？如果到俄罗斯去过，可能看到那里的许多平民百姓还在怀念列宁、斯大林呢！只有少数垄断巨头和权贵们才是这场变革的受益者。另外，对于那些受苏联剧变等多米诺效应影响的东欧各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而言，他们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是在下降的。这些国家在过渡期中都迷失了方向，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他们又是重灾区，相比较而言，我们还是幸运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可千万要警惕啊！决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

所以从这个大局出发，我们不能割断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对历史就是要历史地分析。搞历史研究，讲历史，必须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历史过程，事物总有它内外因素的作用及其长远的影响。所以任何割断历史的意图，实际上都是非常盲目的。

2009年8月3日

朝鲜退出停战协定及其对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文木

文章来源：《领导者》第28期

全文目录

一、今天的亚太政治似乎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二、“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三、在新一轮亚太变局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谋篇布局

2009年5月25日，继2006年10月9日核试后，朝鲜再次“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随后又连射5枚导弹。5月27日朝鲜人民军驻板门店代表部针对韩国加入美国“防扩散安全倡议”，单方面发表声明，称朝鲜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朝鲜半岛将很快“重返战争状态”。[1] 国际舆论为此哗然。6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1874号决议，对鲜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表示“最强烈的谴责”[2]。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并不是——尽管不能不谈——朝鲜核试的责任问题，而是其中朝鲜单方面作出的退出1953年停战协定[3]的声明对中国及亚太将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

一、今天的亚太政治似乎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分析东北亚问题，要看世界基本矛盾。我们只要看看人类进入21世纪后的历史，就不难明白，当前的世界基本矛盾，并没有超出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东西南北四个字”，小平同志强调说：“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4]朝鲜核试爆正是小布什上台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对整个南方国家恃强凌弱的外交政策导致的结果：2002年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导条约》，决意打破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均势，建立美国在外层空间军事安全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此后打着反恐的旗号，美国又随意为包括朝鲜在内的七个国家贴“邪恶轴心”的标签并于2003年撇开联合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这样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入侵伊拉克，而在事后，不仅美国，即使是联合国也没有对美国的行为作出“最强烈谴责”，甚至没有作出法律解释。朝鲜是一个弱国，而且曾是被当时的美国划入“邪恶轴心”的弱国，设身处地，面对这样一个“打你不商量”的世界，难道国际社会还可以只谴责没有解除武装的弱国，而不谴责已武装到牙齿的霸权国家吗？邓小平同志就南北问题继续说：“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5]这话反说就是：如果北方世界不考虑南方世界的处境，让南方没好，那谁也没好。世界若总这么“嫌贫爱富”，不尊重弱国的利益，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在弱小国家中将会升起更多的蘑菇云。果如此，届时的世界那就真应验了1965年毛泽东诗中所说的“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6]

我们要知道，毛泽东这首诗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苏美两家大搞被毛泽东讽刺为“仙山琼阁”的苏美共治并联手对中国实行围困打压的背景下写出的。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朝鲜战争刚结束，美国就沿中国东海岸从北到南，再从东到西签订了一大串同盟条约，拉起了对中国的包围圈。60年代初美国又在更大的范围内介入越南战争。这在东南方向对中国安全形成重大压力。

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同时，中国北方盟友的表现更让人忧虑。1959年初，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还有人更亲切地称之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译就是“亲美国”）的琼阁梦幻。毛泽东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说：“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7]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成熟核技术的中国和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国的。针对这个条约，毛泽东讽刺并愤怒地说：“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8]有人说毛泽东这首诗用词不雅，这反说明，当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涂脂抹粉上豪门”的外交政策的愤怒已臻极点。

在西南方面，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对正处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更是雪上加霜。从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9月9日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赫鲁晓夫希望中国配合他设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国不从，两党两国关系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此后中印关系全面恶化。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9]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10]如果再考虑到1959年后中国国内还出现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向中国边境蔓延的形势，当时中国真是遇到了“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11]的艰难处境。而当时毛泽东的心情却是愈挫愈奋，他在诗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苏美对中国压力的层层加码终于有了明确的结果：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将心比心，设身处地，试问如果不打破霸权国家核垄断，那当时的中国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如果当时中国真的能在“融入世界文明主流”或“G2”中解决本国的安全问题，那谁愿意顶着这么大压力搞原子弹呢？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想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劳动阶级被压迫问题，只是在“四一二”中看到被血洗的现实后，全党在国内政治中才达成了“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共识，毛泽东告诉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12]在国际政治中才知道要搞原子弹，毛泽东告诉大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3]

但是，中国原子弹的巨响并没有让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心态有所收敛，随之而来的是苏联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此后，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驻军激增近百万，这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间，中苏边界发生的冲突有4189次之多。1965年3月，在中国、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国共产党拒绝参加的情况下，苏共召开莫斯科会议，由此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彻底的分裂。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3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1968年1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开进蒙古，这些导弹能够打到中国兰州和包头。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对自身安全的忧虑。1969年3月初，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5月，苏军进入蒙古兵力已达20万人，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远东地区配备了50多架远程和400多架中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可携带用以实施战略核攻击的氢弹。7月19日，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提交给苏共中央关于国际形势调查报告开篇就是关于中国核基地的情况，称“目前在中国惟一的生产铀-235的工业企业是在兰州（甘肃省）1963年投产的气体扩散工厂。工厂每年生产300公斤浓缩到90%的轴-235，这种铀用来生产核武器。根据现有资料，在贺兰山地区（兰州东北250公里）中国人在建设新的生产铀-235的工厂。工厂工程竣工期大约在1972年初。”[14]珍宝岛冲突后，苏联中央领导核心企图用先发制人的方式，运用核打击摧毁中国的核能力和核潜力。苏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时任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宣称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甚至主张对中国核基地实施打击。[15]8月13日，苏联在中国新疆铁列克堤挑起军事冲突。1969年8月21日，美国国务院收到的电报称“苏联企图摧毁中国核武器和导弹设施的可能性在此间正受到越来越密切的关注”；“最近收集的关于苏联军事行动的一系列证据表明，莫斯科也许在准备于近期对中国采取行动……这项军事行动的程度似乎远远超过任何可以看到的中国的进攻威胁……”；“8月18日，苏联大使馆二秘达维多夫询问国务院一位官员，如果苏联发动攻击摧毁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电报称：“这是苏联官员第一次向美国官员提到摧毁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16]

但是，苏联对中国持续高压的结果又如何呢？

结果是中国进入针对苏联的全面备战。8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迅速成立防空领导小组，次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动员令，提出要“准备打仗”。

结果是1969年9月23、29日，中国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氢弹试爆成功。

随之而来的是苏联对中国的继续高压，高压的结果最终在亚洲压出了一个对苏联具有灾难性的变局。

就在苏联在中国北方大兵压境的同时，美国外交则因越战失败而悄然出现尼克松主义。20世纪60-70年代初，美国不仅被拖在越南战场不能自拔，而且其经济也陷入严重的危机并由此在与苏联力量的较量中渐处下风——这与目前奥巴马面临的形势十分相似。1968年1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立即着手推行被称之为“尼克松主义”的外交政策。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讲话，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17]这是对中国发出重要的求和信号。随之，尼克松利用中苏剑拔弩张的形势，全力推动和改善美中关系。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正在高调谴责美国在越南“暴行”的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两年前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费城爱乐乐团首次在北京演出。

就这样，苏联满负荷的高压政策将本是盟国的中国最终压到了美国一边。

但勃列日涅夫不仅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变本加厉地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1979年挥师入侵阿富汗并支持越南不断升级的排华事件及其入侵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试图由此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合围。

接踵而至的是中国更强烈的反弹。1979年4月3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中苏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30年的期满后不再延长。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表示，美国接受中国的对台“断交、撤军和废约”三原则。12月16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在公报中，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自从苏联失去了中国，它在世界政治中就迅速进入衰落期。勃列日涅夫之后，苏联领导人更替频繁，其战略形势更是江河日下。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但此时他对苏联已回天乏术。戈尔巴乔夫试图东施效颦，学着赫鲁晓夫缓和美苏关系。为此他与后来的萨达姆一样先自废武功，解散华约，但并没有换回北约对等回报；他又着手修补苏中关系，但已时过境迁。在他将斯大林为苏联留下的已剩不多的地缘战略资源变卖殆尽后，苏联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解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苏联解体前，为了鼓励戈氏，西方在1990年10月15日向他颁发诺贝尔和平奖，2008年9月18日，美国国家宪法中心作为奖励，又向戈尔巴乔夫颁发“自由勋章”，而为戈氏挂奖章的人就是当年利用戈氏善意瞬间踹倒苏联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布什对戈氏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荣誉。[18]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今天的亚太政治似乎正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今天依旧是有人手持着当年赫鲁晓夫的“旧船票”，怀着“G2”的梦想，向美国这艘“泰坦尼克号客船”狂奔。联合国至今也没有就美国非法入侵伊拉克作出任何“坚决反对”、更不要说“最强烈的谴责”的声明，也没有要求美国就其曾宣布联合国部分成员国为“邪恶轴心”一事作出解释，反倒劝说朝鲜放弃首先是让美国和日本非常不安的核武器。在对这么一个“嫌贫爱富”世界，那弱国们自然会问：怎样才能让他们感到安全呢？

我们似乎又遇到了历史的轮回。多年的“六方会谈”在2006年和2009年终于转换出“丰硕成果”，这就是朝鲜的两次核试爆、多枚导弹发射以及朝鲜人民军发表的“朝鲜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的声明——尽管这还不是朝鲜外交部的表态，鉴于朝鲜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特殊作用，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个声明看作是朝鲜国家对1953年停战协定的正式立场。如果联系苏美曾对中国（还有法国）持续施压的结果一起考虑，我们就不能不对目前一味通过对朝施加高压的政策来解决朝鲜核危机的效果产生怀疑。

二、“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我们上面回顾中苏关系的历史，不是为了追回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而是为了说明目下东北亚局势的可能走向，以及从中找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目标的选择。

值得提醒的是，1953年7月27日签订的停战协定是以中国和朝鲜为同一谈判方面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签订的。鉴于南北朝鲜后来始终没有达成和平协定，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理论上说尚未解除。基于此，中朝双方于1961年7月11日签订了确定双方同盟关系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有效期20年，届时如无异议自动同期延长。1981年、2001年该条约已两次自动续至2021年。显然，中朝在1953年停战协定中的共同立场是1961年的政治基础，现在朝鲜单方面宣布“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的声明，这不仅意味着朝鲜单方面退出了停战协定，这同时也意味着1961年《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也就是说，朝鲜的声明，从法逻辑说也同时包含了中国亦可不受1961年友好互助条约约束的暗示。

这种暗示可不是过家家闹着玩的，因为它真正动摇了中朝同盟关系的基础，同时也含糊了朝鲜与美国和韩国对立关系的基础。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朝鲜在最困难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单方面发表这样的声明？

这也不难理解。中国当年就是在最困难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候在珍宝岛敲出了响声，这一响声就暗含了中国向美国发出的可以和解的明确信号。果然，1969年3月中国在珍宝岛释放出的信号在10月就得到美国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转达给中国的求和回音。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就到北京，接着就是1972年尼克松成功访华。

有人会说，现在朝鲜还要向美国宣战？其实，这只是以攻为守的外交手法，用毛泽东1964年9月10日对法国客人就中苏边界争论所解释的那样“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苏联“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的意思。[19]其次，也是用不受1953年停战协定约束的声明向美国发出的明确即具有硬性标志的试探。

在时机上，今天美国恰恰再次处于与尼克松上台之初相似的形势：伊战失败、经济危机及与之相随的奥巴马式的“尼克松主义”。奥巴马2008年底就任美国总统后，四处修好。

—— 在拉美地区，继2006年12月美国议员代表团对古巴进行了试探性的破冰之旅之后，奥巴马在2009年4月13日宣布解除对美国公民前往古巴探亲及向其在古巴亲属汇款的限制，并支持美国企业打入古巴电信网络和卫星广电服务市场。1999年查韦斯就任委内瑞拉总统以来，美国与委内瑞拉关系一直不和。2008年9月，查韦斯以美国驻玻大使支持反对派为由下令驱逐了美国驻委大使达迪；作为报复，美国也驱逐了委驻美国大使，两国关系急速恶化。2009年4月18日，奥巴马在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与反美旗手查韦斯两次握手并接受查韦斯赠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6月24日，美国与委内瑞拉同意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与委内瑞拉通过互换外交照会已同意撤销2008年9月宣布对方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的文件，美国重新委派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达迪和委内瑞拉驻美国大使阿尔瓦雷兹分别至加拉加斯和华盛顿任职。

—— 在南亚地区， 2009年月5月24日，印度空军参谋长表示，来自中国的威胁比来自巴基斯坦的更现实和强大，并称非常重视中国“大规模的军力扩张”。[20]据印度媒体6月10日报道，印度近日在中印边界“阿鲁纳恰尔邦”（即我国藏南地区）增兵6万余人，并将战机基地迁至东北部，以对抗中国的“威胁”。与之相呼应，6月15日，印军加紧向中印边界东段派遣4架苏-30MKI战斗机，并着手增派两个师驻防，每个师约有2.5万至3万人。[21] 6月17日希拉里立即抓住时机对印度反华姿态作出回应，她似乎将美国在十多年前对印度核试爆的谴责忘得一干二净，在美国-印度商业委员会成立34周年“协同作用峰会”上致辞说：“去年10月，具有重大意义的美印核能合作协议得到批准，使印度可以获取国际商用核资源，并为美印两国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框架。”希拉里表示，奥巴马政府承诺全面履行这项协议。与印度发展伙伴关系被视作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优先目标。她说，“我们将印度看作世界上能帮助我们塑造21世纪面貌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重要伙伴国之一。”印度在帮助解决国际安全挑战方面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应做好准备，以适应随着印度及其他国家的责任增加国际机构的结构所产生的变化。”[22]

—— 在中东地区，6月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大学向全世界穆斯林发表演讲，呼吁伊斯兰世界与美国实现和解，共同推动双方关系进入新局面。这是1969年尼克松针对亚洲困境的“关岛讲话”在2009年在中东的运用。

——在对俄关系上，2009年7月6日，奥巴马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３天的访问。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美国总统奥巴马６日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双方就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阿富汗反恐、核不扩散问题等达成广泛共识，签署了多份文件。奥巴马称：“我们不仅需要翻开美俄关系的新一页，美国和俄罗斯还应当谋求确定彼此的利益，扩大对话与合作，开辟进步之路。”[23]

—— 在军事战略上，奥巴马政府明显表现出刚性收缩的特征。6月18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说，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已经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盖茨说：“长期以来，我们按照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标准构建军队。这已经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了。”他认为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应当做出相应修正。他质问说：“我们已经身陷伊拉克和阿富汗。如果再有第三场、第四场、第五场类似战争呢？” [24]从冷战时期开始，美军一直遵循的军队规模理念就建立在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基础上。

所有这些，都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奥巴马外交刚性收缩、软性进攻的“尼克松主义”特征。

现在金正日在判断美国伊战失败后不可能有再一次发动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愿望后，用高调试爆原子弹、连射导弹和单方面退出1953年停战协定的声明大夸张方式将奥巴马的注意力引向朝鲜半岛，同时又没有宣布终止1961年中朝同盟条约，明眼一看就明白这其中所包含的进可入美，退可还中，如果运气好的话，鉴于1953年韩国没有在停战协议上签字，[25]朝鲜还可与韩国经过“周瑜打黄盖”的预演后实现南北统一等多重含意。如果我们再注意到，早在2008年2月26日，美国纽约爱乐乐团来到朝鲜平壤并举行了历史性演出——这已让我们有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和1973年费城爱乐乐团来到北京时同样的感觉；接着美国又在10月11日宣布美朝在朝鲜核设施验证问题上达成协议,决定将朝鲜从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除名。这些外交举动已经“透露出美国从东北亚实行尼克松式战略收缩的重要信息”[26]。

但是，必须看到，根据以往以经验，尼克松主义不仅是一个刚性收缩的政策，更是一个柔性进攻的政策。昨天尼克松主义击倒了苏联，美国也由此挽救了自己。那么，这对于今天中国而言，既是危险，也是机遇。

这种危险首先来自东北亚蘑菇云，蘑菇云下的各方，尤其是朝鲜的交谊舞步已略调节奏，下来就看其他各方的“悟性”了。当年有“悟性”的斯大林、尼克松都能在与张伯伦及勃列日涅夫大谈合作的同时瞬间又与正在冲突的宿敌握手并反手击倒另一对手，今天的奥巴马也不会不注意到这种可能。1941年6月面对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形势，杜鲁门就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助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27]二战后，基辛格曾请教杜鲁门：哪一项外交政策决定是他最希望受后人承认不忘。杜鲁门一点也不犹豫，立刻回答说：“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28]就在2008年11月奥巴马上任之初就有美国学者向他提出“忘掉五位前总统与这个伊斯兰国家打交道的方式，转而学习尼克松1972年打开美中关系坚冰的经验”[29]。2009年6月4日，奥巴马在开罗大学发表讲演说：“我理解有些人针对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没有核武器而提出的抗议。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挑选哪些国家可以拥有核武器。”[30] 中国学者熊蕾认为：这一点说明美国和朝鲜可能在私下里已经有沟通。如果中国还急于去谴责朝鲜，以邻为敌，将朋友变成敌人，那将是非常愚蠢的。[31]

有人会问：美国难道会抛弃韩国与朝鲜交好？

其实，这对国家外交来说根本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事。尼克松不就是在没有放弃台湾的条件下与中国交好，我们中国也不就是在没有放弃朝鲜的条件下与韩国建交的吗？那么，美国为什么就不会在保持与韩国同盟关系的同时与朝鲜交好呢？完全可能。如果这种变局真的出现，那我们也就有了1972年苏联人的体验——曾是苏联同盟并拥有核武器的中国瞬间就成了苏联的“好邻居”。届时我们也就会更加体会出当年邓小平关于冷战没有结束思想的深远含意。1989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32]

邓小平同志说的是对的。当戈尔巴乔夫解散“华约”的时候，“北约”反倒更加团结，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战争，在科索沃敲打中国驻南使馆后又乘胜东进。我们曾经的盟国已一个个远去，就在朝鲜表示“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的第二天，韩国外交通商部宣布从即日起正式全面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33]

三、在新一轮亚太变局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谋篇布局

然而，大国博弈，不要说朋友，即使是战略性的盟友，仅靠张伯伦式的努力是不能赢得的。天要下雨，张伯伦和斯大林的差别在于，前者忙着躲雨，而后者在雨前积极“插秧播种”。结果，当雨停的时候，苏联已实现了相当的战略利益，尤其是苏联当时要解决且是最紧迫的战略利益；而英国则将老本赔了个精光。这说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丢手绢”的世界。

那么，什么是当下中国最紧迫要解决的国家利益？这在笔者看来，就是中国的台海统一。

我们知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迄今，中央政府曾数次准备解决台湾问题，后均因形势变化而未果。第一次是建国之初，那次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耽搁下来；朝鲜战争后，中央再次将解决台海统一问题提上日程，后因美国入侵越南和随后的中苏边境日益紧张形势而再次耽搁。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又提出“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在台湾问题上，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34]。当时小平同志将第三件事即“要加紧经济建设”是作为前两项国际国内两大政治目标的手段来谈的。可现在中国都进入21世纪了，小平提出的经济建设的任务已接近完成，但前两大政治目标却远没实现。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周边形势相对稳定，而海洋权益问题日益突出，突破中国海洋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制海权不足问题，台海问题不仅是中国统一问题，同时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可回避的制海权拓展问题。历史首次将中国台海统一的任务与中国海权拓展的任务合二而一地提上日程，而目前中国北、西、南三面相对稳定的形势也为我们解决台海统一问题提供了最佳的战略机遇期。但是，历史上好多事往往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许多战略机遇也往往是稍纵即逝。根据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我们现在真不知道这样的安全形势能维持多久。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如果我们不幸再遇到像20世纪60、70年代那种战略重心由东南向其他方向转移并由此被迫再次推迟台海统一时间，那届时我们失去的就不仅仅只是时间，而很可能还有用时间很难等回的被分出去的主权。正因此，台海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迈出的第一道门坎，更是中国目下时不我待的战略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左右空论，都是要不得的，都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不负责任的表现。

无疑，中国应当珍视中朝传统友谊，中国也应当理解朝鲜人民的困难及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因为我们也曾有过这段“雪压冬云白絮飞”的经历和感受。为此，我们尤其要在霸权国家恃强凌弱的时候，借助我们已获得的国际地位“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35]，不让曾与我们浴血奋战过的朝鲜人民再重复我们在与苏联交往中曾有过的不愉快的感受。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好朋友要勤算账，好邻居要勤打墙”，只有相互尊重对方利益的友谊才是可持续的。中国不能为任何——不管他是大国还是小国的——友谊过度让渡自身的战略利益，更不能为此承担比自己所承诺的更多责任。中国信用只能建立在已有承诺的基础之上。现在，朝鲜单方面声明不受1953年停战协定约束，这在法逻辑上意味着中国也可不必为朝鲜“不受约束”的举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如此一来，中国与东北亚国家的关系事实上又退回到1950年10月25日中国入朝作战前的状态。

在中国入朝鲜作战之前，中国的安全边界与主权边界是一致的，还在鸭绿江边；当美军将炸弹扔到中国境内后，中国人对朝鲜半岛的事就不能坐视不管了，此后中国人民的安全利益就与朝鲜人民的安全利益在相当程度上捆绑起来，在朝鲜向中国发出请求后，中国才用军事力量将自己的安全边界推至朝鲜半岛的三八线。由此产生的逻辑就是：今后在朝鲜半岛上不管是谁，如果还敢将炸弹扔在中国的领土上或出现1979年中南半岛那样的地区霸权主义，中国就应当像毛泽东、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一样，要动用国防力量保卫中国边境的安全；如果朝鲜届时愿意重新接受1953年停战协定的约束并再次请求中国帮助，那中朝两国的安全利益，在双方重新评估之后，才有再回到1950年10月25日之后状态的可能。

在中国入朝作战之前，中国的首要目标是解决台海统一问题。现在朝鲜方面一纸“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的声明，又将我们放到这个历史起点，这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东南方向有所突破，以实现中国本应在1950年就应实现的台海统一目标，以完成毛泽东、邓小平的嘱托。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一厢情愿且不计代价地为拢住“朋友”——不管是美国还是朝鲜——放弃或延缓中国必须直面的紧迫且不能再回避的核心战略利益和历史责任，那我们就会遭遇当年因过于相信美国的“民主和平”的承诺，先进行民主“整容”，再解散华约，但并未因此躲过西方落井下石的戈尔巴乔夫外交所面临的同样的困境。

伊索寓言里中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青年，天生就是一个舞者，但他现在并不打算开始跳舞，他听说有一个叫罗陀斯的地方，那里是跳舞者的天堂，那里开满玫瑰花，从此他就踏上了寻找罗陀斯之旅。一日，他路遇一位老者，他向老者说明来意，询问罗陀斯在哪里，这位老者答道：“这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舞！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

现在，历史已将我们中国送到了“罗陀斯”，这就是东海，“这里有玫瑰花”，现在需要的，“就在这里跳舞！”

[1]据朝鲜中央通讯社2009年5月27日报道，朝鲜人民军驻板门店代表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韩国正式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把朝鲜半岛局势“拖入了战争状态”，朝鲜为此将采取三项措施。这三项措施是：第一，朝鲜将按照此前表明的那样，把韩国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视为“宣战布告”。在此情况下，如果有人对朝鲜船舶采取包括拦截、检查等在内的敌对行为，即被视为对朝鲜主权的侵犯，朝鲜将立即进行强有力的军事打击。第二，鉴于美国纵容韩国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违反了《朝鲜停战协定》，抛弃了停战协定签字国的责任，朝鲜也将不再受停战协定的约束。在停战协定失去效力，朝鲜半岛即将重新回到战争状态的情况下，朝鲜军队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第三，当前，朝鲜军方不能保证处于海上军事分界线西北部海域朝鲜领海一侧的韩国５个岛屿的法律地位，同时不能保证美韩舰艇和普通船舶在这些岛屿周边海域的航行安全。来源：http://world.people.com.cn/GB/9374065.html。

[2] 联合国安理会2009年6月12日一致通过第1874决议，对朝鲜5月25日进行核试验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并要求朝鲜今后不再进行核试验或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任何发射。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408/9467356.html。

[3]《朝鲜停战协定》全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另一方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1953年7月27日，朝中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方面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于汶山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同日，金日成元帅于平壤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次日，彭德怀司令员于开城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同日，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向朝中部队发布停战命令：“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十二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4] 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5]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6] 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7] 转引自何明、罗锋：《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页。

[8] 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

[9] 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中苏边界发生的冲突有4189次之多，其中最严重的是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和同年8月在新疆铁列克堤的军事冲突。来源：潘光主编：《当代国际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10] [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

[11]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以《冬云》为题作七律诗记录了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诗曰：“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1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13]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1页。

[14] “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关于国际形势调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9年7月19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

[15] 这方面的资料可参阅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4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145页；另可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0、1031、1034-1037页。

[16] 详见：“国务院电报”（1969年8月2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0、1031页。

[17] “尼克松总统在关岛关于亚洲政策的讲话”，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教学参考》（现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275页。

[18] “美国送戈尔巴乔夫‘自由勋章’ 赞其“结束冷战”，http://news.ifeng.com/photo/news/200809/0919_1397_793937.shtml。

[19] 转引自何明、罗锋：《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4-385页。

[20]“印度空军参谋长再炒‘中国威胁’”，http://world.people.com.cn/GB/9356107.html。

[21] “印军两个山地师进驻藏民区 专家析3大原因”，http://world.people.com.cn/GB/9512453.html。

[22] 美国参考，http://www.america.gov/st/usg-chinese/2009/June/20090619160502dmslahrellek0.7310755.html。

[23]“俄美关系：伙伴归伙伴 钢刀归钢刀”，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7/08/content_11670459_1.htm。

[24] “美国国防部长 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已经不现实”，http://mil.huanqiu.com/world/2009-06/494650.html。

[25] 1953年，朝鲜战争的主要当事者之一韩国没能在协议上签字，原因是其总统李承晚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停战，并主张要单独北进。

[26] 张文木：“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 美国金融动荡和世界新格局”《文化纵横》2009年第2期。

[27]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

[28]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页。

[29] 路透华盛顿2009年1月22日电，http://cn.reuters.com/article/columnistNews/idCNChina-3534520090123。

[30] “奥巴马总统在埃及开罗大学讲话全文”，

http://www.america.gov/st/peacesec-chinese/2009/June/20090604121534eaifas0.4368097.html?CP.rss=true。

[31] “中国关于朝鲜核试验对策”研讨会纪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906/90673.html。

[32]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33] 韩国宣布正式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http://news.qingdaomedia.com/ShowNews_a.asp?ArticleID=185236。

[34]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240页。

[35]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Allen注：原文的多张插图现在已经无法找到，因此就先留白于本文中，待找到之时补上（已经补找到部分照片）！

山西沁水县十年间800亿元国有资产被官商勾结侵吞流失

山西省沁水县39名老干部的一封血泪检举信

我们是山西沁水县39名退休老干部、老党员，退休前在沁水县各级政府部门担任主要职务，在党中央大力惩治腐败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以党性保证并怀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揭露曝光近十年来沁水县价值数百亿元的国有煤矿资产通过非法改制渠道转为个人资产的特大案件，当地政府主管官员与私营矿主同流合污，将全县8座国有、集体煤矿800亿元资产装入个人囊中，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几年来干部和群众上访不断。

此事曾引起了媒体的关注，2003年5月，温家宝总理对新华社《国内动态》（1732期）山西沁水县“三矿一站”重组改制侵吞国资问题作过重要批示，要求有关方面严查。但当事官商同谋买通当地高官，千方百计抵制有关部门的调查，神通广大的手腕致使黑白颠倒，多次调查不了了之，此事至今未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对于这种强大的恶势力，我们万分愤慨，连总理亲自批示彻查的问题都能蒙混过关，天理难容。如今，借助网络我们再次实名反映问题，希望能拆得了官员保护伞的中纪委等部门能严查这些蛀虫，维护法律的尊严，还沁水县百姓一个朗朗晴天。

我们在几年时间里，搜集到了直接和间接的证据材料，还有不少新闻报道，下面详细介绍沁水县官商勾结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事实：

一、犯罪案件的三个主角：

1．吕中楼，山西省沁水县人，现任沁和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多家空壳公司法人和股东。1994年——1996年在国家科委某下属企业工作，后因经济问题被开除，1996年回到沁水县，结识时任嘉丰镇党委书记马刘勤，开始谋划套取国有资产。迄今为止，以行贿官员、非法改制、虚假公司、关联交易、变更股东、增减股权等手段骗取国有资产达数百亿元。

图1

2．马刘勤，山西省沁水县人，现任沁水县政协主席。

   在1997年——1999年任沁水县嘉峰镇党委书记期间，将年产15万吨年净利润2000万元的南凹乡镇集体煤矿，以每年60万元的低价承包给吕中楼，坐收渔利；在2000年任沁水县委宣传部长兼“三矿一站”改制组组长时，再次成为吕中楼的帮凶，将价值数百亿元的“三矿一站”四家国有企业缩水评估，使其未花一分钱，就取得了国有资产75%的股权。

   图2

3．申会，山西省泽州县人，现任山西晋城市政协副主席。

   在2001年——2006年任沁水县委书记期间，利欲熏心，贪腐成性，借改制之机，纵容并与吕中楼、马刘勤合伙，将数百亿元国有煤矿资产以低价赊销的方式拱手相送，从中获得好处。当地群众称之为“申包天”。

图3

上述三人合伙同谋，构成了侵吞数百亿元国有资产的官商链条中的主线。

二、官商勾结侵吞数百亿元国有资产的犯罪事实：

（一）以207万元买下总资产65亿元的南凹寺村煤矿所有权，置嘉丰镇2万人民利益于不顾。

沁水县嘉丰镇南凹寺村煤矿是1976年创办的乡镇集体煤矿，1983年投产后不断投资增产，到1998年时，该矿具有2.87平方公里的开采面积，储量达1800万吨，可采量为1260万吨，年设计能力15万吨，总资产达65亿元（含采矿权和土地使用证）经济效益可观。但是，时任镇党委书记马刘勤与吕中楼结成利益共同体，在先以超低承包价每年60万元取得该矿永久经营权（当时周边地区村办煤矿对外发包价格为每年600—1200万元）后，于1998年再次以暗箱操作手段，以转承债务等方式用207万元买下了该矿的所有权，这种公然剥夺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犯罪。

（二）改制程序违法，侵吞“三矿一站”国有资产数百亿元。

“三矿一站”是指沁水县永红煤矿、永安煤矿、侯村煤矿和嘉丰煤炭集运站，是沁水县国有骨干煤炭企业，总计年产量达230万吨，包括煤炭可采量、探矿权、采矿权、土地使用权资产总价值超过数百亿元，每年占县财政收入的60%以上。但是，马刘勤作为“三矿一站”改制组组长与县委书记申会勾结，于2001年12月共同为吕中楼设计了套取巨额国有资产的方案：“四家公司与国有股份共同成立沁和能源集团公司，外来公司共计出资3750万元，一年内分三次付清的形式”实质上赊销了数百亿元的国有资产，国有股份严重缩水，吕中楼串联的四家民营企业一分钱未出就取得了重组公司75%的股权。

在改制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违法行为：

1． 低估漏估国有资产。

对“三矿一站”进行资产评估的是由吕中楼从北京请来的“北京中新国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在吕、马、申三人授意下，采矿权、土地使用权等高价值核心资产被忽略不计，未将侯村煤矿6200万元资产列入评估项目中，永安矿井2300万元的技改投资也未列入，将国家扶持的4600万煤炭发展基金未转增国家股本金，而计入政策性贷款，并从总资产中扣除。

图4

2． 参与改制企业是虚假公司设计的关联圈套。

据一位记者调查，“三矿一站”改制重组成立的沁和煤业引进的大公司为：中国和平投资公司、中国大通实业公司、北京润新公司和晋城中嘉实业公司（吕中楼为法人），据沁水县官方声称中国和平投资公司属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大通实业公司属中科院，北京润新公司属于国家林业局。但调查结果却是宋庆龄基金会证实其下属单位没有中国和平投资公司，中科院也证实其下属单位无中国大通实业公司，两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均系吕中楼的同学，而润新公司是负资产企业，并非所谓的北京“大公司”，实质上都是吕中楼一人操纵，完全是以虚假公司设计好的资本运作圈套，直到最后，应该出资25%的和平公司分文未付。几年后，吕中楼以变更股东等方式让和平公司销声匿迹了。

3． 改制程序涉嫌严重违法。

在官商同谋的操作之下，“三矿一站”改制为沁和煤业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违法操作：

改制未按规定报经地市经政府批准；未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和通过；未提请县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没有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发布改制信息和公告；产权转产没有进入产权交易市场，没有公开招标、公开竞价；没有举行听证会，没有专家论证，没有可行性报告；评估机构没有实行公开招标。

据调查，沁和在成立之前经过了初步审计评估和资产评估，但是并没有经过确认，改制后才进一步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和确认，完全是程序倒置，违法操作。

4． 股权设置和出资方式条款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触目惊心。

根据沁水县政府当时的资料披露，沁和煤业改制时资产总额为4.2亿元（未计算采矿权等无形资产和资源价值并低估漏估部分资产），负债率近70%，经营性净资产为10696万元，经商谈，经营性净资产上调至12700万元进行国有资产置换。其中5000万元由各股东出资购买，作为注册资本金，剩余7700万元在新公司成立四年内还清。就5000万元注册资金来说，扣除县政府持国有股25%即1250万元外，其他3750万元由引入的其他四家股东出资。然而，沁和公司成立并接管国有煤矿企业时，外来股东没有一分钱注资。外来公司按照出资比例在一年内分三次付清转让费，直到2002年12月所谓的3750万元实物购置资金才到位，这一年时间里，煤矿企业生产经营，公司利润大增，这3750万元极有可能是从沁和煤业拿出一部分利润来支付的。如果事实成立，就意味着“空手套白狼”，四家公司没掏一分钱，而是无偿占有国家资产，进行资金周转。

图5：改制协议中股权设置方式涉嫌违法 (只找到小图，因为原图已经消失……)

5． 无偿占有国家资源

在改制过程中，除实物资产外，沁和没有对采矿权和土地使用权以及无形资产进行评估作价，收回价款，原国有企业享有的资源被沁和无偿占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沁和一直没有办理采矿权变更手续，仍以“三矿一站”的名义进行生产经营，从程序上是严重违法的。其不变更手续主要原因是从2003年8月起，山西省停止了煤炭资源的无偿使用，对采矿权进行有偿出让，以沁和煤炭资源总储量10亿吨来计算，要想获得采矿权至少要拿出10亿资金。而实际上转为民营企业的沁和分文未花，掘取巨大的国有家资源。

（三）漠视总理批示，颠倒是非，地方政府不作为。

从2003年起，不断有群众反映“三矿一站改制”造成巨大国有资产流失，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关注，从《山西内参》、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到《新华每日电讯》，新闻报道不断质疑沁和改制的种种问题。2003年，温家宝总理批示有关方面严查此事。山西省主要领导也分别就此事进行批示，事件曝光后，吕中楼及马、申两人千方百计抵制调查，加快过户变更手续，企图既成事实，还四处托关系，找地方高官作保护伞，并炮制文章，颠倒黑白，制造沁和改制典范的假象，干扰上级有关部门的调查。这些官商配合、神通广大的手腕致使多次调查不了了之，一个省级调查组进驻5天之后就悄悄离开，没有留下任何结果，此事多年未得到解决。

图6、7、8、9：多家媒体曾报道沁水煤矿改制事件

在沁水县人民政府文件[沁政发（2003）99号]中提交的关于“三矿一站企业改制有关情况的报告”，对事实加以扭曲，瞒天过海。申会就此事向上级领导汇报时，居然将沁和改制说成改制典范，“引入资金1.27亿元”，简直是光天化日之下说谎。

针对吕中楼等人的种种违法行为，当地官员不仅不作为，甚至参与“抵制”调查，对举报人和提案彻查此事的人大代表打击报复，更加变本加厉地出卖国有资产。

（四）陆续侵吞其他国有资产

继“三矿一站”改制之后，吕中楼有恃无恐，如法炮制，在马、申二人的帮助下，又能先后侵吞了两座国有煤矿、两座集体煤矿，包括以500万元超低价吞入永安矿接替矿，以“三矿一站”生产经营获取的利润侵吞了年产30万吨的中村煤矿，最终全县8座国有、集体煤矿悉数收入吕中楼名下，霸占和垄断了沁水县的煤炭资源。

（五）牟取私利，强行清退职工股金。

改制企业中，永红煤矿1997年在扩大生产规模时，采取了职工入股筹资的方式进行设备和技术改造。改制时，吕中楼等人并没有将172万元职工股予以登记，也没有按照利润给职工分红，更可恶的是，2003年10月，煤炭价格暴涨，为了窃取更多的利益，吕中楼未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擅自以“上市公司内部职工不得持股和职工股不规范、未注册”等理由强行清退职工股，威胁员工“谁不退股就不让谁上班”，强迫职工以“还借款”名目领取股金，不愿领取的，强行转入其个人银行卡中。其目的昭然若揭，就是不想让职工分享企业的成果和效益，自己掘取超额利润。

（六）通过变更股东、增减股权等方式逃税和洗钱

前面提到的改制时的四家民营企业，除了吕中楼任法人的晋城中嘉实业（实际上就是最初吕与马低价买来的南凹寺煤矿）外，其他三家“皮包”企业在完成虚假参与改制的任务后陆续被吕中楼清洗出局。这也印证了当时改制时所谓的战略投资都不过是一个骗局。

2004年，沁和股东大会将国有资产股权从25%降到18.7%，新增北京首都控股有限公司，占股权的35%，“元老级”股东中国和平投资公司悄然消失；2005年，中国大通和北京润新两家股东“幌子”也撤下了“番号”，取而代之的是新增股东“北京中信”公司，占33%的股权。而2008年，新加盟的两家股东也销声匿迹，又横空出来一个注册地址在维尔京群岛的恒能国际有限公司。

图10：几年间吕中楼将沁和能源集团股东频繁变动，目的昭然若揭。

八年来，吕中楼在官员保护伞下，不断玩起资本花招儿，更换股东，增减股权，其目的是逃避税收和转移资金，为事情暴露后外逃做好准备。据估算，仅2006年—2008年间沁和能源公司约计逃税高达7亿元。

（七）称霸一方，危害地方社会稳定。

在非法取得国有资产后，吕中楼又以下岗为威胁，把原国有煤矿520名干部职工集资入股的172万元股金强行清退，下调一线工人工资 ，在职工上访、停工时，采取恶劣手段，寻求有关领导支持，出动警力镇压工人，造成流血冲突事件。从2002年以来，当地群众向各级部门反映情况都受到了打击报复，群体事件时有发生，群情共愤，影响极坏，已经成为危害当地社会稳定的重磅事件。

综上所述，吕中楼在马刘勤和申会的包庇和策划之下，十年间从一文不名到坐拥十几家煤矿企业，侵吞了约计800亿的国有资产，此等官商勾结的罪行却仍逍遥法外，升官发财。沁水的百姓已经上访了近十年，走访各级部门，都表示要调查解决问题，多家媒体先后刊发了揭露事件真相的深度报道，总理和各级领导作了批示，然而，每一次调查都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或被吕用钱摆平，或买通高官，干预调查。如此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不能见天日，我们39名老干部、老党员死不瞑目，我们仍然坚信党纪国法一定会惩治腐败分子，还群众一个公道。

希望纪检部门和媒体再次关注这个多年未能解决的惊天大案，将侵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山西省沁水县39名党员、干部

2009年6月10日

外资水务图穷匕见

作者：我心悠悠

最近外资水务收买的畜生，堂而皇之的向中国穷人宣战。畜生们宣称：不能因为有人用不起就不涨价。注意，畜生们承认有人喝不起，洗不起；不过涨价是不能商量的。

资改派的一贯作风，要到天津，先说到廊坊，现在到了廊坊了，要和列车上的乘客们摊牌了。现在是涨价的时候了，原本承诺的合资的种种好处，就像“先富带后富”的承诺一样，早就扔到西伯利亚去了。

水可不是别的东西，酒涨价可以不喝，不喝水就活不了命，河水早就污染了，井现在在城市里已经不让打了，就算有井水，城市地层表面渗透水也早不能喝了。那么城市的贫困阶层就只有死路一条。不想死，拿钱来，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些畜生的言行已经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

这是笔者早就预料到的，外资水务掌控了中国水务半壁江山的时候，百姓们就是待宰的羔羊了。

2002年3月出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将原禁止外商投资的供排水城市管网首次对外资开放。现在，外资参与我国水务领域经营的越来越多，比如，法国苏伊士集团北从昌图、南到三亚、东起上海、西达重庆，在全国范围内拥有22家合资企业，供水人口达到了1400万。而具有153年水务领域专业经营历史的法国威立雅公司也在中国掀起了收购狂潮。迄今为止，威立雅拿下了天津、上海、北京、成都、昆明、兰州等近19个城市的21个合资项目，供水人口达到了3000万。这些外资水务公司的经营期限一般在30年左右，也有50年的，而其占股权份额都接近或等于绝对控股的50%。

当地方自来水公司与外资进行合资时，在地方政府与外资的合同中，对水量输出和水价都是逐渐提升的，一般都会在合同里对水价上涨进行一个规定，每年合资水厂价格上涨的依据是，以成本水价乘以K系数，而K系数共有5个因素，分别为电价、化学药剂价格、工人工资、汇率变化系数、CPI指数，按照这些因素，水价必然只会上升。

自来水在到达用户终端时，一般要经历两个过程，首先是外资水厂进行水处理，然后把水卖给国有的管网自来水公司，然后由国有公司卖给百姓，这样看起来，外资水务公司和老百姓并不直接发生关系。但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往往是根据合同价从外资手里买水的，比如一吨水的成本是1.5元，政府的收购价格可能在1.8元到2元之间，然后政府再以低于收购的价格卖给城市居民，这一来一去就造成了亏损，时间长了，政府无法再承担之时，水价上涨就是唯一的选择。

这些都是早就设计好的，在廉价将各地的自来水公司卖给外资的时候，一步一步的行动，汉奸们和列强早就谋划好的，现在是兑现利润的时候了。强势集团的利益代言人首先出动，进行舆论轰炸，为涨价造势。

要知道，在美国，自来水公司出售给外企必须国防部批准，因为这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学过建筑设计的网友都知道，自来水厂在设计的时候，必须提高抗震设防烈度，因为自来水对一个城市来说太重要了，简直就是命脉所在。

那我们必须研究，自来水（水务）需不需要合资，或者出卖。

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各地开始建设自来水厂，经过几代自来水战线的干部职工的努力，各地的自来水厂和管网早已是天文数据的价值，虽然改开之后，面临城市化提速和管网老化，漏损率提高的问题。如果依靠广大水务战线的职工的努力，提高管理水平，适当提高水价，完全能够解决问题。

然而，中国市政公共产品潜在的巨大利润空间，早就被列强们盯上了。然后在一片“缺乏资金”、“管理水平低下”、“以市场换技术”的嚎叫中，各地的自来水公司先开始剥离劣质资产，事实上就是把作出了卓越努力，但已经老弱病残的干部职工赶出企业；最后，进行所谓的公开招标，先把资产评估到原来的二折、三折，再以所谓的溢价2-3倍的价格，在外资相互陪标的情况下，半卖半送，甚至全送。

2008年，法国出现藏独分子袭击我奥运火炬手的事件，中国爱国青年发动“四月风暴”反法，中国外资水务的代表苏黎世水务公司第一个站出来，明确要求萨克奇政府不要出格，以免影响法国水务公司在中国的业务。由于苏黎世水务为萨克奇提供巨额竞选资金，说话还是有点分量的。

一般这些外资水务公司的经营期限一般在30年左右，也有50年的；按照招投标文件的项目盈亏平衡分析，外资往往要在15-20年后才达到盈亏平衡点，表面上看似乎出资外方只赚取了合理的利润，但在中国水务市场市场，谁都知道，购买一个地方的大型水务，没有两个条件是完不成的，一是上面有人，二是巨额佣金。上面有人就不用说了，佣金一般要达到项目标的2%-5%，甚至据说有夸张的达到每年利润的5%。在如此之高的佣金下，外资水务仍旧趋之若鹜，其利润可想而知。

事实上一般3-5年，外资就能达到其盈亏平衡点。那么外资水务如何快速达到其盈亏平衡点？作为行业内人士，笔者可以简单列举一些外资水务的伎俩：

一．K系数,外资在签合同时会留一些后门，调价系数组成越多越好，到时候

讨价还价的余地就越大，官员们回去交代也有理由，反正是前任签的合同，与我无关，现在洋人要涨5毛，我通过艰苦努力只涨4毛5，对得起大家了；

二．工程发包，一般各地自来水公司都有自属的给排水公司和抢修队，现在

和母公司脱离，现在工程对外发包，通过发包工程控制施工队套现，这种做法和房地产公司是一致的；

三．设备采购，通过采购国外设备，如流量计，价格是国内的几倍，即为母

国提供出口机会，同时可以套现，提早回笼资金，而且中国无法追查；

一般水务行业内人士都对这些手段心知肚明，所以往往在地方水务出卖之前，当地的干部群众都会对资改派进行坚决的斗争。笔者曾经问过一个主管部门的官员：难道你们搞了50年，现在连自来水都管不了，你们那么多的工程师在干什么吃的？对方一脸苦笑：这么多年，我们花了多少钱完善管网，你又不是不知道，难道洋人那几个亿买的下来，不是我们据理力争，卖掉的不是49%了，一开始以为来的是洋人，其实全是假洋鬼子，上面硬压，我们扛不过去啊。连连摇头叹息！

今天，到了兑现利润的时候了，洋人的布局已经完成，近50%的大型水务已经收入囊中，是中国人付代价的时候了。其实，继满清政府雇佣英国人任海关总理衙门总长后，现在中国可以雇一个法国人任中国水务衙门总长了。

外资水务之殇又是资改派对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善良的人们，你们喝下去的是水，但流的却是血啊!　　

US Senator Slams Washington Post Defense Of Fed Secrecy

Sander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Steve Watson
Infowars.net
Tuesday, July 28, 2009

Senator Bernie Sanders (I-VT), sponsor of S 604, the Federal Reserve Sunshine Act of 2009, has slammed a recent Washington Post editorial that contends the Federal Reserve should not be subject to a general audit.

Sanders vented his opinions in a letter to the editor which was published in the Post today.

"We must not equate 'independence' with secrecy." Sanders writes in response to the Post's Friday editorial entitled "Focus on the Fed" which attacked his own and Congressman Ron Paul's efforts to enact the Federal Reserve Transparency Act, a move that would allow the American people to find out for the first time where trillions in taxpayer funded bailout dollars have been used.

"No matter how intelligent or well-intentioned the Fed chairman and his staff may be, it isn't appropriate to give a handful of people the power to lend an unlimited supply of money to anyone it wants without sufficient oversight." Sanders write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a right to know what is being done with their hard-earned taxpayer dollars. This money does not belong to the Fed; it belong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Sanders urges.

The Washington Post's editorial angered many readers late last week by essentially advocating the continuation of non-accountability in government.

"Though the bill has attracted 276 co-sponsors in the House and 17 in the Senate, it is wrongheaded in the extreme." the Post's anonymously written piece stated.

"By opening up the Fed's most sensitive interest rate and credit policies to public second-guessing, the bill would create a risk -- real and perceived -- of monetary policy bent to suit congressional overseers. This would destroy financial markets' faith in the Fed and, by extension, the value of the U.S. dollar, just as surely as a political 'audit' of the Supreme Court's deliberations would undercut public faith in the justice system." the piece claimed.

"This article makes comparisons that are utterly dissimilar." Libertymage writer Robin Grammersuccinctly points out.

"Not only does our justice system make available verdicts and vote counts the same day that the court votes on the issue, they also make public the dissenting parties with the articulated minority opinion. This is a a world of difference from the transparency policy of the Federal Reserve, who graciously offers us meeting transcripts five years after the meetings occur. The transparency policies of these two groups are in no way similar and making such a comparison is disingenuous at best." he concludes.

Furthermore, as Ron Paul himself explained during the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 hearings last week, the bill would do nothing to further politicize the Fed's decision making given that the Fed is already overtly politicized anyway.

"Just the fact that they can issue a lot of loans and special privileges to banks and corporations, that's political. This idea that it would be political because we know what happened afterwards just doesn't seem to add up." Paul beseeched.

The bill would not give anyone in Congress or elsewhere the authority to sit in on Fed hearings, thus it would have no impact monetary policy. All it would do is provide answer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s to where their hard earned money is being spent.

The Federal Transparency Act would also expose the fact that it is the Federal Reserve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rtificial inflation of the debt bubble and the issuing of credit out of thin air,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financial crises.

The Truth is that the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knows that an audit would set the stage for a return of honest money and fiscal policies, in which the privately run Federal Reserve can play no role.

It comes as little surprise therefore to see the establishment media in Washington advocating a continuation of unaccountability and blanket secrecy.

印度和中国发展道路差异及其后果

——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说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文木

【内容提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自主性与依附性“两条道路”的斗争。虽然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起点相同，由于两者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导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后果。通过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以及深入的理论分析，作者认为，中印两国发展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如果中国未来在政治上陷入印度式的制度，在经济上走上印度式的依附性道路，那么中国的发展可能反倒还不如印度。

在亚洲，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始终备受关注。笔者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自主性与依附性“两条道路”的视角提出并切入问题，探讨了不同发展道路对印度和中国两国经济造成的不同后果，并对由此产生的发展前景做出基本评估。[①]

一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及其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顺势崛起，也有的国家瞬间倒下。造成这二者差别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高低，而在于这些国家发展选择的道路及其性质。下面从长时间段得出的统计数据似乎是对这个见解的有力证明。

表1 1700～1890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NP）比重分布

（单位：%）

国别/年份 1700年 1820年 1890年

中国         23.1    32.4    13.2

印度        22.6     15.7     11

日本        4.5        3       2.5

欧洲       23.3      26.6    40.3

美国       0.0        1.8     13.8

俄国       3.2        4.8      6.3

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著，楚序平、吴湘松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表1显示，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从1700～1820年间也一直高于欧洲和日本。同期印度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也居于领先水平。 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在1890年后的5年，即在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1857年英国击败印度的民族抵抗后，印度便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这说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的强盛。表2、表3提供的数据反映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国家兴衰的关系。[②]

表2 欧洲、拉丁美洲人均GDP增长率(1820～1950年) （单位：%）

国别/年份 1820～1870年 1870～1913年 1913～1950年

欧洲国家

西欧合计      0.95               1.32               0.76

东欧合计      0.63               1.31               0.89

英国           1.26               1.01               0.92

法国           0.85               1.45                1.12

德国           1.09               1.63                0.17

拉丁美洲

拉美44国合计 0.10              1.81                1.43

表3 欧洲、拉丁美洲及俄国/苏联地区GDP增长率(1820～1950年) （单位：%）

国别/年份 1820～1870年         1870～1913年         1913～1950年

欧洲国家

西欧合计         1.65                     2.10                     1.19

东欧合计         1.36                     2.31                      1.14

英国              1.71                     2.14                      1.16

法国               1.27                    1.63                      1.15

德国              2.01                     2.83                      0.30

拉丁美洲

拉美44国合计    1.37                    3.48                      3.43

俄罗斯

俄国/苏联          1.61                   2.40                      2.15

表2、表3的资料说明：从1870～1950年间，欧洲国内生产总值发展远不如拉丁美洲，可拉丁美洲在第一次大战前已被欧洲所征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多沦落为美国的附庸国家。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不如沙皇俄国时期，但前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后者却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不能作为衡量国家强盛的指标。历史上，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一般说来总要比强国快些，这正如贫血病人的心率，其脉搏的运动总要比健康人的速度快些的道理一样。

结构差异产生于道路的不同。选择自主性还是依附性发展道路（不管它们是什么主义的）是近代以来国家斗争的焦点。资本主义国家间有资本主义的自主性和依附性的斗争，社会主义国家间也有社会主义的自主性和依附性的斗争。[③]毛泽东抵制苏联霸权主义，主要抵制的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制造的围绕以苏联为中心的依附性发展模式，抵制的是苏联胁迫中国成为其附属国的企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如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等）都是国家发展道路间的斗争。当时西班牙希望英国成为其依附性国家，英国而后又希望法国、德国和美国等成为其依附性国家，前者希望后者为其提供市场、资源而不是技术；而后者却不愿成为这样的国家，它们因此而不惜一战。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国家间战争都不是源于国家间增加生产总量的矛盾，而是源于各国力图将生产力掌握在本国手里并由此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矛盾。在这一时期，技术含量的大小而非国内生产总值的高低决定着国家财富的多少。工业革命后，世界利润的流向地并不是劳动密集型国家而是技术密集型的国家。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只有在拥有自己的生产力的国家中才能产生，而不是在依附性国家所依赖的附加值极少的自然资源中产生。当产品交换是以技术附加值的多少为利润导向的时候，此时以出口本国资源、以让渡本国市场来换取工业国家技术的依附型经济在国际利润分配体系中所获得的份额就显得无足轻重。

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英国人。英国发展的起点是原材料产品（即羊毛以及由此发展出纺织业），对于“英国发展毛纺织业的逻辑起点”，中国经济史学者梅俊杰认为，“就是限制羊毛原料的自由出口”。[④]在所有经济活动中，刚刚起步的英国抓得最紧的并不是对本国资源的开发，而是对自主创新技术的开发和垄断。对今天的自由贸易神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制造这种神话的国度（英国）在其起步阶段恰恰是以残酷的国家暴力来推进和垄断技术的，这点与制造人权意识形态的国度（法国）曾经是制造“断头台”故乡的现象正好暗合。

早在1258年，英国就颁布了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内容的《牛津条例》，要求“英国所有生产的羊毛必须在国内加工生产，不准卖给外国人；人人都必须穿用本国织造的呢绒”。[⑤]在1332年、1337年、1376年、1377年、1364年和1467年，英国政府多次对本国人民强调这些规定。不仅如此，英国王室还将这些规定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并配之以国家暴力要求本国人民执行。1547年，英国王室在诰令中重申：“只有获得了特许证的羊毛商人协会成员才能运出羊毛，其他人必须将羊毛纺成线，织成呢，或制成帽、带，始得出口。”[⑥]1549年，英国王室又颁布更严厉的诰令，对于无特许证而输出羊毛的违令者“处以双倍于出口羊毛价格的罚款，羊毛的所有者要被投入监狱”。[⑦]实际上，在原材料羊毛之外，毛线、精纺毛纱、漂泥等都在禁止出口的清单上。英国法律规定，违禁“首犯者要被砍去左手，再犯者则要被处死”[⑧]。据考证，爱德华三世于1337年所做出的禁止羊毛呢布进口的诰令直到18世纪“依然有效”[⑨]。

英国人在用非经济的（实则是政治的）手段击败欧洲大陆经济优势的同时，又用这种方法击败了印度的经济优势。17世纪末，经由东印度公司输入的“印度软棉布”已占英国全部进口纺织品约1/4，这已影响了英国的毛纺织品在国内的市场，当时英国有评论称：“突然间，我们发现我们所有的妇女，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穿上印花棉布”，而且“窗帘、坐垫、椅子和床上，除了印花棉布或印度其他纺织品外几乎没有别的织品”。[⑩]1700年，“虽然英国是纺织品的净出口国，但国内纺织品消费的一大部分（按价值算约37.5%）还是要靠进口麻织品、丝织品、棉织品来满足，这让毛纺和丝织行业大为惊恐”[11]。这是因为，与羊毛呢绒相比，棉布轻薄舒适、多彩时尚，尤其是印度的棉织品更是色泽、设计、质地俱佳，且在物轻质优之外明显价廉。即使在英国使用机器生产之后的1813年，议会中尚有人作证说：“印度的棉织品和丝织品还能以比英国制造品低5%～6%的售价在英国市场上赚钱”。[12]

英国的羊毛生产在经济方式上竞争不过印度的棉布生产，于是英国就采用了政治的方式。英国议会对进口棉纺品实施了更严厉的限制。1666年，英国议会通过《安葬法》，规定“无论是谁在安葬死者用毛料以外的纺织品裹尸都要受罚”，违者罚款5镑，据统计，在1688年，英国的人均收入不过7英镑18先令，因此这项罚款额度“相当于八个月的收入”，足见消费管制及贸易限制之严厉。[13]鉴于印度软棉织品超强的竞争力，1700年，英国下院又通过了更为严厉的法律，规定从1701年起，“由波斯、中国，或者印度制造的所有经加工的丝品、罗缎及其制品、与丝或草本物混纺品，所有上述地区上色、印染的软绵布，已经或者进口至本王国，均不得穿着”[14]。1704年，议会又决定把这一禁令从英国扩大到爱尔兰。

1721年，英国议会进一步通过立法规定，自1705年圣诞节之后，“不管任何人，在不论任何衣着服饰中，凡使用或穿戴任何上色、印染的软棉布，在英国均属违法行为”，违法的者将被课以5镑罚金，如果违法的是商人则要课以20镑罚金。为使这项政策得到有效落实，英国官方还鼓励公民举报，举报属实者可获5镑获金。1721年的这项法令“有效地关闭了本国市场，阻挡了亚洲纺织品的进一步渗透”，特别是“英国市场最终对印度软棉关上了大门”。[15]1774年，英国议会正式宣布：“在大不列颠王国，任何人使用或穿着任何由英国纺织棉织成的新制衣钸，不管是衣服、家什、家具或其他东西，也不管是以何单色或色上色与印染，一律合法。”而在1721年议会开幕式上，乔治一世经内阁授意，对英国的经济政策做了这样的概括：“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16]德国经济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说：“这是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商业政策的主导原则”[17]。

认识到英国经济发展的上述历史，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就职当天特意身着土布衣裳的深刻用意。如果再看看今天的美国奥巴马政府为了克服经济危机而推行国民消费国货的政策所遇到的巨大阻力，我们就不难体会出18世纪的英国政府在推行其自主技术和市场垄断政策时曾下了多大的决心。

列宁曾经说过，被打败的军队很能学习。斯大林评价说：“列宁的这一观点对于所有民族都是适用的。被打败的民族很能学习。”[18]

英国是海岛小国，它一直受着欧洲大陆帝国的欺负：一开始受古罗马人欺负，接着是法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欺负，直到19世纪初，法国拿破仑还不忘征服英国。可是，英国人愈挫愈奋，用“铁与血”的手段推行其自主创新的政策，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话说就是，将“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将生产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们说“自由贸易”并不是英国经济的本色，英国是以残酷、甚至专制的方式进行技术垄断而发家的。英国保护自己技术的同时，还利用欧洲大陆的动乱将大量法国技术人员吸引到本国去加以利用。

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大陆各国最初并没有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也存在自主性与依附性的斗争。从短期来看，依附性道路代价较小，欧洲人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处于强势地位的法国人，与18世纪下半叶俄国维特的经济发展思想以及19世纪30年代苏联的布哈林经济思想一样，在工业化起始阶段，也倾向于选择依附型并通过暂时的经济依附渐进地转入经济自主的发展道路。19世纪初的法国是农业国家，它看到了英国的崛起，也想对本国实行工业化改造，但当时的法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自主型发展道路的选择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充满斗争并需要以暴力开路的政治过程。当时法国人想得很简单：先用法国的葡萄酒、工艺品等附加值极低的产品跟英国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品进行交换；等自己有了钱，再用钱买来英国的工业技术，这样就能慢慢实现国家工业化。与英国1721年的法令反其道行之的是，法国于1786年和英国签订了《伊甸条约》，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分析说：“他们（法国）的想法是，如果予英国工业品输入以优惠待遇（进口税率减为20%），以此为条件，使法国的葡萄酒与白兰地能够在英国畅销，法国一下子就能够恢复繁荣状态。”[19]法国人对这个条约的理解很像我们前些年有些学者对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认识，认为进行商品交换、参与到对方的市场就可以了。实际上，即使不考虑在国家间的搏弈中起着一锤定音作用的军事因素，两方产品的附加值不同（英国的商品附加值高，法国的商品附加值低）也会在双方贸易中造成不等值的“剪刀差”交换。在这种交换中，法国农民出售的低附加值的产品越多就越不赚钱，随之而来的就是法国农民大量破产。法国农民破产后就蜂拥进城，于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这样的经验及其中的教训对于今天正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也是值得注意的。

黑格尔说过：“假如日耳曼森林那时还存在的话，法国大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了。”[20]其言下之意就是，没有资源的压力、没有生存的压力就不会出现法国大革命。由于资源少、土地少，在与英国的贸易交换中，那些因破产而失去土地农民只好进城，于是法国很快就出现了社会动荡，出现了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等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最后拿破仑出现了。拿破仑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他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在于英国高附加值的工业对法国的冲击。拿破仑知道法国要走自主创新的路，要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于是，拿破仑把欧洲全部封锁起来，不允许英国资本进入欧洲市场。与此同时，拿破仑把法国的资本转动起来，用军事手段把欧洲封建庄园全部打散，让欧洲庄园农奴变成自由农民，继而使自由农民变为法国资本可以剥削的自由劳动力，使法国的资本家迅速赚钱。后来，拿破仑法国尽管被打败了，但已经独立运转起来的法国的工业生产力并没有因战争失败而被毁坏，法国还是挤入了以英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中心，成为今天所谓“北方国家”的最早的成员。在这之前，实际上，法国以及欧洲大陆是英国的外围国家，也就是那个时期的依附型的“南方国家”。

美国开始也是依附英国的，为英国提供原材料和市场。但英国人的那点发家秘笈很快就被美国人看破了，所以，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身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其意在告诉美国人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21]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率承认，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战。他说：“如果不根据我们的地位得到大不列颠根据它的地位得到的那种宝贵利益，美国的形势将只是欧洲大陆形势的翻版。那就会出现常备军和不断征税会使自由到处遭到破坏的景象。分裂的美国，其命运甚至比欧洲那些国家的命运更加不幸”。“大不列颠的历史，一般说来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部历史，它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教训。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经验得到教益，而不必付出他们所付的代价。”[22] 华盛顿给美国人留下这些思想遗产是促成美国人民誓死抵抗英国分裂美国的图谋并在南北战争中支持林肯的重要原因。

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和约》算起，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82年间，英国一刻也没有放弃分裂美国的实际努力。1812年，美英开战，1814年8月，在拿破仑6月滑铁卢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英国占领华盛顿，烧毁白宫、国会大厦，并借有利的战争形势企图肢解美国，它向美国议和代表提出“沿美国边界成立一个中立的印第安缓冲国”[23]的要求。这实际上就是要在美国内部分出一个国家来。美国人对此坚决抵制，并把英国人赶出了美国。当时，为了反对英国，欧洲大陆国家也帮助了美国。1803年，拿破仑把路易斯安那州“卖”给了美国，他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想通过美国在大西洋西岸牵制英国。

为什么会发生南北战争？南北战争是美国国内“两条路线斗争”，即选择走自主道路的北方和选择依附道路的南方的最后摊牌。南方希望降低关税，通过大量出口低附加值的棉花赚钱；而北方要发展本国自主工业，通过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参与国际竞争。两种发展模式的斗争最终使南方提出与北方分离。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总统林肯在国内赢得了美国人民的支持，在国际上获得了沙俄的支持，最终统一了美国。美国南北统一后，沙俄还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美国人利用欧洲矛盾迅速崛起，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在反抗欧洲压迫的斗争中，美国的国家版图也得到迅速扩张。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经济速度过快的时候，往往也就难以兼顾公平。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开始重复英国19世纪40年代的经历：两极分化严重、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我们现在享受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妇女节等都是美国工人阶级在那个时候争取到的。当时美国的军队多是用来镇压工人的，美国是怎么解决这个冲突的呢？美国与英国一样走了出去，大力发展海军，向世界要资源和市场并为此扩大以本国为中心的依附地区。所以，对整个西方来说，资本主义的自主性国家是通过扩大和掠夺它们的依附性国家而获得发展的，而国家海军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定性的力量

19世纪40～50年代，欧洲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工人运动，这迫使欧洲各国政府利用他们的海军加速在东方的扩张。中国和印度的战败使得东方国家的大量财富被掠夺到了欧洲，这又使欧洲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工人阶级贵族化”现象，这使欧洲工人阶级在与资本家的“共同富裕”中，从被压迫的阶级摇身一变而成为“压迫民族”。于是，19世纪40～70年代，欧洲一致起来压迫和掠夺依附于它们的国家和地区。世界就这样形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是今天“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产生的历史前提。[24]

英国人是美国人的先生。19世纪末，美国政府开始大力发展制海权。在1898年，美国占领了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夏威夷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相当于中国的台湾，是美国进入远东的跳板。20世纪初，美国全面进入远东地区，利用各种机会参与西方对中国的掠夺，用东方财富补偿国内贫困阶层，缩小两极分化，美国国内剧烈冲突的阶级矛盾由此逐渐得到缓解。

苏联的发展模式也很能说明问题。苏联与中国经历相似，它选择自主模式是因为有沙皇时期工业化运动失败的经验。19世纪俄国与拿破仑前的法国一样，也试图通过大量引进外资来实现其工业化目标，当时的时任财政大臣的维特简单地认为，只要把别人的工业买过来并直接移到俄国就可以了。于是他从法国人那获得了大量贷款，大量购买西方技术，通过政府推动等方式使俄国工业化获得了长足进展。但由于俄国工业不是内生性的工业，没有自主的技术，到了19世纪末又碰到世界经济危机，俄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就难以为继。1905年，俄国在远东与日本开战，俄国战败，其维特领导的工业化运动也嘎然而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沙俄帝国的经济已无法维持正常运行，其间的帝国内部的政治关系也随之自行解体，这一时期的经验促使列宁和斯大林对本国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最终做出走以工业技术为主动力的自主发展道路选择；这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买办路线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促使中国人民做出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一样，都是出于同样的历史经验。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学理论对后发国家影响较大。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用“种树”来比喻产业政策，认为国家财富增长的关键不在于收获果实的能力的大小而在于种树的能力的大小。19世纪下半叶，俾斯麦采取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方法，使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形成强大的生产力。由于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长期在德国从事革命工作，德国的这些成就对列宁及其战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就提出工业化道路和电气化计划；斯大林在国际上拒绝了20世纪30年代的“道威斯计划”、40年代的“马歇尔计划”，在党内拒绝了与之相适应的“布哈林道路”，其主要考虑就是怕过度依赖外资会阻碍苏联经济的自主性发展。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斯大林与英国人一样，他在坚持本国自主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同时，却不希望别的国家也搞自主性经济。他不让东欧那些国家走自主性经济发展的道路，他明白，依附性和自主性之间的矛盾不是对立性的矛盾，正如自愿作奴隶的人与其主人之间的矛盾不是对立性矛盾一样，一个愿挨，一个愿打，这会有什么矛盾？真正的对立性的矛盾冲突来自“一山不容二虎”式的自主型经济间的矛盾。正因此，斯大林在考虑打败希特勒德国后如何处置德国问题时，他与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都认为：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的关键是毁灭德国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只要没有重工业生产，德国就永远没有发动战争的力量。罗斯福则说得更绝，他要把德国变成牧羊场。[25]牧羊场国家就是提供原材料的依附性国家，就是工业国家商品的倾销地。作为牧羊场的国家是没有力量的。

二 起点相同但道路不同的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后果

中国和印度竞争实际上就是产生于不同道路的不同制度间的竞争。1949年之前，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的那条道路就是依附性发展道路，由于大量引进外资，其经济发展速度快，但社会两极分化也快。最后导致的后果是：外资冲击中国农村，农民整个劳动收入远不足补偿生产支出，致使农民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甚至连“自身再生产”即养家糊口都不能维持，随之而来的就是农业的萎缩和农村的解体。蒋介石集团的依附型发展道路为中国革命铺好了干柴，大量外资又为这干柴浇上了燃油，以至共产党到哪里，哪里就有大批的农民参加红军闹革命。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毛泽东那一代是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共产党人，也正是这段历史让他们明白：依附型经济没有出路！鉴于蒋介石时期依附性发展道路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又鉴于国外发展道路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后又提出“自主创新是掌握民族发展命运的关键之举”[26]这一重要命题。只要我们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就能知道当时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选择了以共产主义为其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前进的领导力量。我相信，即使我们今天重新开始我们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最终还会选择列宁主义，选择毛泽东思想，选择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而印度的近代发展道路恰恰相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根据自已的成功经验，不仅不允许印度有自主创新能力，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摧毁印度的自我选择能力，更遑论其革命的能力。20世纪40年代在印度有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另一个是钱德拉·鲍斯[27]。后者是个强权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钱德拉·鲍斯主张用利用德日的力量，用军事手段赶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但他在日本投降不久后死于飞机失事。从此，印度统治阶层中失去了强势人物。最后，尼赫鲁在英国的支持下和平取得了政权并使印度获得了独立。这个结果的好处就是其成功快，成本低；其负面影响则是庞大的私有产权被保留了下来。而所有制越复杂、产权继承的历史越长、分割关系越细密，国家发展的产权包袱就越重：为了发展，就必须补偿庞大的产权利益，并为此必然严重依赖外部资金，这就严重削弱了印度国家的独立自主和自我创新的能力。

中国与印度最实质的差别在于中国经过了彻底的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使中国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循环过程中剃除了印度那样庞杂的非生产性的产权红利和生产利润切割。相反，印度政府动辄就要给私有产权付利，国家的投资往往因私有产权的大量预先截留而使其事倍功半：在资金投到生产的流程之前，要经过资本家、地主和英国殖民产权的截留，最终到生产者手中就所剩无几。

生产者没有投资资金就只有借高利贷，印度，尤其是在印度农村高利贷盛行，其利息也很高。这对印度生产者，尤其对作为社会主体阶层的农民的压力很大。这就导致印度生产没有动力。中间人靠产权来获得分配，劳动者没有投资和消费能力，这样便出现大量的贫困阶层并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从1951年到1971年的20年中，高利贷在耕种者借贷总额中的比例在各种借贷来源中一直居于绝对主体地位。从1971～1981年的10年中，由于国家合作社和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幅提高，造成高利贷借款比例迅速下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乡村高利贷者至今还占优势”。[28]小农由于缺乏偿还能力，缺乏贷款信誉，不能大规模应用新技术，当然也就不能从自己的生产中获得较大的收益。信贷组织特别是合作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过期未还贷款。过期未还贷款率，合作社大约占40%～42%，地区农行是47%。而借款未还的多是无助小农，这就迫使一些金融机构贷款倾向大农。由于大农具有良好的偿还能力，合作社和商业银行事实上更愿意向大农提供比如6～10%的低息贷款，这迫使小农必须从高利贷或其他非组织的资金市场按12%～75%的利息借钱。[29]其导致结果是：日益严重的小农破产和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这也是印度一些地区比如比哈尔、西孟加拉、奥里萨和安得拉邦等农民暴动延绵不绝的直接原因。[30]

社会基层如果没有经济活力，整个印度经济就不会获得自主发展，不能自主发展就没有民族市场。民族市场本质要求的是人民市场。没有人民消费，没有民族市场，建立其上的国家经济就不可能崛起。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的问题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印度问题的核心。

中国的改革成功是与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通过国家的力量，用反剪刀差的形式把农产品的价格提起来，让农民先获利，农民获利就可以进行投资。中国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而印度却不能呢？因为中国政府不受私有者支配，而印度议会的每个议员所考虑的多是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由于人民没有资金，所以印度的人民消费还得通过政府这一中间环节转包给人民。政府害怕得罪资本家，也不敢得罪人民，只好在满足资本家的同时，也在财政上拿出一些钱给人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国家经济就这样半死不活地往前走。1960年尼赫鲁就质问：1950到1960年这十年印度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31]答案其实很简单，即这些财富就是被庞大的私有产权预先截留了。

尼赫鲁本来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但他又想走“中间路线”，要回避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使他的计划成为空想。“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32]没有革命，在这里当然指的就是暴力革命，不要说社会主义，即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也无异于纸上谈兵。这个道理，连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也看得明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方面他想暗示斯大林印度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自主创新的社会制度没有革命是建立不起来的。斯大林同意并接过罗斯福的话说：“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33]革命在历史上对印度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由表4可见一斑：

表4 1700～1995年印度与中国经济水平比较

年份                         印度                            中国

国民生产总值 （单位：1990年10亿“国际元”）

1700年                     81.2                           82.8

1820年                    111.0                          228.6

1952年                    226.6                          305.7

1978年                    630.8                          935.9

1995年                   1437.0                         3196.3

人口总数（单位：百万）

1700年                    153                             138

1820年                    209                             381

1952年                    372                             569

1978年                    649                             956

1995年                    917                            1205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单位：1990年10亿“国际元”）(Allen注：中国在80年代之前的社会生产总值中相当比例的部分是不统计的，是以例如“记工分”等的形式存在)

1700年                    531                             600

1820年                    531                             600

1952年                    609                             537

1978年                    972                             979

1995年                   1568                           2653

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地位（单位：%）

1700年                    22.6                           23.1

1820年                    15.7                           32.4

1890年                    11.0                           13.2

1952年                    3.8                             5.2

1978年                    3.4                             5.0

1995年                    4.6                            10.9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单位：%）

1700～1820年           0.26                           0.85

1820～1952年           0.54                           0.22

1952～1978年          4.02                            4.40

1978～1995年          4.63                            7.49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单位：%）

1700～1820年         0.00                            0.00

1820～1952年         0.10                           -0.08

1952～1978年         1.81                            2.34

1978～1995年         2.53                            6.04

数据来源：根据[美]安格斯•麦迪森著，楚序平、吴湘松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页，作者根据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表4显示，几乎是同时建国（新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印度于1950年1月26日建国）的印度与中国，其两者之间的差距始于中国1952年土改完成，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中国1952年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成功又取决于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革命使中国整个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大为简化。土地集中到了国家和农村集体手中，这大大降低了国家发展的成本。20世纪70年代，中国基本建立了完整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此后，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1978年以后，中国转入商品（市场）经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其经济显示出远远高于印度的强劲发展势头。假设我们没有经过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蒋介石集团统治时期堆积如山的产权问题，那么现在中国远高于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可能出现。彻底的社会革命使中国摆脱了经济发展中的依附性质，而完全独立自主的经济制度又使新中国经济具有了没有经历政治革命的印度无法具有的创新品质。

最能反映印度经济对外依附的深度的是对外贸易领域。印度国内市场极为有限，只有依赖外部。印度为了外汇大量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以购回高附加值的商品，结果就是出口量越多贸易赤字就越大，从而形成“利润逆循环”现象。从1949年到2003年这长达50多年的历史中，印度外贸竟然只有两年顺差！它们分别是1972到1973年度，其贸易顺差10亿卢比和1976到1977年度，其顺差6.8亿卢比。2003年逆差竟飙升到了4 206亿卢比。印度外贸那如雪崩一般越滚越大的赤字是其经济对西方技术和资本绝对依附关系带来的恶果。[34]

印度经济的依附性严重阻碍了其生产力的发展。这里已没有必要再列举依附性对印度传统产业的影响，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我们只要看看现在被舆论炒得火热且美誉有加的印度信息技术产业（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IT产业）并将它与中国同类产业比较，就不难理解印度经济中的依附性因素对印度发展的阻碍作用。表5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

表5 印度IT产值增长基本情况（1997～2003年）（单位：亿卢比）

项目/时间 

1997～1998年         1998～1999年         1999～2000年      2000～2001年      2001～2002年        2002～2003年

日用电子产品

760.0                       920.0                   1 120.0               1 155.0               1 270.0               1 380.0

工业电子设备         

315.0                       330.0                     375.0                  400.0                  450.0                 555.0

计算机 

280.0                       230.0                     250.0                  340.0                 355.0                  425.0

传媒设备

325.0                       440.0                     400.0                  450.0                  450.0                  480.0

战略电子产品

90.0                        1 30.0                    145.0                   175.0                  180.0                  250.0

配件

440.0                       475.0                     520.0                   550.0                  570.0                  660.0

小计（硬件）

2210.0                     2 525.0                  2 810.0                3 070.0                3 275.0                3 750.0

出口软件

650.0                       1 094.0                  1 715.0                 2 835.0                3 650.0                4 610.0

内销软件

347.0                        495.0                     720.0                    940.0                 1 087.4                 1 340.0  

总计

3 207.0                     4 114.0                   5 245.0                 6 845.0                8 012.4                9 700.0

资料来源：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SOFTWARE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ESP）2002～2003年度、2003～2004年度报告，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2-03.pdf，

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3-04.pdf。

由表5可知，从1997～2003年期间，2002～2003年度印度信息技术产业（IT）产值比1997～1998年增长了2.02倍，总额中软件出口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6.1倍，而软件内销量才增长2.9倍。附加值较高的战略性电子产品增长只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1.8倍。占产值总额主体部分的是附加值较低的日用电子产品，增长了0.82倍。这说明印度IT业增长是靠海外市场拉动，而且推动IT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低附加值产品。印度IT产业的这种依附性的特点，在表6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表6 印度电子产品出口情况（1997～2003年）（单位：亿卢比）

项目/时间

1997～1998 年     1998～1999年      1999～2000年       2000～2001年       2001～2002年       2002～2003年

日用电子产品

60.0                      40.0                   30.0                     64.8                  70.0                    45.0

工业用电子

20.0                       16.0                  20.0                     50.0                   95.0                   140.0

计算机

125.0                     40.0                  24.0                    1.250                  180.0                    55.0

传媒设备

10.0                      7.0                    5.0                       55.0                    15.0                     50.0

战略性电子产品

1.0                        1.0                     1.0                       —                         —                      —

配件

84.0                       76.0                  60.0                   184.0                    220.0                   240.0

小计（硬件）

300.0                     180.0                140.0                  478.8                     580.0                  560.0

出口软件

650.0                   1 094.0              1 715.0                 2 835.0                  3 650.0              4 610.0

总计

950.0                   1 274.0              1 855.0                3 313.8                  4 230.0                5 170.0

资料来源：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SOFTWARE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ESP）2002～2003年度、2003～2004年度报告，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2-03.pdf，

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3-04.pdf。

表6表明，近年迅猛发展的印度IT产业并不是由印度民族经济自主推动而是由国际，尤其是由资本中心国家的经济需求拉动的。在上面所有出口项目中，西方从印度进口需求最小的是战略性IT产品，需求量最大的则集中于低附加值的配件型产品。从1997～1998年度到1999～2000年度，印度战略IT产品出口竟只有1亿卢比，而从2000～2001年度至2002～2003年度，战略性IT产品竟没有数据。是没有统计，还是西方对印度不再有此类产品的进口需求，我们不得而知。但这至少表明，国际资本中心国对印度IT产品的需求对提高印度IT产业的技术，尤其是有利于巩固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进步，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而造成IT产业这种依附性发展的原因又在于长期处于萎缩状态的印度民族市场，近30%左右的贫困人口[35]大大限制了IT产品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和IT技术的国内培育和开发条件。这可从下面与自主型的中国IT产业的比较中看出（参见表7）。

表7 印度和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

（1990～2002年） （单位：%）

国家  1990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印度     2.4        4.3         5.0         5.4      4.8

中国     —        16.8        18.6       20.6     23.3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即使在电子领域，造成上面差距的原因在哪里？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印度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严重弱化。而拉开中国与印度自主创新能力差距的原因应该归功于中国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虽然是一个自由经济论的拥护者，但他对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经济成果非常肯定。他认为，1979年之前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他说：“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36]

三 对印度和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前景的基本评估

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笔者对印度和中国的未来国家发展前景做出如下评估：

第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相对于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英国人在没有消灭旧的封建阶级的条件下，又给印度送来了新的国民财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统治及建立其上的产权关系。印度独立后尽管废除了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柴明达尔制度，但却变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阶层，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资本家阶层。在国内市场日益萎缩的条件下，在资本家及新兴有产阶层中新增出为国际资本服务的买办阶层。这些阶层队伍如此庞大以致他们利用私有权瓜分印度年度利润之后，社会生产者主体即劳动者阶层所得无几。由此而言，除了主权归属不同，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殖民地时期的金字塔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形。这种结构既断送了印度在二战后进入苏联、中国等国家自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也断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经过五十多年的痛苦挣扎性选择，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的发展贯性之中。印度已成为拉美模式在亚洲的另存形式。

第二，印度独立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既阻碍了生产力可持续性发展，也削弱了印度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表现为存量的自然资源潜力和表现为变量的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那么在与中国比较时，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良好的运用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由此产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第三，上述两点结论的确定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当代中国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参照系和当代印度已确定拉美模式的坐标系中，上述对印度的评估结论才是成立的。由此，我们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是：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37]如果未来中国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发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第四，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在“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了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又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

第五，今天中国用本国的资源支撑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后劲已十分有限了。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性、提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思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着第三次的飞跃。第一次飞跃的时候是从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飞跃是从改革开放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次将是从“统筹国内国际大局”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把握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稳步扎实地全面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如果我们能顺利实现这次飞跃的话，印度与中国的竞争失去了起码的前提。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7期）

[①]关于笔者这方面的更详尽的研究成果可参阅拙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②] 表2、表3资料来源于[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181、190、191页，表中数据经作者整理而成。

[③] 关于此，复旦大学部分研究单位集体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一书提供了大量详实的统计数据和扎实的研究成果。

[④] 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5页。

[⑤]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6页。

[⑥]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6页。

[⑦]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6页。

[⑧]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6页。

[⑨]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6页。

[⑩]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6页。

[11]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7页。

[12]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7页。

[13] 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7页。

[14]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79页。

[15]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79页。

[16] 转引自[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41页。

[17]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41页。

[18]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红军军事院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的简要记录》（1941年5月5日），载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204页。

[19]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68页。

[20]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21]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88、89、97页。

[22]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08页、第20～21页。

[23]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1648-～181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页。

[24]自第一个资本中心国英国诞生以后，世界基本矛盾经历如下演变：从资本主义早期的资本中心国内部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在19世纪下半叶这种矛盾出现国际化转移，开始外化为宗主国与殖民地、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这种矛盾被列宁称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在二战后，由于大量的处于被压迫地位民族国家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出现，这种矛盾则以“南北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不管怎样变化，它都是原来隐藏在商品内部使用价值与价值、资本和劳动力的矛盾，及由此出现资本中心国内部的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矛盾、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的矛盾的不同的转换和表现形式。

[25] 《罗斯福传》的作者，即加拿大藉的康拉德•布莱克曾对美国的“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放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的实质和评价一语中的，他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 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参见[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

[26] 胡锦涛在神七载人航天圆满成功庆祝大会上讲话。http://www.china.com.cn/news/2008-11/07/content_16727587.htm

[27] 钱德拉·鲍斯（Subhash Chandra Bose，1897年—1945年），印度的激进独立运动家、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原印度国民大会党左派、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入轴心国阵营，试图利用德日力量驱逐英国殖民者。日本投降后，钱德拉·鲍斯在1945年年8月18日搭机前往日本，飞机在台湾上空出事，次日死于东京。

[28] [印度]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

[29] 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下），第105、183页。

[30] 参阅温铁军：《印度北方农民运动和“毛派”武装斗争考察报告》，转载于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17页

[31] 印度教育部：《印度国际报告》，第3卷“经济结构和活动”，第502～521页。转引自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北京：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44～45页。

[32]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页。

[33] 《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载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2～403页。

[34]详细数据可参见印度财政部：Economic Survey 2003-2004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tab71.pdf。

[35] 1988年，也就是印度“七五”计划即将结束之际，印度全国仍有40%的贫困人口，有19.2%的特困人口。从1970年到1988年印度贫困和特困人口比例下降，但同时绝对贫困和特困人口数量却在上升。即使到1999～2000年，印度低于国家贫困线人口所占比重为28.6%（中国为4.6%），印度日均消费1国际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仍达34.7%，（中国2001年为16.6%）,日均消费2国际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79.9%（中国2001年为46.7%）。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

[36] [印]阿玛蒂亚·森著，任頣、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另外，新中国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主要成就在安格斯·麦迪森写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也有全面客观的介绍。

[37] 这里需说明的是，我们平常只注意中国国土陆地面积大于印度，但没有注意到印度的土地大部分都适于居住和耕种，印度居民可以比较均衡地散居于印度各地。而中国则有近1/3的土地面积位于青藏高原高寒地带。这些地带人类生存条件差，可耕地和居民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东中部地区。不仅如此，中国在城市化快速推进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耕地面积锐减的同时，人口也在增长，这更加重了耕地资源的短缺。2001年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而同期印度则达54.4%。（据《国际统计年鉴》（2004）第30页提供的数据计算）2000年笔者从印度北方德里到印度最南端科拉拉邦考察，一路上，城市少见十几层高楼，农村则少见像中国这么密集的村庄。

自从前任总理朱镕基把“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作为国企减负的方法大力推广之后，各地政府和资本家都蜂起响应，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国家立法和行政支持手续，大体而言，国企职工身份在今天已经不能成为工人就业、福利和工资的任何保障。一般而言，所谓引入“民营企业机制”之目的，主要在于把工人雇佣化同时尽可能降低职工的福利和工资成本，这个方法由于业已实行多年，无论是资方、政府还是工人，都能够透彻地理解这一变革的真实“改制内涵”。

2009年7月24日，私营企业建龙集团聘用的职业经理人陈国军，在通钢被老工人围殴致死。据网友透露，陈总经理在该日下午一时，曾于大庭广众之下威胁通钢工人说要让他们全部下岗，甚至该总经理在被殴期间仍然威胁要让通钢工人下岗。看起来，陈总经理非常清晰下岗对于资本增效的价值，这正如一个跷跷板：只有工人所得足够低才能让资本所得足够高。像陈总经理这样视死如归，在面临人身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仍然念念不忘为资本增值出力的敬业精神，在业界恐怕十分鲜见，真不愧资本家开出的300万年薪。看起来，通钢工人和陈总经理一样，都非常清楚控股和改制的内涵，双方在根本利益分配方面没有任何不同意见。而陈总经理丧失生命，只能看作是为了资本积累的快速完成而乐于奉献出宝贵的生命，在当事人极为清醒和自觉的情况下，这一条还算年青的生命应该被看作资本积累的社会成本。

在建龙集团入主通钢三年期间，工人收入节节下降，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已经低至每月300元，这当然符合资方的利益。除了需要最小化工人的工资福利成本之外，还必须保证工人在低工资成本下仍然能够付出更高的努力，这样，资本增值的强烈要求就与低成本条件下劳动强度加大联系在一起，这就不能不表现为管理层对工人的过高压力、以及在这个“过高压力”作用下的反作用力——工人的更强烈反抗。据报道，通钢管理层与职工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薪水过低、频繁加班、职工福利”等方面。2008年通化钢铁炼轧厂出现了一起因为管理矛盾而引发的命案，死者是炼轧厂的主管厂长，而陈总经理则是为资本快速积累付出生命代价的第二个。

除了降低工资成本之外，还有生产成本方面可以动脑筋，通钢原本完成的技术革新措施，在建龙入主之后竟被勒令改回去：“通钢过去浇铸出的钢坯搬运时，工人们带着面罩冒着高温用链子挂运，不仅劳动强度大、效率低，还非常危险！一不小心身上就被烫伤！公司为了减轻劳动强度、降低工伤事故改造了磁盘吊，大大减少了伤亡事故的发生，并提高了工作效率。建龙来了以后，为了降低成本他们让工人又回到最原始的操作方法继续用链子吊运！”

在企业所取得的经济效益之外，是社会成本的急剧上升，就通钢这个局部而言，已经葬送了厂长和总经理两条宝贵的性命。同时，资方的节节胜利，还导致党和政府威信的极大下降，这是另外一种非同小可的社会成本。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中间，毛泽东曾经展望过乡村贫农和富农支持共产党政权的条件，这在先富先贵人群急迫地要“走台湾道路”的今天（从2006年春天“新西山会议”的秘密探讨到2008年公开发布的宪章），格外发人深省，他说：“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温铁军教授曾经精辟地指出过：“在这样的一个资源和人口比例严重不匹配的矛盾之下，少数人占有更多的资源就必然导致大多数人没有资源。私有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中国曾经发生的革命或者现在越来越多的暴力冲突，就是这样的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无论是占有资源的人还是没有资源的人都不愿意出现这样的革命或冲突，从而使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加。”（温铁军著：《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序言，第13页）温铁军教授在另外的地方继续指出：“资本原始积累的苦难却要由全社会特别是付出几乎全部剩余价值的工农劳动者承受。而其在高度无组织和劳动力绝对过剩条件下根本没有谈判地位。又使被剥夺者的自发反抗越来越趋向于破坏性极大的‘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长期以来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安定团结的最大的外部性问题从来就没有被认真提出过，更没有通过讨论影响决策，因此才有我们这百年痛苦的波折：要么被动地在外来势力干预下发生革命或分裂，要么不断形而上学地按照西方人放在河里的石头进行体制变革。”由于不计代价地推进资本积累和少数人先富，资本积累方面的微小收益远远抵不上社会成本的上升，或者说资本积累的“负外部性”过大，对于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影响太大，在中国，经济问题原本就是政治问题，不可能实现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分离。

这个情况非常典型地体现在吉林省发布的官方通报中间，这个通报说：“7月24日，企业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具有抵触情况，制造谣言，利用一些人员，特别是非在岗人员国有情节较深，对通钢集团现状与长远发展，特别是即将实行大型化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所面临困难不了解的情况，激化企业原有矛盾，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员，在办公区内聚集，……有些人挑拨、煽动群众不满情绪，将矛盾集中在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军身上，对其进行围堵，将其打伤流血不止，并作为人质挟持。”据此而论，最初的反抗并非来自在岗职工，而是反抗的预期成本较低的内退人员和退休人员，非常糟糕的事情在于，大量“不明真相”的人员完全不听“当地党委和政府、公安、武警、企业领导多次向围堵人员宣传政策、法律知识”，当地党委、政府、公安、武警和企业领导等拥有各种权威的人士，都丧失了对“群众不满情绪”的疏导能力，从党委政府企业领导到公安武警等国家机器，其威信和影响力降低到那些“挑拨煽动”人士之下，这不能说不是一件极端遗憾的事情。如果考虑到资本积累对于工人生活的影响，如果考虑到党委政府曾经有过的高度动员能力，再考虑到工人中间“国有情节较深”的事实，党和政府威信的极度下降，不能说没有受到不择手段的资本积累方法的严重拖累，这显然也是为资本积累所付出的另外一种社会成本。

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表示：“建龙集团增资并控股通钢集团的方案既有利于通钢集团的长远发展，有利于实现省政府确定的通钢集团千万吨钢的发展目标，符合通钢稳定发展和全体职工利益的要求。”王副主任的论断，完全符合“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这种官面语言完全正确而且很全面，没有什么遗漏，问题在于这种说法对通钢职工毫无说服力，因为对他们而言事实才是最雄辩的：“自从2005年通钢改制后，通钢职工的工资‘就没有上涨过，反而一降再降’，退休工人每月工资按工龄分布在200元至600元不等，一线普通工人每月工资只有1000元，金融危机时，‘平均不到500元’。”所以，王喜东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只能说：“具有抵触情绪”“企业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能够“利用一些人员，特别是非在岗人员国有情结较深，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员在办公区内聚集”，不是王副主任这种明白真相的人，而是具有抵触情绪的个别退休人员，掌握了对于更大通钢职工的领导权。如果党和政府威信下降还相对抽象的话，王副主任的无奈则格外鲜明和具体。假如有可能的话，为了避免此后发生类似不幸事件，应该让王副主任这种对普通工人毫无说服力的官员去职，改由那些特别有鼓动或者煽动能力的内退人员来担任相关职责，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号召力和执政能力。

在王副主任信誓旦旦地保证建龙控股有利于通钢长远发展和职工利益的同时，建龙集团却很不光彩地留下了资本玩家的劣迹：在钢铁行业很不景气的3月，建龙集团曾经有过退出通钢的举措，把自己原来投入的股权兑现为通钢系统内部的优质资产——吉钢和矿山，等到4万亿政府工程启动之后钢铁市场回暖，通钢开始扭亏赢利，建龙集团才再次兴资入主通钢，并且还一举成功。作为国企股权改制的两个重要相关方，吉林国资委和建龙集团原本是谈判对手，给人的感觉是建龙集团想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在市场低迷企业亏损的当儿，建龙集团可以随时退出并拿走优质资产，在企业赢利市场好转的时候，又随时可以回来控股，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似乎对于建龙集团而言不存在任何限制而是随时随地可以予取予求。这种情况下，国资委王副主任就算是再有能力，都不可能赢得工人的信任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官员还可以尸位素餐，党和政府非要用这样的废物。

在正常情况下，资方可以百分之百实现自身的意志，在亏损时期自由退出让国有资本金承担损失，而谈判的另一方代表国有资产和工人利益的方面却完全不构成对资本的制约，这恐怕不能以官员的无能和渎职来解释，只能合理推定为“官员是资本家的内鬼”所以其作为完全符合资本家利益，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内鬼”必定与腐败和收买相关。我们十分期待吉林相关方面告诉我们：为什么建龙集团能像“如入无人之境”那样予取予求？是什么人在何种条件下给建龙集团开了这样的绿灯，以至于那么多的老工人都完全丧失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就算是竭力为资本积累开脱的自由派人士，例如著名的吴思先生就曾提出过“资本—官家主义”等新词汇来为权钱勾结开脱，就算是他随时不忘记把估计矛头对准政府和官家，吴先生也依然能看到损害普通民众生存权的极端危险性，他曾经这样说过：“不肯或不能掏钱护住血线，任凭匮乏突破生死边界，制造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庞大群体，然后再耗费大笔军费剿匪杀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却又徒唤奈何的官府惯技。”“血线防护的缺失，这是社会制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线的制度，具备了鲁迅所谓的‘吃人’特征。”“在血线失守的社会里，官与匪的界限难以划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也同样很难划清。”（吴思：《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弈局》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302页）

从温铁军教授的精辟见解出发（作为自由派的吴思先生肯定也讲不出不同意见），我们希望吉林省党和政府不要在事后把精力浪费在抓捕凶手等等无谓的细节上，而是首先要集中精力解决为什么工人非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进行应对，为什么当地政权和警察机构在工人中间完全丧失威信等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但愿陈总经理的丧命，能够敦促人们思考资本积累的无止境需要和工人有限的生存权要求之间的平衡问题，也能够敦促政府考虑如何把资本积累的“巨大负外部性”纳入决策视野，这才是追求“和谐社会”的正道。如果陈总经理的死能够敦促人们面对这些极端重要的问题，那么，他的死就真称得上是“比泰山还重”了。

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Allen按:老百姓只想吃口饭——在资本主义中、高级阶段学乖了的资本家们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个要求，并且总是经过一堆复杂而“高雅”的程序后开始吸血（嘴不擦干净是一定不出门的）；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旗帜之下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家们是不管这些的，并且经常嘴上沾着的血还没擦干净就出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但是，私人资本家的走狗就敢对着通钢工人狂吼：“三年里面要让吉林通化钢铁公司姓陈，要让工人全部下岗”，一个私人资本家的走狗，为什么对国家的主人翁阶级这么狂？让工人全部下岗，谁给他的权力？让工人全部下岗，分明是狂妄至极，目中无人！分明是要赶尽杀绝把工人往死路上逼！分明是要和科学发展观对着干，科学发展观讲以人为本，这私人资本家的走狗就来个目中无人！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和谐，这样一个私人资本家的走狗偏偏要激化矛盾！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在国营企业时代，工人阶级发扬主人翁精神，拼死拼活建成的钢铁工厂，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忽然间，风向变了，都引导一切向钱看了，大公无私成了不合人性，雷锋精神成了傻帽，自私自利倒成了人性！价值观颠倒了，黑白混淆了，香臭不辩了，美丑不分了，相当一批党的领导干部蜕化变质了，从共产党员变成了市场党员，私产党员，不再一心为公了，不再一心为民了，私心作祟，腐败无能，国营企业就搞不好了！

这时候国际上的大气候，符合跨国金融垄断资本寡头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吹起来了，国内的美帝鹦鹉们，也跟着吹起来了，这些学术买办，大肆贩卖新自由主义的黑货，大肆鼓吹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伪民主化，他们咒骂工人懒惰，攻击公有制不行，叫嚷必须改制，必须私有化。眼看他们就要完胜了，可这时候美帝的金融危机爆发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破灭，私营大公司接连破产，这下他们的逼嘴算是合不住了。

但是私产党是不甘心失败的，买办们是不甘心认错的，他们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和科学发展观对着干的，胡主席不是讲以人为本吗？他偏要以资为本！吉林的国企改制，产权出售、招商重组、引资改造、同业整合、管理层收购、债权转股、辅业改制、分立改制、兼并和破产等10种方式，没有一样是把工人阶级看在眼里的，就拿通钢公司来说，据明报报道说，通钢公司因为股权问题闹出人命，由此反映工人们积压多年的不满情绪。公司一名工人向本报表示，本来蒸蒸日上的通钢，因省领导指示与建龙集团“联姻 ”，05年10月到今年3月间建龙集团有计划侵吞国有资产，通钢亏损近100多亿元（人民币，下同），建龙却盈利100多亿。私人资本家的走狗经理年赚百万，对工人却频减薪，这叫什么事？！这叫什么改革？！

借着改革改制的名义，放任私人资本家侵吞国资侵害工人！为了鸡的屁，放任两极分化，这是吉林方面严重的失职渎职！不法私人资本家为什么这么猖狂？不就是有大官作其靠山吗？“省领导的指示”成了资本家的尚方宝剑，以为没人敢管了是不是？偏偏工人阶级不信这个邪！工人阶级觉醒了！

建龙入股通钢后工人工资一减再减，平均每月才2000多元。去年底，一名27年工龄的中层干部每月工资仅200 元！但总经理陈国军年薪300多万元，各部经理全是年薪百万。08年秋通钢全面停产，厂区至整个通化二道江区无法供暖，数万名工人和家属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有工人透露，今年3月，在工人罢工的压力下，建龙集团撤出，通钢自主经营3个月开始盈利。建龙却想在此时重新控股通钢，继续剥削工人血汗，这次通钢人真的愤怒了！

西南财经大学的朱明熙同志说的好，长期以来一直流行的以GDP 论英雄的“唯GDP的发展观”，以及在这种发展观下所必然产生的不顾条件和可能，以破坏生态、耗竭资源、牺牲当代和后代根本利益为代价的盲目的、不讲科学民主的发展方式，再也走不通了！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为制造的贫富悬殊，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急剧拉大也不是社会主义！

“发展是第一要务，是硬道理”，但以破坏生态、耗竭资源、牺牲当代和后代长远利益为代价的盲目发展、乱发展决不是第一要务，更不是硬道理

枚乘是汉初楚人，家乡在今江苏淮阴，汉初文景时期重要的辞赋家，今存《七发》是他的代表作。赋与诗不同，诗是用来吟唱的，赋是朗诵的，所以要登高，《诗》的毛传叫做“登高而赋”因为登高以后，声音可以传得更远一些。而刘勰在《文心雕龙》则认为“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这里他把登高解释为可以远眺，可以高瞻远瞻，见物起情，而情思才能雅正。故汉赋带有一些批判的色彩。毛泽东对赋有偏好，早年他就喜欢读赋，而且他喜欢背赋，在晚年临终前他还背庾信的《枯树赋》，借此以抒发其抑郁的心情。记得毛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写过一篇短文，推荐大家读枚乘写的这篇《七发》，而且把这篇短文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所以在那时我就读过《七发》。毛在短文中说：“我少年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毛泽东把汉赋看作是骚体的流裔，而又有所创造和发展，他认为 “屈原高据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今天我们再读枚乘的《七发》仍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枚乘初为吴王濞的郎中，后来是梁孝王的门客，汉武帝即位时，他年事已高，以安车蒲轮征其赴京，结果死在半路上，《七发》是汉赋正式成形的第一篇作品。汉晋的作家写了许多以七为题的作品，《文心雕龙》提到的有傅毅的《七激》，崔骃的《七依》，张衡的《七辩》，崔瑗的《七厉》，曹植的《七启》，仲宣的《七释》，桓麟的《七说》，左思的《七讽》。可见枚乘的《七发》开一代风气之先，然而后来作品的品位都不及枚乘的《七发》。

《七发》是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国的客人前往问候的对话体，《七发》的意义，刘勰认为是“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梁之子也，七窍是指眼、耳、鼻、口，也就是人之七情六欲，用今天的话来讲，是告诫太子们不能因贪心而追求物质生活上无比奢侈豪华的享受。文章的主题是告诫富贵人家的太子们，那种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奢华腐败的生活方式是他们一切病痛的根源。这种病不是针灸药石所能治好，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对“要言妙道”的学习，端正自己的世界观转移自己的情趣，才能使他们“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文章的第一段是序言，介绍楚太子的病候，下面分七段，叙述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游览、观涛这些奢侈、新奇豪华之事，作为全文主旨的反衬，广陵观潮那一段达到了全文的高峰，第九段是结论，指出前面那些邪道旁门都不能治好太子的病，只有“要言妙道”才能收到“霍然病已”的效果。今天我们读枚乘的《七发》，其所揭示诸侯各国太子们的那些腐朽糜烂，享乐至上，不务正业的种种病态心理，仍有非常巨大的警示意义。毛在短文中说：“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那么我们不妨先读一下该文的首段，然后再读该文的第九段。下面我就介绍它首段的文字和内容，包括它的原文，译文和分析。

其首段云：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亦少间乎？”太子曰：“惫，谨谢客。”客因称曰：“今时天下安宁，四宇和平，太子方富于年。意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邪气袭递，中若结轖。纷屯澹淡，嘘唏烦酲。惕惕怵怵，卧不得瞑。虚中重听，恶闻人声，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聪明眩曜，悦怒不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太子岂有是乎？”太子曰：“谨谢客。赖君之力，时时有之，然未至于是也。”客曰：“今夫贵人之子，必官居而闺处，内有保姆，外有傅父，欲交无所。饮食则温淳甘脆，脭醲肥厚；衣裳则杂沓曼煖，燂烁热暑。虽有金石之坚，犹将销铄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间乎哉？故曰：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宴，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独宜世之君子，博见强识，承间语事，变度易意，常无离侧，以为羽翼。淹沉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诺。病己，请事此言。”

以上是《七发》首段的原文，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先把白话译文引述于下：

楚国的太子有病，来自吴国的客人去问候他，吴客说：“听说太子玉体欠安，稍好一些了吗？”太子说：“还是感到疲乏无力！非常感谢先生的问候。”吴客趁机给太子进言说：“现在正是天下安宁，四方都很和睦。太子正富于青春年华的时期，看来由于你长期处于太平安乐的生活环境，所以你日日夜夜都忙于享乐的生活。因此使邪气侵袭，郁结于胸中，反而终日心情郁闷，思绪烦躁不安，人整天似醉酒那样昏昏沉沉。由于情绪不安宁，使自己晚上睡眠也失去安宁。气虚而耳鸣甚至厌恶听到人们的声响。由于精神涣散，所以各种病痛都一齐发生。耳目昏眩迷乱，成天都头昏脑胀，时时皆喜怒不定。如果这种状况长久持续下去，恐怕性命也难保。太子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太子说：“我很诚恳地感谢客人，托国君的福，我虽然有这样的症候，但还没有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吴客接着楚太子的话题，进一步说：“现在那些富贵人家的太子们，必定都住在深宫大院，家里有保姆照顾自己的生活，在宫室之外有教习他们的师傅陪伴，连想一个人外出随意郊游，也没有这样的机缘。吃的都是重味油煎的食品，饮的是酒精浓度很高的酒，肥厚的大块肉。穿的衣服料子则又都是众多轻细而又柔软，但又都是保暖而不透气，使湿热郁积在体内。人的身体即便有金石那样的坚硬，也还是会被湿热焙化而消解的。更何况这一切都发生在人的筋骨之间呢？所以说，如果放纵人耳目的欲望，放纵肢体安逸的人，必定伤害自身血脉运行的平稳。况且你出门时有车代步，进门时，有桥辇抬着你行走，实际上这是让双脚瘫痪的兆头；你住在深宫大院阴凉的地方，实际上是使你不能抵御气候寒热的变化；让你贪恋嫩白峨眉的美女，实际上这是伤害你性命的利斧；让你在饮食上享受甜美油脆的食物，成天喂给你浓酒肥肉，实际上这可是腐蚀你肠胃的毒药啊。如今你太子皮肤的颜色是那么苍白，四肢是那么无力，全身筋骨松弛，血脉不通畅，手足也懒散乏力；同时你有越国的美女侍奉在身前，齐国的美女侍奉在身后，每日都忙于往来饮酬之中，而且还不分昼夜地在深幽曲折的密室中放纵自己的淫慾。这可是你甘心于毒药，戏耍于猛兽的爪牙之间，在给自己玩命呀，随之而来对你健康的影响将会非常深远。这种状况如果拖延久了，不知终止，那么即便由名医扁鹊来治你的内伤，巫咸来治你的外感，也未必能保全你的性命！如今你太子的病害，只适宜让这世上的君子，以他们的博见强识，乘机给你讲明事物的道理，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并让他们陪伴在你的周围，作为你的羽翼，帮你摆脱那种沉溺于娱乐，端正自己的心情，改变那种怠惰的意志，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太子说：“好啊。只要能治好我的病，就照你这话去办。”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枚乘的身份。他原先是吴王濞的侍郎，他在文章中是以吴国的客人给楚国的太子对话，其生活的时代是汉代文景时期，汉初经过几十年的太平，由于没有战乱的破坏，社会经济生活慢慢地走向恢复和繁荣，那时的楚国太子是楚元王刘交的儿子，刘郢客。楚，在汉初是韩信的封地，刘邦灭了韩信以后，封自己最小的兄弟刘交为楚王，有薛郡东海彭城三个郡，下辖三十六个县，相当于今天淮河流域，包括苏北与淮北。当时那里可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区。彭城的沛县是刘邦起家的地方。这个地区文化也很发达，北面就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受儒学的影响，他们都好《诗》。楚元王与其子郢客都好《诗》，申公是他们的同学。申公为《诗》作传，号《鲁诗》，《诗经》的传承有他们一份功劳。所以那时楚国的文化在全国还处于领先的地位。到了楚王的第三代刘戊，生活慢慢腐烂堕落了，楚王戊《汉书》称其淫暴，因此而削东海。薛郡，以后参与吴王濞的叛乱，兵败自残。枚乘这篇作品当是看到楚王戊为太子时，已显露出生活糜烂的迹象而写这篇作品的。再说吴国，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早年他追随刘邦有过功勋，封在吴。有三郡，是会稽，丹阳，豫章三郡五十余城，地域在长江以南的苏南浙江皖南及江西部分地区。在各个诸侯王中，吴的地盘最大，而且这可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区，《汉书•吴王传》称“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景帝时，吴王图谋叛乱，枚乘曾上书劝说。因此而远去梁孝王那里为门客。

汉代在文景时期诸侯王之太子们的生活都比较腐败了。枚乘这篇作品的首段，确实反映了那时地方诸侯王及其太子们生活腐朽败落的一面。这在《汉书》相关诸侯王的传记中可以得到相关记载的印证。而诸侯王及其太子们糜烂腐朽的生活，一方面是建立在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是建立在贫富二极分化的基础之上。与枚乘生活在同一时期，还有两个头脑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就是贾谊和晁错。贾谊是汉文帝时的人，他写过一篇《治安策》，记得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写信给田家英，建议他读一下《汉书•贾谊传》，毛称赞贾谊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方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势，值得一看”其中最精彩的一段，便是对当时，号称文景之治的时候，社会繁荣背后二极分化的严重状况，他说：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

从贾谊这一段话中，可以知道富商大贾，贵族子弟极端奢侈豪华，糜烂腐朽的生活正是建立在贫富二极分化，对贫民百姓的欺榨压迫和剥夺之上。他们既无情地掠夺社会财富和自然资源，又肆无忌惮地骑在劳动人民身上无穷无尽地寻欢作乐，这就是文景之治表面繁荣背后深重的社会危机，过去只要供应一个皇帝与皇后家族生活的负担，现在则要供应成千上万个超过帝后糜烂的生活享受，百姓的苦难也就十百倍地增长。故贾谊对那时的社会风气表示忧虑，他说：“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严重的“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社会治安的状况已极其恶劣，群体性的恶性事件连续不断。这就是枚乘写这篇《七发》的社会历史背景，盗贼群起也只是时间问题了。而社会矛盾的焦点则在土地问题上。地主豪强对农民耕地的兼并，以及土地资源的破坏日趋激烈。《汉书•食货志》也记载了贾谊的一段话，他说：

“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晁错略晚于贾谊，他到景帝时才显露头角。毛泽东也曾推荐过晁错的作品。晁错在景帝时，对社会贫富二极分化的矛盾，说得更加透彻，他说：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这些极其沉痛的语言，都是在文景之治这个大背景之下讲的，那时富贵子弟穷奢极侈的生活就是建立在由于分配不均而社会另一端极端贫困化的基础上，董仲舒则表述得更加清晰，由于土地可以流转买卖，其结果正如他所说：“富者田连扦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群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汉书•食货志》）近日见报上有关煤老板们斗富争艳事件的报道，杭州出现飙车一族，在闹市区横冲直撞，撞死了大学生。我也亲眼目睹了自己小区周围出现飙车者不顾交通规则地风驰电掣，根本不顾路人安全。还有《中国青年报》五月六那些被煤场吞食农田的报道和山西亿元村的困惑之报道，真有当年董仲舒所言之那种困境的感觉，而枚乘只是描述了富贵子弟穷奢极侈糜烂生活的一个侧面，他不是从潜在的社会矛盾侧面来告诫众太子们，而是从养生之道的视角，从维护他们自身的健康出发，告诫他们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危害自己的身心健康。战国时，吕不韦所撰《吕氏春秋》的《本生》篇也讲了这个道理。他说：

“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彊，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富贵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

如果富贵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追求个人奢侈挥霍糜烂的享乐生活，仅仅是为了追求感官的刺激，那只是慢慢地砍伐自己的灵性和生命。败坏社会风气，是自掘坟墓而已。

《吕氏春秋》的《贵生》篇说：“圣人深虑天下，莫贵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於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吕不韦这一段话很有道理，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必须管住自己的耳目口鼻，不能放任其慾望，以四官喻官员；国家和政府要管好官员，不让他们胡作非为，才能使国家和睦安康，百姓有安宁的生活。

毛泽东在推荐枚乘《七发》这篇短文时，专门引述了文章第一段描述的那几句话：“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并说：“这些话一万年以后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那就是对党员干部讲，要锻炼身体，到工农大众中去，参加一点劳动。这无论对改善个人的身体健康还是保持自身良好的精神状态都必不可少。五十年以后，我再读这些话还是感到那时毛的用心何其良苦，对照今天我们的官员和富豪家族的太子们表现出来的不良习性，更是意味深长，仍然具有警示的意义。如果能把他们下放到劳苦大众中去，到农民工的工地中去，到农村去过一段艰苦的生活，历练一下思想意志对他们会是非常有益的。不用时间太长，一年半载即可面目大变。

最后，我们将再来读一下《七发》的末段，如今引述其原文于下：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濯、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观览，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

今以白话译文表述于下，以便大家理解：

“吴客说：‘那么我将给太子引荐一批知识渊博而又有学术修养的士大夫，诸如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这一类知名之士。让他们议论天下精辟微妙的道理，清理明辨万事万物的是非，再让孔子和老子来评论以上诸人的理论，让孟子拿着筹来核算，那就万无一失了。这就是天下的要言妙道了，你太子是不是想听一听这些道理吗？’听完吴客说的那一番道理。太子扶着几案一下子就站立起来，并说：‘先生这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好象已经理解那些圣人辩士所讲的道理了！’这时他混身出了透汗，豁然病就痊愈了。”

枚乘那个时代还处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所以诸子百家的各种学术还是能兼容并包，故枚乘所举的学者都是战国时期知名之士。如庄周是楚国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魏牟是魏国的公子，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与公孙龙交好。墨翟是墨家的领导人物，杨朱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主张“为我”，是世界最早提倡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他著名的命题便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它比西方经济理论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要早两千年了。当时它是与墨子“兼爱”的学说相对立；便蜎，即蜎渊，是楚国的思想家，据说是老子的弟子，属道家学派；詹何，是与魏牟同时的思想家。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真理愈辩愈明，枚乘在那时还是让各家来辩论，最终让权威人士也就是老子与孔子来评断各家学说的是非，并且让孟子来为各家打分。这里讲的是贵族子弟们在思想意识上的问题，也就是世界观和人生观上的问题，还得通过认真学习诸家学说，辨明道理，从思想上解决认识上的误区。现在似乎缺少那种自由辩论充分说理的空气。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便借题发挥了，他说：“我们应该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最终让马克思来评断，列宁来“持筹而算之，万不一失。”可惜的是他没有请赫鲁晓夫一起来说说他的道理，用现在的话讲那就是让大家到党校去，或者在原单位一起坐下来，一起学习和讨论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倾听各家的学说，然后到工农群众中去，特别是要到工地上去体验一下农民工的艰苦生活，在工厂农村参加几天劳动，做一点调查研究，最终结合实际解决工作中各种矛盾问题。千万别把党校变成吃喝玩乐的场所，变成搞关系网成为日后升官发财的场所。应该把枚乘的《七发》作为党校每个班级必读的课文，这可是送给太子们一服很好的醒酒良剂。枚乘在《七发》提出的给楚太子治病的方案是最温和的了。比起贾谊、晁错用削藩的办法对付诸侯王公贵族的太子们要客气温和得多。晁错那次削藩的建议结果是吴楚七国之乱，一王被杀，六王自杀，斩首十万余级，而晁错自己也因此被族。汉王朝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稍后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提出的方案那就更厉害了。他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因辽东高庙及长安高園便殿火起，他在家中推演这二场灾异，曾起草一份草稿，认为“天灾若语殿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这份草稿没有送上去，“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汉书•董仲舒传》）。后来汉武帝对其身边有严重过失的旁仄亲贵和诸侯王们还是大动干戈，如淮南王狱，就是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去处置的。那些极端的办法大概也是双方矛盾激化以后不得已而为之。后来汉武帝采取的措施更要凶狠得多，他在全国设十三部州，每州派刺史一人，分别监察十三州，其职位相当于今天从中央纪检委派到各地的特派员，刺史秩只有六百石，而六百石的刺史可以监督秩二千石的郡守，刺史到了地方上便以“六条问事”其：“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案，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薄，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今”。这些条令和处置的办法就比较凶狠厉害了。汉武帝对各地豪强打击杀戮的，何止成千上万人哪！他造就了张汤、杜周这样的一大批酷吏。班固的《汉书》便设有《酷吏传》，为这群酷吏们立传以戒权贵不得横行不法。所以文景那个时代，即便那几个著名的士大夫，从枚乘经贾谊、晁错到董仲舒，比较起来还是枚乘最为厚道，枚乘一生也最为平安，在汉武帝即位时，还能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以高寿而终。

我们当然不希望出现矛盾激化后如汉武帝那样采取那种极端的办法。关键是富贵家族的公子们要自觉一些，低调一些。作威作福甚至作恶多端，最后遭殃的还是他们自己。要主动想办法多做一点善事，以帮助填平因贫富悬殊而引起之社会心理上的鸿沟。总之要多积一点德，不要忘记夹住自己的尾巴，千万不能逞强眩富，这样才能减少一些民众中自然产生的仇富心理，改善一些对你们的口碑。

2009年5月17日

Allen按：最近有“大师”级的人物去世，并下葬了。我本人对其专业不熟、人品不熟、历史也不熟，至多和其“大弟子”有过几面交到，不能随便评头论足。因此，我想到找几个“大师”一生所遇所历的人物出来（当然还要加一些平头百姓的），看看这些人是如何评说“大师”的，一定有趣——先说好，本人只负责转载，其他和我无关（我加引号绝不是给“大师”挑刺，只是我觉得这个头衔虽然现在好多人都叫，可是经过几个蝇营狗苟的大喇叭叫出来的似乎不很保险，所以我就先加上个引号——一旦历史、人民都检验通过了，到时候我一定随大流给他老人家去了。）

咱们这个顺序怎么搞呢？我想就先从那级别高的、名气大的开始，然后慢慢往后，搞上三四个，至于那些群众的发言自然要放到最后了。另外，我个人对“大师”印度学的学术水平还是非常佩服的，至于其他，实在了解不多了。那么，请看：

No.1 钱文忠——本来还有很多名气和级别更高的，但是考虑到近十多年来和季羡林先生在媒体上联系最紧密的名字非他莫属，所以第一的位置就当仁不让了

人物简介：CCTV百家讲坛著名表演艺术家、复旦大学副教授、季羡林先生关门弟子（他自己说的，我不做背书）、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曾经和季羡林先生、CCTV某部一起编排制作了大型黑喜剧《教你如何学国学用国学：三跪九叩仰天长啸拜师学艺之作秀篇》等；

《向爱戴季老、关心季老的朋友和媒体致谢、致意》作者：钱文忠

恩师于昨天上午不幸突然去世。虽然，恩师已是年近百岁的高寿，生命的最后阶段有融融亲情陪伴，临行前也没有痛苦——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这是喜丧，这些都是需要修的，是世人都渴望的——，但是，我依然没有办法接受恩师的离去。

一个人的走，都会带走世间的一段印迹、一段时光和一 片云彩；但是，恩师的走，也许带走了一个时代。

昨天上午开始，有几百家媒体的朋友打电话给我，我在这里由衷地感念大家。同时，我也想恳请大家一定要理解和原谅我。不是我不愿意或者拒绝大家的采访，绝对不是的；而是这么大的哀痛，如此突然的袭来，我没有办法让自己不恍惚。再加上，昨天一天，还有那么多事情需要去做。敬请各位朋友谅解。

恩师走了，带走太多太多的东西。一时间，我失语。

从我17岁开始，恩师就充实着我平庸的生命。在我的心目中，恩师还会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很久。然而，恩师终究是走了。那一刻，我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被抽空了。

恩师是一位学者，一位如陈平原教授以及其他许多人所说的那样的知识人。我相信，恩师离去的真空，会很快被恩师留给我们的学术和思想所充满。

那是些多么宝贵的财富：和谐、大国学------让我们永远铭记。

再次谢谢大家，并象大家致歉。请给我一段调整我自己的时间。

No.2 聂元梓——这个就是季羡林《牛棚杂记》里反复描写的“老佛爷”，这个人在季先生的生命里还是很重要的——毕竟“大师”也曾经是“井冈山兵团”东语系的“勤务员”嘛。

简介：1921年生，女，“文革”时期北京大学的造反派领袖，因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发动冲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和北大领导陆平、彭佩云而声名大噪。聂元梓和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

《邓朴方致残的账应该记在谁头上？ ——兼答季羡林》 作者： 聂元梓
    我愿意坦诚地承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但是，有一些情况，需要加以说明。
    1968年5月，邓朴方在北大校内摔伤致残，我的“罪过”又增加了一条。这其中，有误会，有讹传。如上所述，我曾经参与了给邓小平贴大字报的错误行动，但是，关于邓朴方在北大摔伤致残的情况，我根本不知情，我没有参与迫害邓朴方，我也没有理由迫害他。前面说过，在经过全校师生选举成立校文革的时候，经过与王任重商量，我曾经动员群众把邓朴方选入校文革，那时候邓小平已经是运动攻击的对象了，否则为什么让邓朴方进校文革需要对群众进行说服工作？再说，当时中央领导人在北大读书的子女很多，他们的父母亲挨整的时候，我一个也没有搞“株连”，为什么单单会整邓朴方？
    邓朴方在北大，是学生把他关起来的，不是我指示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时候，北大是干部子弟成堆，关于他们的事情特别难处理，我就是希望他们都走开，都从北大校园里走掉才好呢，省得出麻烦，根本不会下指示把邓朴方关押起来。
    那一天，两个自称是邓朴方他们班的女学生来找我，说是邓朴方摔坏了。他们把邓朴方抓起来，想让他揭发邓小平，没有想到邓朴方从楼上逃跑，摔伤了。我问摔得怎么样，她们也不知道，只是说已经送到医院里去了。我就说，赶快去找他妹妹邓楠，让她去看护。让医院好好给他治疗。这两个女学生，我当时不认识，也不知道她们的名字，我希望她们能够站出来，公正地说出历史的真相。我一句都没有说过要把邓朴方关起来，没有要害他，我不愿意叫学生之间互相斗得死去活来。他爸爸是他爸爸的事，他知道他就会说出来，他不知道，你强迫他他也说不出。邓楠写了一篇《在江西的日子里》，说我怎么样整他的哥哥，开大会宣布开除邓朴方的党籍，摔伤以后对他的治疗也不管，什么什么的，这不符合事实。那个时候，整个党组织都瘫痪了，党委都瘫痪了，学校里根本没有党组织活动，我怎么敢代表党开除一个人的党籍？我没有开除过任何一个人的党籍，我没有做的事，栽赃栽不到我头上。后来，一直到工宣队、军宣队进校以后，毛主席发布指示要整党，要吐故纳新，这样，学校的党组织才开始恢复。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了，我还能管得了邓朴方的事？
    换个例子说，陆平的孩子也在北大，我对陆平的孩子搞过什么鬼名堂？没有啊。陆平是陆平的事，孩子是孩子的事，邓朴方我也没有讲过要整他。当年那种条件下，我在校文革负责，可是北大的很多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或者是知道了也管不了。我就知道，北大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都会记在我的账上。给邓朴方治疗的事，我没有插手，当时那种思潮影响下医生护士对他的态度，是受政治气候的影响，怠慢，冷落，都是有的，换了一种情况，也许会治疗好一些，但是，这都不是我搞的。
    兼答季羡林
    我在“文革”中的错误，我毫不隐讳，我愿意接受批判并且作出深刻检讨，但是，对于别的一些说法，我认为是应该予以澄清的。
    北大的老教授季羡林最近出了一本《牛棚杂忆》，讲北大“文革”期间的事。在我主持校文革期间，由于当时的形势使然，和我自己的思想左倾错误，政治水平不高，以及对许多事情的盲目和无力，没有能够控制北大的运动局面，使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一批北大师生受到各种错误对待，受到大大小小的冲击和迫害，我愿意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推诿，不回避，愿意在这里向大家作出我的真切的道歉。尽管说，我并没有亲自指示对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任何一个北大师生进行批斗和迫害，但是，那一段时间里，北大发生的许多事情，我都应该作出深刻反省和检讨。
    但是，季先生的回忆，其中的一些段落，我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不仅是说，季羡林讲的很多涉及到我的事情是与事实不符的，还在于他回忆往事时对待青年学生的那种态度。
    先说《牛棚杂忆》中与我有关的内容。
    季羡林先生回忆往事，他的立场、认识水平还是那个时候的，在书中，他甚至还要使用“破鞋”这样的文革盛行的污言秽语来伤害我。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批评过这种对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的做法。可是，季羡林先生现在还对当时反对我的学生侮辱我的人格的往事津津乐道。这太有失风度。
    说到我的事情，季羡林也有很多是弄错了的。他说我是新北大公社的头头，其实，我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更不是公社的头头。新北大公社有总部有委员，我没有参加这一派。我就是在校文革当主任。还有，他说北大成立了革委会，这话讲了两次。当时北大根本没有成立革委会，北大是校文革，校文革就是领导运动，与全面负责学校事务的革委会不同。当时的情况是，地派占优势的学校，都成立了革委会，别的许多高校的革委会，也都成立了。北大该怎么办？我请示了周总理。1967年5月1日，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在天安门上我请示周总理，要不要成立革委会。周总理说，学校还是叫校文革吧。我领会周总理的意见，校文革是领导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至于办学校，将来还要有校长和校党委会。
    季羡林说他之所以挨整，是因为得罪了我，这话不知从哪里说起。全校那么多人，拥护我也好，反对我也好，我哪里能都注意到啊。
    季羡林把新北大公社的群众做的事，都归到我的头上，口口声声是聂记校文革，这太不严肃，也不符合事实。虽然说，我是校文革的主任，但是，当时的那种局面，比较混乱，不要说是对立的一派，就是新北大公社，几千人，我都能管得了？他们做的事情就都应该归结到我头上？我犯的错误，我不推卸责任，但是，总不能把北大校文革时期的一切，都要我来承担吧。反过来，季先生曾经担任过“井冈山兵团”东语系的“勤务员”，难道能就此推论，他在任期间，东语系那些反对我的学生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季先生承担全部责任吗？
    季羡林说他因为反对我而进了牛棚。群众整他，我并不知道。他怎么反对我，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反对我什么？是反对我写第一张大字报，还是反对我反江青反谢富治？他说北大的群众组织两派之间没有原则区别，他与我的原则区别在哪里？他也参与了北大的两派斗争，还是“井冈山”在东语系的负责人，他为什么一句自我反省的话都不愿意说呢？难道20年之后，还会仅仅把“文革”理解成我这样的“坏人当道”，他那样的“好人受罪”，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全然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还有，季羡林先生对曾经整过他斗过他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学生，一点儿都不宽容，他就没有充分考虑到，“文革”是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在这种环境中，青年人有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们。要历史地看问题。他写的东西，是让受批判的人感到真痛快，好好地骂一顿。但是，教训何在呢？只要指责那些受蒙蔽的盲目造反的学生，就能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避免新的悲剧吗？读季先生的书，让别人感到，他受了那么多苦，是那些红卫兵自己出了问题，是他们的人性有问题，连牲畜都不如。这样做，能让年轻人和后来者接受什么教训？举个例子，有一个批斗过季羡林先生的年轻人到国外去留学，他就说人家去作“洋奴”(他忘记了自己在二战期间留学德国的往事了)。还有一个曾经错误地对待过季羡林的年轻人后来自杀，季羡林就嘲笑他“去见资产阶级的上帝去了”，连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这是鞭尸啊！还有一个从印尼归来的教师，因为整过季羡林，他就说人家曾经“反苏反共”，他有什么证据！
    季羡林先生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挨斗挨整，这些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但教训是什么？账应该怎么记？要让我说，根本的教训，就是一个国家，要有法制，要尊重人权。年轻的红卫兵是受了挑拨，受了煽动，是受蒙蔽。你把矛头对着整过你的群众，直到现在，就是这样的思想高度啊？他没有怎么谴责江青、林彪，只是对整他的群众，对“老佛爷”发怒，他还说他不报复。季羡林说什么“佛兵”、“佛将”，他说他有一千种办法报复那些整过他的人，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你就是有一千种办法，也要服从法律呀。什么时候了，还说报复不报复的话，有失水准。

No.3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中國浙江餘姚人，著名表演艺术家，文艺娱乐界大鳄，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曾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荣誉院长，知名的作家。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现任《书城》杂志荣誉主编。

《余秋雨长沙忆季羡林 称其人品非常了不起》来源：采访视频

“季羡林先生是中国当代，在人品和学问上都达到了很高程度的一位年长的学者，他的去世对整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都是巨大的损失。”正在湖南长沙参加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著名学者余秋雨12日中午从记者口中得知季羡林先生逝世后称感到非常难过，并大赞季羡林人品好。不过还是有网民称余秋雨又在借机炒作。

余秋雨称，季羡林先生让他敬佩的是，这些年来，尽管已经高龄，仍有不少非常好的言论和优秀的著作发表。

余秋雨回忆，有一年他和季羡林吃饭，到了快要吃饭的时候，季羡林说我要换个衣服，身旁的季先生的秘书就告诉他，不要换了，余秋雨是您学生辈的，不用这么礼貌的。余秋雨讲到这时称，“长辈学者就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都不会想到，见陌生人要换下衣服。”尽管这是个细节，但是余秋雨觉得，季羡林的这种高尚品质，是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在季羡林身上的一种融合，非常的了不起。

No.4 某只能上网发文章的群众

《帮闲·牛棚·大师·大出丧》作者：春秋行

连日来，因为大人物抬举、主媒鼓噪，被赐以“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桂冠的季羡林先生，以98岁高龄辞世，身后哀荣之盛，在主媒风头之劲，竟盖过了“7.5乌市”大暴乱大恐怖大流血事件。然季先生自己多次力辞，说：“我不是搞中国文化的，更不是搞哲学的…说我是国学大师，是外行话。” 有自知之明，确非过谦之言。如此霸王硬上弓，强行张冠李戴，所欲何为？

之前，有网友愤言季氏是“跪学大师”，似有过激之嫌，却不幸而言中。北京大学正在为季老人操办丧事，便这样宣染：“组图（略）：公众跪拜吊唁季羡林—— 人民网北京7月12日电 （记者文松辉）国学大师季羡林11日不幸辞世，国民痛叹！12日11时30分，设立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纪念大厅的季羡林先生灵堂正式对外开放，从全国各地前来吊唁的的社会公众络绎不绝…有位前来吊唁的同志，对着季老的遗像大声说：‘季老，我爸让我给您磕头来了。’然后，对着季老的遗像三跪九叩…” 明明只有一个按父嘱的吊唁者跪拜，网编记者便浮想联翩，笔下生花，立马变成“公众跪拜吊唁”，北京大学为季氏办了个大出丧，竟捧场拍马得像似个大清朝的国丧礼。睁眼想着13亿人都精熟“三跪九叩”，从此天下太平，万事亨通，岂不美哉？帮闲帮到这般地步，令人拍案叫绝。何止是时髦的趋兴，简直是肉麻的凑趣。如此令人作呕的胡拉乱扯，大概也不合逝者胃口吧？

笔者非道中人，没有资格评议季老人属什么学科的“大师”、“泰斗”，但老人家所精者，有偏、冷、绝的特点，“物以稀为贵”，何况人哉！“国宝”之说不枉。网媒对季老人异议之论一大片，除了责疑有人硬行张冠李戴外，主要着眼于季某的政治立场、大节操守，以及责问何以独独挑出一个与“国学·国粹”仅沾沾边、在该学界影响不咋的偏门学术老人，来为复兴国学大吹大擂？没有《牛棚杂忆》，焉有季老人九十年代以来的大红大紫？人们责难得有理！

季某撰写于1991年的长篇抒情散文式回亿录《留德十年》，未曾拜读。但听其言，不免令“小人常戚戚”，"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德国是我的天堂，是我的理想国。”如套用老先生自己的“从一滴水看宇宙”，便论断老先生为纳粹余孽，会冤枉他。但其留德十年的1935～1945年，正是人类、祖国、民族、阶级的生死拼博年代。当是时，祖国已沦丧东北三省，若大的华北，也已放不下一张书桌，随后便是艰苦卓绝、尸山血海的八年抗战；在欧洲，却是希特勒法西斯勃起后、盛极而亡的全过程，纳粹对犹太人、左翼人士大屠杀大灭绝，对非雅利安人种鄙视压迫，对异端思想学术肆意摧残，都是残酷无情的。鲁迅先生曾于1933年就纳粹疯狂焚书事件，作《华德焚书异同论》，直刺“黄脸干儿们”替法西斯涂脂抹粉的无耻言行，此时的纳粹尚未掌权，季某还在北京读书呢。季某留德当学生四年，出来在德工作，正是纳粹登“天堂”至下“地狱”的疯狂岁月，欧洲战火连天，血雨腥风。季某是搞人文学科的，是个敏感软科目，若非于纳粹有用，岂能优待有加，让季某有“天堂”之感？季某所精学问的地域，正是中亚、新疆、青藏、印度一带，是世界大地缘政治核心区域，联想到纳粹曾派遣高级特工到雪域高原寻觅“地球之脐”和雅利安人远祖发祥地，若希特勒世界霸业得成，季氏就可为王前驱了。纳粹覆灭，季氏离开他的“理想国”，回到中国二、三年后，还倦恋难舍，痛惜有加，于报刊抒怀道，“最近心情方面渐渐静下来，于是又回忆到以前的许多事情，……想到以前过的那个幸福时期，恨不能立刻回德国去。” “在德国人眼里，俄国简直就等于地狱。”“倘若英美真想利用德国的话，我想德国不会拒绝。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万不能再象现在这样只给他们不能吃也不能喝的希望，他们需要的是面包。”说季氏是准德国人，“黄脸干儿”，有纳粹情结和反共心结，是个帮闲，似不会冤枉他。季“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能信？季以为“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倒是纳粹思想的理论精髓。

解放后，季留在大陆，共产党奉之如宝贝，待之高干高知双重优遇，可国家穷，物质定然不如纳粹待他丰厚，还得时不时弄个思想斗争、思想改造的什么运动。到了“文革”，更不得了，于是便有了《牛棚杂忆》。季说“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恐怕是过谦了，是否属策略之谈？拿不准。说来惭愧，笔者只读过一本季著，是二年前的事了，书名叫《禅与文化》，属季主编的中国禅学丛书系列，06年第一版，41万字，主要收录其80年代（至2000年）之相关论文、政见、议论、讲话，除佛、禅专业论文不敢对之妄评外，其他关于文化的所见所陈，皆属八、九十年代“思想解放”大潮中泛起的寻常浪花，实难找到“国学大师”级的学术创见，除了深恶痛绝“文革”外，对赵紫阳愤愤之“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责难改革之“歪风”，季疾言呼应谴之，倒是令人感触其“文化学术”参政之心切切，并非什么政治“蠢驴”，而学术政治“良驹”，新锐之锋颇健。然老先生以为“‘全盘西化’，在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办不到”的观点，虽非创新，但在当时及当今，都是对的。或许，这也是他爱国的实际行动。

说“文革”，题目太大，就杂扯些与“牛棚”相关的“琐事”。

第一，“牛棚”为何物？实是贬指“吃公粮”的，下放到农村、工厂、“五七干校”劳动、学习、改造的居舍，因为是临时性的，多为同性集体宿舍。居“棚”之“牛”，不光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之类，也包括在职干部轮训、因机构精简而“富余”出来的官员，“斗私批修”是主题，批斗会也是有的。但那些“帽子”都是群众大字报或呼口号所“轰”赏的，并非组织定案，吆五喝六的，并不算数，但也够折腾人的。“牛”们除其官级不等的特殊待遇被取消外，工资照领，体力劳动实在多是应景儿的。不过，单风吹日晒，干点“下等人”日常粗活，对坐惯机关的人，也够呛！事实上，“触及灵魂”，流身臭汗，对不是只想当官做老爷者，是有助益的，我们这些身历者过来人，都“牛”过。

“牛”们的“遭遇”，与“特别是…”后的几千万下岗职工和千万失地农民的生存之灾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更别说黑窑工、高鸳鸯、邓玉娇…的悲惨人生了。至如今，还有人以“棚”历为资本、作“投名状”，哭丧着脸、显耀索利，着实可耻可悲。

第二，残酷刑罚“权威精英”和“黑五类”，甚至迫害致死、直接杀人的，多是“老子革命儿好汉”的“好汉党”在运动初期干的，称其为“白卫军”才合宜。最近，中国纳粹式族毛冲锋队，已建议“大领导”尊“嘱咐”、拆“锦囊”，“狙杀毛左，族灭毛家”，作为“进一步的改革突破口”。从阶级属性讲，几千年来的嗜血者，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所以，季老先生的“杂忆”，也可能是找错了阶级对头。

第三，造反派有个“恶习”，动不动查人三代，揭老底，挖根源，特别是对叛徒、卖国贼毫不留情。季先生穷人家出身，当不怕查三代，可凭他对纳粹德国一片情深，又是个爬格子精英，是否让“极左”们查出个三瓜两枣的？也很难说。为纳粹歌功颂德，在西方，可是法定刑罚的罪行。不过，就是查出，也不要紧，翻案平反纵队胡司令早已将“强加于人”的所有“不实之词”一阵风都吹了，82年修宪又将“惩处一切卖国贼”法条砍了，从此无事了！那韩国人竟突发奇想，现在还想补充立法，追究日伪时代韩奸当下的家族资产，简直是“倒退复辟”！当下中国奸细买办活得多滋润荣光！帮闲们也沾上光。

帮闲也是分等级的，大帮闲之皎皎者，是常常可以封为大师、国师的。但凡“大师”，不管真假，手头都会有点绝活，也不乏有真知灼见者，方能为人所用，包括前不久穿帮露馅的“国学（楚辞）大师”、骗财骗色骗年纪骗履历的“98岁老人”文怀沙。试想，若非胡耀邦早早摔了跟头，文某风光断不会输给季某的。闽南俗语说，“捞崽（即扒手）状元才”，此其谓矣。

借“大师”立废褒贬喜丧，表意说事，是古今惯例。孔夫子是汉武大帝刘彻捧上庙堂的，历代追封加爵，乐此不疲，抬至吓人高度。孟亚圣因为一句“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得罪了乞丐出身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便被撵出圣庙。朱长子早死，便传位给长孙，称建文帝，可不久便被叔叔朱棣抢去大位，好在逃得快，幸免一刀，从此消声殓迹。朱棣号明成祖，恭恭敬敬，又把亚圣请回圣庙。

鲁迅先生说过，“奴才当了主子，是决不肯废去主子规矩的。”其实，奴隶们造反夺得天下，头领中的幸存者，便抢得级别不等的权势金交椅，他们照例也是“决不肯废去主子规矩的”。毛泽东好好的“总主子”不当，却当真要“为人民服务”，“瞎折腾，违古例”，坚决要“废去主子规矩”，便搞了个人类文明史上最令剥削阶级及其帮闲们痛心疾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失败了，也不是没有存在缺点错误。但“继续革命”“为人民服务”伟大理论和人类崇高理想之影响所及，仍然使反动派如坐针毡，浑身不自在，如履火山，胆战心惊。

八十年代各路主流精英“反思革命”的结论是，必须“告别革命”，回归到主子就是主子，奴隶就是奴隶的洞天福地，主子这回自然该轮到“好汉党”了，窃国劫民虽然无须在乎招摇撞骗，但自古“一个好汉三个帮”，吃独食会消化不良的，“精英治国”有术，也就自然不必在意招降纳叛了。

“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才是正道，但话又不能说的太白了，这个时候，正是意识形态各路帮闲大显身手的“历史机遇”，各式“大师”也就粉墨登场了。但“公众跪拜吊唁”的大师大出丧，却是“特别是…”中的新鲜玩意儿，值得写篇东东，聊表惊意！

最后，不在上述排行榜中，还需附：

《季羡林和任继愈：我们要哪一种国学大师》作者：雨夹雪

昨天（2009年7月11日）凌晨4时30分，任继愈先生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上午9时，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今天我想就季羡林和任继愈这两位“国学大师”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任继愈和季羡林去世：截然不同的待遇

据中新网7月11日电，北京大学网站发布消息，7月11日上午9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

98岁的老教授季羡林病逝的消息力压死亡184人的“7.5”暴乱事件，已经连续两天占据了中国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堪称风光无限。

季羡林于11日上午9时左右病逝于北京301医院后，北京大学迅速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据季羡林的“关门弟子”钱文忠在博客文章中说，令我们感动的是，北京大学闵维方书记和周其凤校长和其他北大领导很快赶到医院，商讨了治丧事宜。11点，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尊敬的刘延东同志也赶到医院；12点，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尊敬的温家宝同志也从会场赶到医院。

相比起来，另一条消息则远远不那么引人注目。中国新闻网7月11日报道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4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3岁。为悼念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将于7月13日至7月15日期间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设置灵堂，供社会各界人士吊唁。7月17日上午，将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任继愈遗体告别仪式。目前为止，尚无著名人士去吊唁的报道。

事实上，2009年7月2日下午，佛教在线已经发布了“任公继愈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的消息。7月3日上午，佛教在线撤除了相关资讯。据说，这是“在没有向任公家属和单位核实的情况下，我们匆忙编发消息，实属草率”造成的，不过，这也确实反映了任继愈先生当前受到的待遇，如果是季羡林，自然不会这么“草率”。

季羡林和任继愈这两位，都被誉为“国学大师”，又在同一天去世，一个风光无限，虽死犹荣，一个门庭冷落，几乎无人问津。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二、季羡林及其生平

季羡林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　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大家都知道，30年代蒋介石大搞法西斯主义，大力向希特勒学习。当时，蒋介石力图培养一批法西斯人才。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法西斯德国。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众所周知，法西斯德国的“东方学”是建立在雅利安种族主义理论基础上并为之服务的。季羡林留学德国到底学的是什么，应该是很清楚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和法西斯德国关系逐渐恶化。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和法西斯德国相互宣战。在法西斯德国的中国人除了汉奸、叛徒、特务之外，稍有一点进步思想的人都受到了迫害。不过奇怪的是，季羡林不仅没有受到迫害，反而继续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更奇怪的是，季羡林也一直对法西斯德国感恩戴德，宣称"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季羡林经瑞士东归。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被鲁迅先生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两人一见如故。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被时人称为卖国贼的臭名昭著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得到其赏识。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

解放后，季羡林受到宽大对待。继续担任北大　东语系　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8年季羡林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1998年4月，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被极右派吹捧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也有人当时就指出：“这些大师们（其实充其量，也不过是高等院校中一些平庸而毫无创意的所谓专家教授）下放时的经历，也不过是体验了一回，历时几千年的中国平民生活的困境而已，况且，只不过是浅尝辄止，谈不上什么冤不冤的”。如果这些大师们把当一个普通老百姓当成“极其猥琐的事情”，“极其丑恶的事实”，“已经完全失掉了羞耻之心”，“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一个人堕落的心理过程”，老百姓又怎么能不反感这些大师？

除了《牛棚杂忆》，季羡林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 (1957年)、，《<罗摩衍那>初探》(1979年)、《天竺心影》(散文集) (1980年)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 (1980年) 、《朗润集》(散文集) (1981年)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 等。有人指出：“除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的几本散文集外，绝大多数著述都是与印度有关的学术著作”，“纪念　季羡林　先生，称他为印度学大师、梵文大师才恰当，非要加上国学，也应当放在二者之后才说得过去，否则是对季先生学术成就的误读和不敬”。的确，如果说因为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大，就把印度学称为国学，那么美国今天对中国影响也不小，是不是美国学也是国学？季羡林本人也说：“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不过，季羡林提出了“大国学”理论，即印度学也是国学，个中意味深长。

季羡林的绝学是吐火罗文。据说，全国只有季羡林一人认识吐火罗文，随着季羡林病逝，吐火罗文已经面临失传的危险。我不知道桃李满天下的季羡林为什么不把这门绝学传给任何一个弟子。是弟子们实在不堪造就，是宁愿绝学失传也要做全国唯一认识吐火罗文的人以自高身价，还是根本不认识吐火罗文害怕骗局被拆穿，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随着季羡林病逝，这可能永远是个谜。只能说一句：季羡林确实够绝，绝学绝，人更绝！

三、任继愈及其生平

任继愈（1916.4.15—2009.7.11），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300学子耗时两月，一路风餐露宿，行程达1300多公里。“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写道。正如哲学起源于惊讶一样，这一次浪漫而辛酸的文化苦旅，使得任继愈深深地思虑并叹服于这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所具有的韧性——其时，抗战的重担全压在了中国农民身上，而中国农民的状况又如此堪忧，但我们却最终胜利了，这是为什么呢？任继愈遂起了研究中国哲学之心。1938年在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任继愈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　和贺麟　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42起，任继愈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致力于哲学普及的工作。

新中国建立以后，任继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 1959年10月13日深夜 ，毛主席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主席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主席再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主席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毛主席于　1963年12月31日　作了一个批示，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此后任继愈担任该所所长达20余年。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1975年起，任继愈作为学术界的代表，当选为第四至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80年代，任继愈重新提出“儒教说”，并在其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为了从各个方面论证这一观点，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专著，任继愈撰写出一篇篇重要文论自圆其说，学界则公认其思想观点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触及到了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渐渐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1987年起，任继愈出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名誉馆长期间，任继愈牢牢把握国家图书馆的办馆方针和发展方向，积极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基础业务工作和读者服务工作、国家图书馆新馆及数字图书馆建设、国内外图书馆交流与合作、文献保护与抢救等工作，使国家图书馆迈入了世界图书馆先进行列，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针对70年代末以来宗教“复兴”的局面，任继愈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建国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

任继愈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自选集》、《墨子与墨家》、《韩非》、《老子新译》、《天人之际》、《念旧企新》、《任继愈哲学文化随笔》、《竹影集》等；与人合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等；主编有《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哲学典》、《中华大典·宗教典》、《中国哲学史》（大学教科书）、《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宗教词典》、《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等。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任继愈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季羡林曾说：“我不是搞中国文化的，更不是搞哲学的。毛主席最推重任继愈。说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你们最好去找任先生。说我是国学大师，是外行话。”　　

任继愈也是被下放过的。他于1970年去了河南信阳的干校，据说，在干校期间任继愈右眼患了严重的眼疾，后来在80年代起几近失明。也有人希望任继愈写一部《牛棚杂忆》一类的书。任继愈不但没有写，而且表示“我不赞同60年代断代这个说法，它不符合历史。文化的发展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往往需要回过头来才能看得比较清楚。文化只能是持续不断地发展，不能一刀两断……中华民族走到今天，进进退退，但总的来说，是在前进，虽然走过了一些弯路，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任继愈认为，做学问应该不炒作，而是实实在在在做，有一种坐冷板凳的精神。多年来，任继愈坚守三个规矩：“不过生日、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以免“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甚至连大寿也没例外。年过九旬，他依然坚持凌晨4时多就起床工作。即便视网膜脱落，右眼几近失明时，他还坚持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为此，他的书斋名甚至由“潜斋”更名为“眼科医院”。

当然，任继愈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思想上多少打下了时代的印记，例如他宣称：“新中国这几年，文科始终处在一个不发展的地位上”，“文科没有摆在重要地位上。文科处于什么地位呢，处于检讨的地位，检讨自己。文科的学者们都是这么个提心吊胆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任继愈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他表示：“最后苏联垮台以后，多米诺骨牌一个一个就倒了嘛，最后时候轮到我们，我就坚信，说不会的，我说中国跟他们不一样”。

四、我们要什么样的传统文化

当任继愈在西南联合大学为反法西斯奔走呼号时，季羡林被法西斯德国奉为座上客；当任继愈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时，季羡林仍然死抱着封建的法西斯的思想不放；当任继愈表示中国跟他们不一样，不会走上苏联垮台之路时，季羡林宣称在法西斯德国“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新中国远远不如法西斯德国；当任继愈坐冷板凳默默无闻编修《中华大典》时，季羡林因《牛棚杂忆》被极右派吹捧为国学大师顶礼膜拜；如今任继愈和季羡林两人在同一天去世，一个风光无限，虽死犹荣，一个门庭冷落，几乎无人问津。这一切都在拷问我们的灵魂：我们要哪一种国学大师，我们要什么样的传统文化？

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毛主席在1940 年《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批判与继承”思想，即“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另一种态度是原封不动的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利用传统文化来麻痹百姓，实行愚民政策。任继愈是传统文化研究方面前者的代表，季羡林则是后者的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否定了原封不动的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利用传统文化来麻痹百姓，实行愚民的反动政策。仅以儒学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的代理最高权力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 月29 日以法令形式确定了“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954 年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中国大陆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知识被确立为教育的内容，儒学不再被“独尊”为治国平天下的法宝，历代儒宗、孔庙也不再被国家法定奉祀。1966 年6 月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中提出了“破四旧”和“横扫牛鬼蛇神”的口号。“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牛鬼蛇神”指文化学术领域里的专家、学者、权威及其“祖师爷”（即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儒学和孔子被划入破除、横扫之列。70 年代前期，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一场以批林批儒运动。通过这一系列大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思想彻底被打垮了。

毛主席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仅没有阻碍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相反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使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仅以儒学为例，在学术方法论方面，儒学研究首次引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孔子及各个古代儒学思想家及其思想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剖析。在学术论著方面，50年代至60 年代，出版或再版了大量儒学研究著作，如熊十力的《原儒》，郭沫着的《十批判书》（再版），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编，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册等，是这一时期研究水平的标志。在学术内容方面，学者们探讨了许多过去从未探讨的与现实需要相关的问题，如关于孔子思想核心究竟是仁、是礼，还是“中庸”的问题；关于孔子的政治立场是代表封建阶级还是代表奴隶主阶级的问题；关于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的哲学性质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关于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方面是否整理了六经的问题；关于孔子著作的“君子”与“小人”代表的是否民众利益的问题；关于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什么样的借鉴价值的问题，等等。

近三十年来，原封不动的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的思潮愈演愈烈。仅以儒学为例，1978 年8 月12 日，《光明日报》发表庞朴的文章《孔子思想的再评价》，提出了重新确立孔子及儒学地位的问题，由此揭开儒学复起的序幕。从1978 年到1983 年，祖国大陆举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孔子及儒学讨论会，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宣传“反孔的时代已经过去”。1984 年，孔子诞辰2535 周年，在纪念活动期间，成立了“中国孔子基金会”和“中国孔子研究会筹备会”，这标志着全国性孔子专门研究机构的形成。80 年代后半期，祖国大陆又举行过五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其中后三次扩展为国际性会议。进入90 年代以后，儒学进一步发展，甚至越出学术界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渗透。近几年来为孔家店招魂的思潮更加猖獗，不但拒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糟粕，而且还极度美化儒家思想，把目前中国出现的主流精神堕落，信仰缺失，贪官污吏横生，社会道德沦丧，贫富两极分化，物欲横流等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罪为文革时期的“破旧立新”与批林批孔；归罪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归罪为毛主席；归罪为社会主义制度；归罪为五四运动。将儒家思想贴上“国学”的标签到处推销，甚至在国外开办孔子学院推销儒学。

如今，在一个余秋雨之辈都被公然称为大师，于丹之流都以准大师的姿态大谈国学的时代里，称季羡林为国学大师也毫不奇怪。这些大师观点各不相同，但是在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方面是完全一致的。这些国学大师代表的传统文化研究的方向不能不令人忧虑。

不过，我坚信传统文化研究的方向终将回到毛主席 “批判与继承”思想上来，终将用回到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方向上来。今日风光无限的季羡林终将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今日几乎无人问津的任继愈终将焕发出夺目的光彩。那时候将产生一大批比任继愈更优秀的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真正的国学大师，中国传统文化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获得新生。

刚刚写完，在搜狐网上看到，胡锦涛和江泽民等领导同志对任继愈辞世表示哀悼，甚慰。或许，拨正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向的努力已经开始了。

中国汉奸是怎样成了澳大利亚民族英雄的？

司马平邦

胡士泰，为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创下了一个伟大的纪录：

他是有史一来第一个被澳大利亚人称为民族英雄的华人——他的澳大利亚支持者称赞他是“贸易英雄”，这起码填补了澳大利亚历史上没有华人英雄的空白。

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为有这样受到澳大利亚称赞的华人英雄而骄傲呢？

7月初，作为澳大利亚力拓集团的中国主管胡士泰被上海的中国国家安全机构拘捕，一时之间，身涉了铁矿石价格战、中铝收购力拓事件等多起国际级经济纠纷的胡士泰成为中国和澳大利亚媒体和大众共同的焦点，在中国一方，胡士泰被称为“汉奸”，而在澳大利亚一方，他则被许多媒体称为英雄，甚至有媒体要求澳大利亚政府“营救”胡士泰――我想，这事若在100多年前，在中国羸弱不堪的清朝末年，澳大利亚或许还会做出向中国派出巨大舰队“营救”胡士泰的决定的可能吧，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战争不就是因这样的小人物发生的？

但，至少现在，澳大利亚还不敢，因为它打不过中国。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7月10日拒绝了反对派领导人特恩布尔要他打电话给中国领导人要求释放胡士泰的要求，而特恩布尔11日再次在议会炮轰陆克文，他说：“胡士泰是我们的澳大利亚同胞，而他在中国却被剥夺了基本的人权，作为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应该立即向中国提出交涉。”

胡士泰，1963年出生于中国天津，但他和许多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员工一样有一个半中半洋或不中不洋的英文名字，Stern Hu，毕业于中国最有名的北京大学（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层出不穷真是北京大学的骄傲），曾在中信集团工作，1990年代初进入了一家澳洲公司在北京设立的代表处，做咨询和贸易，1997年在他34岁时成为澳大利亚公民，后成为力拓集团的中国区代理人。

7月5日，胡士泰和他的另3位中国人同事刘才魁、王勇、葛民强――他们是力拓集团中国铁矿石业务部门的最核心团队，被称为“最得力的四大干将”――被上海市国安局以涉及窃取国家机密逮捕。

现在，澳大利亚政府在其国内舆论压力下对中方态度趋硬，其总理陆克文保证，尽力“协助”在中国被逮捕的力拓公司主管胡士泰。之前，在已表态的澳大利亚政府内阁成员中，只有总理陆克文称勿将此案政治化，而外交部长斯蒂芬·史密斯、贸易部长西蒙·克林、财政部长林赛·坦纳、金融服务部长克里斯·鲍文、国库部长韦恩·斯万等均利用自己的权力不同程度地向中方施压。

另一方面，连续6年的中国钢铁企业与世界三大铁矿石谈判更因此搁浅，让全行业已到难以承受失败之痛的边缘，中国钢铁行业不得不为不断高企的铁矿石价格买单，而据业内专家初步估算，自2003年以来，6年间中国钢企仅因价格上涨就多支出约7000多亿元，相当于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总和的2倍多――这正是促使中国官方下决心重手以非常手段打击参与此间的澳大利亚公司及中国公司的相关人士的主要原因，但其实至少到目前为止，因此案被拘的如力拓集团、中钢协、宝钢、首钢、本钢、莱钢及其它中国钢铁企业的人员，都是中国人，而所有这些中国人中，只有胡士泰（Stern Hu）拥有澳大利亚国籍。

暂时，我们先抛开中国政府将如何处置涉案的所有人员不讲。

胡士泰及其他涉及本案的中国人，或者可以成为一种标本，即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即厘清个人身份认同以及国家利益认同的一种标本，而从去年以来连续爆发的关于普世价值、民族主义的争论也可以从中找到某种例证，或者得出某些结论：

其一，胡士泰案证明，所谓被中国爱国人士痛恨的“经济汉奸”确实存在，即当代中国社会，“汉奸”这两个字仍然有实际意义――但在旧的语言体系里，汉奸不只是为侵略者工作的中国人，而且个个是道德败坏形象猥琐的坏蛋，但在许多与胡士泰接触过的人的印象里，胡士泰是一个“不错”的人，据上海的《第一财经日报》：

胡士泰是一个比较容易相处的人，做事情说话都比较周到、客气和得体，而且善于倾听，是个“典型的职业经理人”，即使是比较强硬的话题，他也表现得比较谦和，而不会像传统经商的人那样咄咄逼人。因此，与他打交道给人的感觉是“既不是跟你特别近，也不是特别远”。

就是这样的人，曾经当了34年中国人，而只当了12年澳大利亚人的“华人”，涉及让中国的国家利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所以说，汉奸不一定是表面上的坏人，那些道貌岸然的人可能更汉奸。

汉奸，是一种国家利益为价值观下的人格定义。

其二，澳大利亚的政府及媒体人士以关心胡士泰的基本人权的名义叫嚣着“营救”之，但同时，其实涉及此案的绝不只是胡士泰一人，在力拓中国公司就还有刘才魁、王勇、葛民强等3位胡士泰的同事一同被抓，另外，亦有首钢负责铁矿石进出口的经理人谭以新以及中国其它钢铁业人士多人被抓，为什么澳方偏偏只关心胡士泰的人权？难道其他的人就没有基本人权了吗？

恐怕，澳方真正关心的也不是什么胡士泰的人权，而是胡士泰的澳大利亚国籍，即并不是胡士泰这个人被抓让那么多澳大利亚人不能接受，而是“澳大利亚”这个词被中国抓让澳方不能接受。

或者，在一部分关心胡士泰基本人权并主张“营救”之的澳大利亚人心目中，除胡士泰以外的那些涉案中国人，你们的被抓是活该，他们就是卖国贼即中国人说的那种汉奸，但胡士泰是我们澳大利亚的人，他损害中国利益才成为澳大利亚的“贸易英雄”。

其三，胡士泰以及他的其他3位中国人同事，刘才魁、王勇、葛民强，通过向中国某些钢铁业人士行贿刺探中国钢铁业核心秘密以帮助铁矿石巨头在谈判桌上打败中国人，其实包括那些被胡士泰等人行贿的中国人士在内，他们所犯下的罪责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一件经济间谍案的不同两方，但为什么一方被澳大利亚政府和媒体称为英雄，而另一方的命运根本不在澳大利亚政府和媒体以及大众关心的范围之内，他们死不死活不活与澳大利亚人无关，甚至有人还会以为，你们这些拿了澳大利亚公司黑金的中国人，就罪该万死。

所以说，澳方对涉案的其他人员的不同态度充分证明了“国家”在现在的世界还是一个终极的不可逾越可以压倒一切的价值观，澳大利亚方一方面祭出基本人权这样的正义幌子来“营救”胡士泰，别一方面对其他经济汉奸的基本人权并不关心，证明他们其实只是在关心“国权”而不是什么“人权”，证明在澳大利亚人的心目中“国权”也一样高于“人权”，试想如果胡士泰不是一个澳大利亚籍的中国人，澳大利亚方还会这样理直气壮地向中国要人吗？

他们为什么不更加同情如刘才魁、王勇、葛民强、谭以新这些为了澳大利亚的利益而放弃了作为一个中国的起码国家观念的那些中国人的基本人权――若按所谓人权至上或者普世价值的理论，这些为澳大利亚公司效力的中国籍中国人应比澳大利亚籍的中国人胡士泰更有人权精神和普世价值的典范――他们为了澳大利亚的利益不惜以犯罪方式触犯中国的国家利益，这对澳大利亚、对西方、对那些高叫着普世价值的人，是多么大的一种效忠和支持，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同情呢？

国家利益、主权仍然是这个世界的终极价值观，是不可逾越的衡量标准――胡士泰案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其四，有人在此案事发后说，在日本就不会有刘才魁、王勇、葛民强以及胡士泰，以此强调日本人比中国人有骨气，但这样的骨气哪里来的呢？

难道胡士泰、刘才魁、王勇、葛民强、谭以新等涉案中国人真的只是为了“利益”两个字――这里的“利益”是具像的物质的和钞票的――而走上不惜损害祖国触犯中国法律这一步上的吗？

我认为，不尽然。

这次明为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经济纠纷事件实为中国人对中国人、国家对汉奸的斗争，其起因表面上是因为某些人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所致，其实是，在中国“国家利益”这4个字汉字已经萎缩得不能再萎缩的现况所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胡士泰、刘才魁、王勇、葛民强、谭以新等人心目中早就变成“国家利益低于个人利益”――在被上海国家安全局拘捕之前，我相信所有的涉案人在中国人眼中都是被羡慕的对像，衣冠楚楚，操流利的外语，出入上流聚会，收入颇丰（胡士泰之前的年薪是10万美元），这些人的被抓是不是可以寓示，在中国，所谓精英人士阶层，“国家利益低于个人利益”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他们甚至代表了这个阶层的腐败、腐朽和反动，用以前最流行的一句话，他们应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而永世不得翻身。

换一句“最乌有之乡”的话：中国现在的悲剧，或全在于当年被打翻在地的这些精英人士的翻身作主，毛泽东有多么英明，由是可知。

其五，胡士泰案细节纠缠再多也会过去，涉案金额再大也会过去，但它能给中国的政府、中国的执政党、中国的精英人士、中国的普通百姓留下什么样的反思呢？

为什么一宗铁矿石谈判，居然有那么多中国人成为国外资本侵略者的帮凶，即经济汉奸？中国还有多少这样的经济汉奸存在？

国家利益，被忽视太久，“国家”这两个字在某些中国人看来就是一堆臭狗屎，任何什么人权、普世价值、民主的理由都可以对拿出来任意损害和玷污国家利益，而那些强烈维护国家利益的人民又任由被险恶地称为民族主义，却无见任何中国官方出来维护，还可能受到打压，在这样的境况下，出1000万个胡士泰、刘才魁、王勇、葛民强、谭以新都不足为奇。

第六，现在，胡士泰案即使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政府不想把它上升为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跨国经济纠纷都不可能，两国民间因为“国家利益”而产生的巨大分歧将考验遭受7000亿损失的中国政府，是快刀斩乱麻地坚持重手，坚决把那些损害中国利益的汉奸或者别国的民族英雄们一网打尽斩草除根，还是面面乎乎推推就就地尴尬顶着国外的所谓“压力”寻找“两全其美”的太平良方？

是想让胡士泰这样的中国汉奸兼澳大利亚民族英雄成千上万，还是把他们销毁在萌芽状态，孰重孰轻，长痛短痛，所谓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天”就是亿万个因此案而利益真正蒙受损失的中国百姓。

Allen按：作为新疆人的我面对这次的动乱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我早就断言这些早晚得来——二十多年前的边疆民族政策大调整可谓倒行逆施、混乱不堪，其程度可与挥刀自宫相匹敌。关于责任问题相信历史自有公论，我们不在这里多说。我只想问问，什么样的新疆才是新疆各族人民心中真正美好的新疆呢？

库尔班大叔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些关于库尔班大叔的照片和绘画已经清楚的表达了我们心中真正期望的，团结人民、动员群众才是关键，“巴伊”大老爷们绝对不应该是执政者谄媚拉拢的对象！关于分裂势力的来龙去脉已经有很多人做过很多很好的总结工作，我就不做重复工了。下面的这篇文章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作者因为政治话语问题，在对于八十年代开始新疆的所谓“改革开放”阶段的错误尽量避而不谈，并且对于个别历史事件的诠释有一点偏颇，但是大体上的轮廓是清晰的：

《暴乱的背后：浅谈“疆独”问题》作者：雨夹雪

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乱，造成156人死亡，1080人受伤。今天我想谈谈对“疆独”问题和“7·5”事件的看法，谨供参考。

一、“疆独”的起源和早期活动

1．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新疆，最原始的称呼是柱州，汉称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汉代出现于我国史籍，一直沿用到清朝统一新疆，之后改称新疆。新疆位居东西交通孔道，历史上十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交往，导致了新疆古代居民错综复杂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早在先秦时期，《穆天子传》等典籍里就记载了新疆的一些情况。先秦时期开始，古代中国人就形成了“四海”的概念。南海指今日南海，东海指今日东黄渤海，北海指贝加尔湖，西海就是指里海（有人认为西海指青海湖，这是不合适的，先秦时期对青海湖以西的新疆地区了解显然远胜过贝加尔湖地区）。这“四海”之内，包括新疆地区各民族在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前101年，汉朝在西域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开始了对西域的管辖。公元前60年，驻扎西域的日逐王贤掸降汉，天山南北诸地均归汉朝中央政府统属。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诸地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

西域都护府断断续续的存在了近百年（公元前60年至公元23年，公元74年至公元75年，公元91年至公元107年）。公元123年，班勇出任西域长史，此后，西域长史府作为中央政府管辖西域的行政机构持续到魏晋时期，楼兰城则是西域长史府的所在地。唐代又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管理新疆地区，自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起，到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止，安西都护府共存在约170年。此后，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长期中断。北宋时期，西域存在着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三个并立的地方政权。到了南宋时期，于阗王国并入喀喇汗王朝，但又出现了西辽王朝。蒙元时期西域大部分地区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明代，西域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明朝中叶，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中央政府没有管辖西域的时期，新疆地区各族人民也一直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从未视自己为外族。例如，公元45年，西域18国请复置都护，甚至要求以送儿子到洛阳学习当人质。632 年，西突厥迎立泥孰，是为咄陆可汗。泥孰被推举为西突厥可汗后，即派遣使臣至唐朝表示内附。在北宋时期，962 年、965 年以及981 年和983 年，高昌回鹘皆遣使献方物于宋。981 年其王向宋太宗上书时，自称“西州外生（甥）”。这一切充分表明，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的中断并不能否认新疆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总之，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无论古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时期还是新疆地区存在地方政权时期，这一事实从未改变。

2．“疆独”的起源

“疆独”起源于旧中国主要是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18世纪中叶，清朝先后平定了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乱，统一了新疆，恢复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后，改称西域为“新疆”或“西域新疆”，清政府开始在新疆各地置官立府，行使中央政府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辖治理权。新疆与内地的军政体制基本一致，国家的统一局面得到进一步加强。1884年，清政府发布新疆建省上谕，实行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性行政管理体制到单一郡县制的转换，使新疆行政建置与内地趋于一致。

但是也正是清朝，残酷的民族压迫种下了“疆独”的种子。在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梁羽生的小说（不是被改得乱七八糟的电视剧）《七剑下天山》，这部小说反映了新疆地区人民对清朝压迫的反抗。众所周知，清朝的统治是建立在残酷的民族压迫基础上的，大力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分化政策，而穆斯林受到的压迫尤为严重。清朝的法律明确规定“回民犯罪，加等科罪”，“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这使得新疆地区人民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极为不满，不断进行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争往往被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利用，加上外国侵略者的挑唆，最终蜕变成了分裂活动。例如，1864 年库车的维、回、汉等民族农民在回族马隆、马三保等领导下，以库车为中心，掀起了武装起义的浪潮。但是，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很快就被当地的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篡夺了领导权，形成若干封建的地方割据政权。1865年，阿古柏在当地的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勾结和英国支持下入侵新疆，盘踞新疆十多年，给新疆地区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中华民国时期，新疆地区在军阀统治之下，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较清朝有增无减。先是杨增新统治新疆17年。担任新疆都督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制造民族不合。为了使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处于“浑噩”的愚昧状态，实行闭关自守政策。设在星星峡的关卡，不但阻止外省人员进入，就连内地寄来的书报信件也要严加检查，使新疆和内地几乎隔绝。1928年，愚昧不堪的金树仁继新疆都督，上台以后顽固地推行“亲乡”政策，起用河州同乡，排除异己势力，从而引起哈密农民的反抗，1930年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1933年末，金树仁被迫出逃。阴险狡诈的封建军阀盛世才接任都督，开始他长达10年之久的反动统治。在盛世才反动统治之下，各族人民生活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孕育了三区革命风暴。哈密农民起义和三区革命风暴都一度被分裂势力利用（后文还要详细介绍）。

可以看出，“疆独”的出现是由于旧中国主要是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引发人民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争往往被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利用，加上外国侵略者的挑唆，最终蜕变成了分裂活动。只有消除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才能根本上消除“疆独”的土壤。

3．“疆独”的早期活动

突厥原是公元5世纪前后，生活在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名称。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国，其鼎盛时期疆域非常辽阔。后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汗国，随着东西突厥汗国的相继灭亡，其后裔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11世纪以后“突厥”这一概念，已不是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对突厥语系诸民族的统称。 “东突厥斯坦”是19世纪末期西方别有用心的殖民主义者提出的，他们把俄罗斯中亚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并编造出新疆是“东突厥”人家园的谬论。因此“东突厥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殖民主义者为肢解中国而捏造的一个政治概念。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简称“双泛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马丁鲁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联合所有伊斯兰国家，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泛突厥主义运动则源于沙俄统治时代受压迫的鞑靼人，其宗旨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在新疆地区存在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情况下，“双泛主义”迅速传播，为“疆独”打下了思想基础。

1930年，金树仁借口“清理旧制”、“改土归流”，把原来哈密王的土地划分给河州难民，从而引起哈密农民的反抗，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哈密农民起义逐渐被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利用。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等“双泛主义”者又陆续回到中国。1933年11月，和加尼牙孜在穆罕默德·伊敏的策动下，在英帝国主义的暗中支持下，在喀什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由他本人任总统(实际并未到任)，沙比提大毛拉任总理。这个伪政权实行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政策，宣布维吾尔族和外国人享有特权，大批无辜的汉、回族人民和其他各族居民遭到残酷的屠杀和迫害。1934年2月盛世才在苏联的支持下兵进南疆，消灭了这个“共和国”。喀什“伊斯兰共和国”虽然只存在短短三个月，却是第一次公开提出新疆分裂，是新疆分裂运动的开始，其衣钵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

1943年3月，国民党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各族人民捐献1万匹军马，交不出马，则按高出市场价格一倍的马价交纳现金，新疆当地官僚趁机搜刮，把新疆人民逼上了绝路。1944年8月，巩哈县(今尼勒克县)牧民首先发动了武装起义，他们占领了巩哈县城，由此拉开了三区革命的序幕。所谓“三区”是指当时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尔泰三个地区。三区革命初期，临时政府领导权控制在宗教上层封建势力手中。　1944年11月12日，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组成16人的临时政府委员，推举艾列汗·吐烈为政府主席。艾列汗·吐烈大搞反汉排汉，被杀害的汉、回族人民和其他各族居民估计达二万至七万。1945年，在“临时政府”内部，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为首的革命派逐步取得了领导权，主张拥护和谈与中国统一，反对反汉排汉与分裂中国，这是20世纪新疆历史上第一次由民族领袖带领民族群众反对分裂的重大政治斗争，最后，将三区革命运动从分裂、排汉的错误方向中拨正为反对国民党统治、汇入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洪流上来。1945年10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取消。1946年7月，新疆省联合政府在迪化成立。其后，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1949年8月23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在飞往北平途中的苏联外贝加尔湖地区，因飞机失事遇难。同年9月，应中共中央邀请，三区领导人赛福鼎等人应邀出席新政协，与周恩来讨论了未来新疆省人民政府组成，三区民族军改编事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政府对“东突”分裂运动的纵容和支持起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抗战时期，麦斯武德、伊敏、艾山·玉素莆等“东突”分裂运动主要人物又回到中国，在中国内地出版刊物，宣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这些活动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纵容和支持。例如，穆罕默德·伊敏是1933年南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策划者之一，长期流亡国外。1940年，他被国民党政府“邀请”回国，1946年又被国民党政府委派回新疆，出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他利用合法身份在南疆和田等地公开宣传和鼓动分裂思想。自1947年，穆罕默德·伊敏与阿尤甫·哈日商讨所谓“新疆独立”事宜；双方不断通信，研究在新疆建立“伊斯兰政府的步骤”。 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区革命运动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公开反对国民党扶植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麦斯武德、伊敏、艾沙等人出任省政府领导职务，为维护中国统一做出了贡献。

从“疆独”的早期活动可以看出，“东突”分裂运动尽管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和国民党政府的纵容，但是仍然昙花一现，没有成什么气候。而且，早期的“东突”分裂运动已经给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新疆地区各族人民逐渐认识到了：分裂没有出路，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联合起来，把新疆地区的革命斗争汇入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洪流上来才是唯一的出路。

二、新中国建立和“疆独”的沉寂

1．新疆的解放和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

随着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国民党驻新疆部队以陶峙岳为首主张谈判和平起义，并得到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及前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当时已在北平脱离国民党）的支持者的支持。经过谈判，与中共中央达成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新疆国民党当局起义的方案。而反对起义的部分国民党军官被迫同意出走，1949年9月26日，新疆国民党当局正式通电起义，11月20日，解放军彭德怀所部的第一野战军之王震一兵团二、六军到达迪化，并与三区民族军会师，12月，成立新疆省人民政府和新疆军区。

新疆和平解放之初，伊犁的极少数分裂分子就着手组织分裂组织，企图与新建立的人民政府对抗。分裂分子阿不都拉大毛拉在伊犁秘密建立了“大突厥主义伊斯兰党”。 “大突厥主义伊斯兰党”伊犁组的负责人热合曼诺夫，密谋　7月26日　拉出城防营100多人的武装，发动叛乱。当地驻军得知此情况后，迅速借调防之机，收缴了企图叛变部队的枪支，粉碎了其暴乱计划，并逮捕了分裂组织骨干巴克也夫等8人。8月17日，热合曼诺夫在克西拉克塔米村地下室被捕获。跟随热合曼诺夫发动暴乱的349人，平暴中共逮捕114人，依法处置54人。8月18日，昭苏县驻军人员伊德利斯·奴尔派斯串通区、乡长及五军驻昭苏的少数基层军官共36人发动暴乱。8月19日，暴乱分子向夏特区驻军进攻，烧毁了军区合作社，还企图攻占昭苏、特克斯和伊宁。平暴部队及时赶到，击溃暴乱主力，残敌逃匿，后相继被擒，主谋伊德利斯·奴尔派斯于12月26被捕获。平暴中共逮捕47人，依法处置29人。1951年10月28日，马力克阿吉自任暴乱“总指挥”，纠集110名暴徒，裹胁200余名群众发动暴乱。当地驻军在地方公安和群众的配合下迅速出击，暴乱很快平息。次年1月8日，马力克阿吉等18人在拜城县境内被俘，平暴中共逮捕暴徒143名，依法处置98人。1952年2月2日，在巩留县对分裂暴乱分子举行了公判。此后，“大突厥主义伊斯兰党”基本瓦解，牧区的社会治安趋于稳定。

反对和阻挠新疆和平解放的乌斯曼及其亲信在新疆东部的山区和牧区策动了一系列暴乱，主要有：1950年3—1951年9月发生在昌吉、奇台、哈密等地的乌斯曼、尧乐博斯、贾尼木汗等为首的武装暴乱；1950年7—11月，乌拉孜拜等为响应乌斯曼暴乱，在绥来(今玛纳斯县)、景化(今呼图壁县)、昌吉及乌鲁木齐南山一带组织的武装暴乱；1951年1—9月乌斯曼的亲信胡赛音、哈力伯克等在甘肃、新疆、青海三省交界处组织的武装暴乱；1951年3月至1952年9月乌斯曼之子谢尔德曼在镇西(今巴里坤县)、奇台、李远(今吉木萨尔县)、木垒县一带发动的武装暴乱。1951年2月19日人民解放军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以北、甘青两省交界的海子，一举生擒乌斯满。3月14日，乌斯满被押解到迪化。1951年4月29日，绑赴刑场，执行枪决。1952年9月5日，阿山专署和阿山军分区写给谢尔德曼的劝降信，经过协商，谢尔德曼于1952年9月15日向人民政府投降，乌斯曼集团彻底灭亡。人民政府将谢尔德曼安置在阿勒泰专区畜牧科任副科长，后调任伊犁州畜牧局任副局长，谢尔德曼一直在人民政府中工作到病逝。

1949年9月，“东突”分裂运动主要人物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随同拒绝起义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出走境外，和田墨玉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为首的分裂势力企图利用和田地处边远、交通困难，乘解放军尚未进驻，抢先建立分裂政权，阻止解放和田。人民解放军二军十五团从阿克苏沿和田河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仅用了17天急行军便赶到和田，挫败了分裂势力的阴谋。1954—1957年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秉承境外穆罕默德·伊敏旨意在南疆策划了5起暴乱。即1954年12月和1956年3月的墨玉县两次暴乱，1956年4月喀什地区英吉沙县的暴乱，1956年5月的洛浦县暴乱，1957年4月的和田暴乱。1959年，几位维吾尔族妇女向政府报告了有关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的可疑行踪，被我公安人员在地窖中抓获，至此，“东突”分裂运动的残余势力也被粉碎了。

新疆的解放和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要知道，新疆地区历史上一直存在诸多地方割据势力。像新疆解放前夕就有伊犁等地区的三区民族军，新疆东部的乌斯曼集团，南疆的穆罕默德·伊敏等“东突”分裂运动的残余势力，国民党驻新疆部队等诸多势力。各个势力长期混战，给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而新疆的解放和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不仅维护了中国的统一，也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新疆地区的统一和稳定，为新疆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得到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仅以“东突”分裂运动的残余势力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在南疆策划的暴乱为例。1950年，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计划在和田组织暴动，其他地区配合。然而当时和田各地群众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分裂分子无机可乘，分裂暴乱计划未能实行。1954年12月墨玉县的暴乱，最早是由墨玉县一名爱国宗教人士向政府报告的。最初聚集了墨玉、和田、洛浦等地的6000余名群众，在政府政策的教育和感召下纷纷离散，只有约300人参与了暴乱。而这300人中，经过教育，多数人也纷纷向公安部门自首。1956年3月的墨玉县暴乱中，在当地干部闻讯赶到后，大多数人不仅放下凶器，并且还反戈一击，当场捕获巴海大毛拉等12名骨干分子，暴乱迅速平息。

2．消灭“疆独”的基础

“疆独”的基础是旧中国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通过消除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在根本上消除了“疆独”的土壤。

毛主席指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1949年12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决定并报中央批准，首先吸收了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等15名党员。这15名党员，包括7个民族，少数民族14人，其中维吾尔族8名。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主席当时要求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要求新疆在3年内要培养出1万名左右懂得政策又能联系群众的忠实于人民利益的民族干部。我党培养的第一代少数民族干部很快成长起来，成为各级领导班子的骨干。据1950年10月统计，全疆正副专员、县长165人中，少数民族干部为107人。1953年4月，中共中央同意新疆民族区域自治计划草案。1954年，新疆建立了行署级区域自治单位1个，专署级区域自治单位4个，县级区域自治单位6个。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是新疆各族人民生活中的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巨大胜利。

解放前的新疆80％的土地掌握在不到5％的地主手里，90％以上的农民都是地主的奴隶，当牛做马，两头不见太阳下地干活，一年下来还吃不饱肚子。从1951年9月开始，在全疆农业区普遍开展减租反霸斗争。至1952年5月，在全疆9个专区的58个县，1500多个乡，近4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减租反霸任务。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1952年9月至1953年12月，在新疆农区分四期进行了土地改革，打倒了千百年来压在各族人民头上的地主阶级，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45万农民，分得737万多亩土地，使各族农民不仅摆脱了汉族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结束了本民族内部的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真正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翻身。到1957年，新疆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在新疆基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和幸福生活，开辟了广阔的前途。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谢毛主席给他们带来新的美好生活，他们更加热爱毛主席，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1952年3月23日，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维吾尔族农民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的大会上，以长诗形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致敬信——《献给毛泽东》，倾诉过去的苦难生活，描述土改翻身的喜悦，抒发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无比热爱的深厚感情。和田地区维吾尔老人库尔班·吐鲁木决心要骑着毛驴到北京，去感谢毛主席。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强烈地震撼人们的心灵。

1958年，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新疆结合本地实际，在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中开展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废除宗教中的封建特权，如废除伊斯兰教门宦制度中的“放口唤和教主继承制”等，废除寺庙私设法庭、监狱和刑罚，干涉民事诉讼，擅自委派部落头人、阿訇，私藏武器，干涉婚姻自由，压迫歧视妇女以及干涉文化教育，强迫少年儿童到寺院学经，当喇嘛等；二是废除寺院的土地、森林、牲畜等封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高利贷、无偿劳役等剥削制度；三是废除寺庙强迫性的宗教经济负担制度，禁止敲诈勒索群众的财务；四是废除寺庙的封建管理制度，包括管家制度、等级制度、打罚制度和大小寺院的隶属关系等，实行民主管理制度；五是肃清了宗教界内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使信教群众能够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通过对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的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使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摆脱了剥削阶级和反对分子对宗教的控制和利用，革除了长期以来对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剥削和压迫制度，与此同时，还改变了长期以来宗教与民族，宗教信仰与宗教制度，宗教与生活习惯，宗教与行政，宗教与教育不分以及宗教干预国家法律和司法的现象。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在进行社会改革时采取了稳重和谨慎的步骤，充分考虑了新疆民族和宗教的特点。例如，1952年5月17日，中共中央电告新疆分局：“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应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 5月26日，新疆分局发出《关于北疆牧区镇压反革命的指示》，没有充分考虑新疆的特点，违背了中央的精神。1952年6月18日，中央电告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暂停在北疆的镇反工作。毛主席指出：“新疆工作的成绩是百分之九十，错误是百分之十，但错误性质是严重的，要纠正”。1952年7月15日至8月5日，西北局、新疆分局召开中国共产党新疆省第二届代表会议，习仲勋同志主持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纠正了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错误。1954年，相关政策做了进一步调整。牧主经济实行“不斗、不分、不划分阶级”；民族区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等被确定为政府在牧区现行政策宣传的重点。这些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此外，新疆的建设也有很大发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早在50年代初，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同志的领导下，响应毛主席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54年10月25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管辖部队番号》，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11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新疆屯垦事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化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1958－1960年，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如火如荼，兵团迅速掀起垦荒造田大兴水利建设高潮，同时，兵团工业生产也蓬勃发展。到60年代，大批知识青年到来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

总之，新中国通过培养出民族干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开展减租反霸斗争、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等一系列社会改革和大力建设新疆，基本消除了新疆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发展，基本清除了“疆独”的土壤。

3．“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的覆灭和“疆独”的沉寂

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和一系列社会改革可以说给了“疆独”致命的打击，“疆独”已经不可能掀起太大的风浪。但是，曾经盛极一时的分裂势力不可能一夕间彻底灭亡。对部分叛乱分子的宽大处理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客观上也给一小撮分裂势力提供了蛰伏的机遇。自治区党委确立了“大量培养和提拔本地民族干部”的方针，民族干部成为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领导力量。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新疆的干部队伍存在着政治不纯的复杂情况，甚至有里通外国分子。这一切表明，反“疆独”斗争仍未结束。

1960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后，境内的里通外国分子便与苏联串通，阴谋依靠苏联的支持再次制造分裂新疆事件。1962年4月22日，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爆发，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在伊犁和塔城沿边的一些地区中国共有边民六万七千余人逃到苏联。其中5月29日，少数里通外国分子在伊宁制造了政治暴乱。毛主席指出，不要怕在国际上丢人，“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果然，新疆居民逃到苏联后，发现苏联并不如他人所述的那般美好，十分后悔。有人在来信中说：“这里很坏，坏人很多，晚上一个人不敢走路，有很多贼娃子，公开拿着刀子。总之，这里的人都是为了私有财产而努力。”但是，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也确实反映了新疆的干部队伍中的问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隐藏于上层的里通外国分子的操纵下，由托乎提库尔班、尼牙孜·乌买尔、司马义·依不拉音·哈斯木帕尔沙等出面，建立了全疆范围内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 为了混淆视听，欺骗群众，将组织名称改为与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人民革命党同名，并将成立时间诡称为1960年11月12日，以迎合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权(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两个分裂政权均于11月12日建立)。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统一的集团组织，组成了以托乎提库尔班为主席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由若干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

1969年8月20日，暴乱发生，其中麦盖提县的暴乱分子抢劫了县民兵武器库。在暴乱分子向边境运动时，当地公安及武警分别予以围歼，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凶器。阿洪诺夫等10名暴乱分子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获。在平息武装暴乱同期，经过周密的专案侦查和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密切配合，自治区公安保卫部门基本掌握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获取了充分、确凿的证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军区确定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在新疆的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分裂集团案件。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责成公安保卫部门在全疆范围内依法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组织进行了清理和处治，至1970年3月破获全案。据统计全疆涉案人员达5000余人，其中确定为“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成员者1165人；依法惩治230人，做其他处理135人。

应该说，清理里通外国分子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文化大革命是对新疆地区民族干部的一次大考验，为清理里通外国分子创造了条件。在文化大革命中，里通外国分子组织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妄图借当时的混乱来分裂祖国。然而，当时的中国“疆独”的支持者寥寥无几，里通外国分子们组织 “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使他们暴露了出来，正好方便了中央政府对残余的分裂势力作一次彻底的清理。毛主席和当时公安部门的负责人的正确领导对破获“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起了关键的作用。破获“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使新疆残余的分裂分子几乎被一网打尽，是反“疆独”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可以说，如果以后坚持建国以来的正确方针，新疆就不会再出现大的分裂活动，“疆独”活动将逐渐彻底消亡。尽管后来出现了新的情况，破获“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还是使“疆独”沉寂了10年左右。

三、改革开放和“疆独”的重新凸现

1．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和“疆独”的关系

严格说起来，在新疆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失误始于改革开放前的1975年。当时，有些人（Allen：熟悉历史的朋友自然会明白这里都是指的哪些人）打着“全面整顿”的旗号，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正确方针，在新疆问题上犯了两个极为严重的错误。一是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二是释放了几乎全部分裂分子。根据中央1975年8月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案的指示精神，经自治区党委决定，对该案的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而以犯有政治错误结论。对部分罪恶轻、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中央失去了一支最有效的震慑“疆独”的力量，释放了几乎全部分裂分子更是使新中国成立以来反“疆独”斗争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疆独”分子不可能掀起大的分裂活动，但是一旦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大的分裂活动就很难避免了。尽管后来邓小平同志指出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错误的，而且鉴于新疆农垦事业面临的实际状况和兵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恢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但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元气大伤，严重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了。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首先，在落实政策上，大力拉拢少数民族上层，如以前的贵族（农奴主、巴依）和他们的后代、宗教界的上层人士等，为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和一系列社会改革中的“扩大化”“平反”，却把一批拥护中央的少数民族积极分子打成极左分子。仅仅在宗教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为1500人“平反”并恢复了教职。少数民族上层并未因落实政策对中央怀有感激之心，反而抱怨自己受到的“迫害”，甚至或明或暗的支持分裂势力。另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共和国初期新疆违反民族宗教政策的汉族干部也进行了“平反”，例如，197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1952年新疆省第二届党代会对王震同志和新疆分局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央当时撤销王震同志的新疆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及财委主任，是不公正的”（Allen按：79年的平反，基本上是一次不分青红皂白的政治分红，无论对错，不讨论，不分析，不从整体上研究。给王震平反应该再早一点，或者说应该加以解释；而这些当年的土匪、地主、分裂份子却在同一时间被平反，真正的讽刺！52年的时候完全是为了照顾西藏的那些秃驴们的情绪，因为还在谈和平解放的可能性，所以王震在新疆的土改对大局来说就是有点快了，但这不表示王震是错了。恰恰相反，是对了，可是当时中央就有人煽风点火非要处分王。而之后，恰恰要在79年这一次分红会上同时给革命战士、地主老财平反，士皆叹：操！）。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使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胡耀邦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为了挽回“纪要”的不良影响，赵紫阳又让邓力群同志起草了一个复电，强调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 “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使双方的对立进一步持续，新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Allen:这次开始的恶劣影响在新疆是刻骨铭心的，听家里人说，那之后全疆各族干部多次脱产重新学习民族政策用以弥补）

其次，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在毛主席时代，内地大力支援新疆，新疆地区的工资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维族人的生活质量和当地的汉人也差不多。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搞了一个“两个大局”，优先发展沿海地区，新疆和内地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距急剧拉大。又大搞“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少数民族中除了极少数人先富起来了，绝大多数和汉族人民一样，生活质量的提高受到严重影响。而汉族由于在整体文化层次方面还是要强于少数民族，又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人口的增长比少数民族慢得多，这使得少数民族和当地汉族的贫富差距总体也在拉大。新疆的资源丰富，少数民族对生活的不满必然高于其他地区。90年代以来又进行了国企改革，大批职工下岗失业，新疆地区是国企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07年末总人口258.47万人，在岗职工只有66.06万人。新疆大批“富余”劳动力被迫外出东部地区就业，特别是广东。从刘汉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广东的工作条件。而因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奔波操劳在社会最低层的新疆少数民族，由于民族、文化等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他们很难融入到客居地的社会中去，他们有着比汉族地区外出谋生的人更大的工作困难、生活困难。像在深圳很多新疆来打工人员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为生活所迫转而偷窃的事情比比皆是。深圳政府打击偷窃治标不治本，导致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当地的老板为了防止工人团结反抗，更极力煽动民族矛盾。还有一些内地富人去新疆经商，有的人和腐败分子勾结敛财。这一切使民族矛盾日益加剧。

改革开放开始以来，少数民族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也极力支持“疆独”活动。和汉族一样，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绝大多数不是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起来的，而是靠种种卑劣手段从广大人民身上掠夺来的。（以热比娅为例：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全乌鲁木齐无人不知的大毒枭，可是为了团结这些“少数民族致富代表”们，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网开一面。真是所谓：你把奶子露给人家摸，人家摸了奶子不满意，接着就要日你沟子！）他们生怕广大人民夺回自己的财富，像汉族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拼命前往海外一样，他们力图把新疆分裂出去，建立一个依附外国的附庸国，利用外国的刺刀保护自己掠夺来的巨额财富。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卡德尔。热比娅1951年出生于新疆阿尔泰山脚下的阿勒泰市。改革开放后，她在乌鲁木齐商业区二道桥租下一个小摊位，正式投身商海，经过十年打拼，身家上亿，成为当时新疆女首富。热比娅曾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热比娅只有40出头，显然是被重点培养的“新时期成功人士”。然而这位涉嫌经济犯罪数千万元的“新时期成功人士”并不领情，大搞分裂活动。1999年8月，热比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批捕判处8年徒刑。在她服刑期间，“拉夫托人权奖”就授予了她。后于2005年3月赴美“保外就医”。赴美后热比娅即疯狂进行攻击祖国的分裂主义活动。2006年，热比娅在美国成立“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并担任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同年11月，热比娅担任“世维会”主席。2007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亲切接见热比娅，称赞热比娅是维吾尔族的优秀代表，是一个民族斗士。2006年，热比娅因分裂新疆有功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但是因为影响不够大被发明“现代高利贷”的孟加拉银行家穆罕默德·尤纳斯及其创立的格拉明银行挤掉了。

“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也使“疆独”活动具备了有利条件。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谢毛主席给他们带来新的美好生活，他们热爱毛主席，信仰共产主义。然而，70年代末以来对毛主席的疯狂攻击极大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的形象，动摇了共产主义信仰，促使伊斯兰教的复兴。这时，新疆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大批1958年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中肃清的宗教界内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 “平反”并恢复了教职。不少人复出后利用合法身份借宗教活动宣传和鼓动分裂思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伊斯兰教的“复兴”决不是指新疆各族人民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有多么虔诚，只是指借宗教活动宣传和鼓动分裂思想的情况加剧。我见过有的到内地打工的新疆维吾尔人，连伊斯兰教最基本的“五功（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和“六信（信安拉、信先知、信经典、信天使、信末日、信前定）”的教义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伊斯兰教的教规，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和汉人不一样”。

严重的腐败问题更是极大的引发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不满。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新疆地区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抓了汉族腐败分子怕少数民族借此掀起对中央的不满搞分裂，抓了少数民族腐败分子又怕少数民族认为是民族歧视，结果打击腐败很不得力，新疆地区成了腐败的重灾区。结果，“疆独”分子一宣传“汉人和维奸贪污腐败，欺压维吾尔人”就能引发少数民族的共鸣。

另外，宣传中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也加剧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Allen：这一点我不能苟同，新疆四十多个民族的历史在书写的时候脉络完全不同，不能说因为民族大学那个“疆独”教授说有大汉族主义历史，我们就真的相信。可以去翻看新疆地方历史教科书不同时期不同的版本，如果说有，那么80之前为什么少数民族百姓不觉得。恰恰是这些被释放的犯罪份子掌握了在少数民族群众里宣传的话语权，群众工作被政府放弃给罪犯们，被人挑唆的结果）。前面已经说过，“疆独”的出现是由于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引发人民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争往往被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利用，加上外国侵略者的挑唆（Allen：这才是关键），最终蜕变成了分裂活动。新疆人民的反抗斗争是有原因的，不能全盘否定，主要责任应该由反动统治者来负。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妖魔化新疆人民的反抗斗争，无限拔高历史上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的情况。把1864 年库车的武装起义，1930年的哈密农民起义甚至三区革命风暴都妖魔化为分裂活动，把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新疆人民切齿痛恨的军阀美化成维护国家统一的英雄。甚至有人宣称从“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起，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从未中断过”，把突厥汗国、高昌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西辽王朝、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等新疆地区的地方政权的历史一笔抹煞。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加剧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Allen：这些王国的存在，基本上和今天在新疆的各个民族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这些古代存在于天山南北的古国在血统和宗教上基本上和今天新疆是大相径庭的。）

总之，拉拢上层的路线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组织基础，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经济基础，少数民族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构成了“疆独”活动的阶级基础，“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构成了“疆独”活动的思想基础，严重的腐败问题和大汉族主义的复活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群众基础。这一切清楚的表明，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为“疆独”的复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当然，我们必须明确，改革开放以来，和中国其它地区一样，新疆地区成就是第一位的，问题是局部性的、第二位的（Allen:我理解写这一句的无奈，不过换做我一定不会写这样一句屁话的——不是针对作者。举例说乌鲁木齐的工业，大企业个个都被改制致死，腐败掏空，建国后建设的几十个国企几乎全都变成了广汇的楼盘，各族工人生不如死，全都是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百姓啊！）。今天，支持“疆独”势力的仍然是极少数。这里只是探讨改革开放后“疆独”重新凸现的原因，不是全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情况，因此没有介绍改革开放后新疆地区的成就。

2．80年代“疆独”活动的沉渣泛起

1981年3月26日，伽师县回乡知识青年艾山，司马义等9人抱经宣誓，成立“东突厥斯坦燎原党”。1981年5月26日晚　，经过精心策划，“东突颁斯坦燎党”头目艾山·司马义、达吾提·沙吾提纠集党徒150多人，分三路窜向伽师县武装部民兵武器库，共抢走各类枪支152枝及各类弹药、手榴弹等。当地公安和驻军迅速包围了武装暴徒，并展开了强大的攻心瓦解工作，暴乱队伍中的青年人纷纷放下武器自首，最终暴乱分子全部缴械投降。在审理该案的过程中，查获“东突厥斯坦燎原党”。经核实犯罪事实，依法惩处13人。这是80年代新疆第一起也是唯一一起分裂暴乱。

但是，除了伽师县分裂暴乱以外，80年代新疆地区发生了多起“分裂骚乱”。80年代初分裂骚乱主要发生在南疆地区，共发生了3起。1980年阿克苏的“4·9”　事件，一民族群众意外伤害死亡。3000余人闹事3天冲击党政机关；非法游行；殴打干警。党政干部被打155人。主要口号“把伊斯兰革命进行到底”、“打倒异教徒”、“伊斯兰共和国万岁”。最后处理收审86人，法办10人。1981年叶城“1·13”骚乱事件，清真寺失火。2000余人闹事4天冲击党政机关；非法游行；殴打干警。党政干部被打185人。主要口号“把伊斯兰革命进行到底”、“打倒异教徒”、“伊斯兰共和国万岁”。最后处理收审86人，法办10人。1981年喀什“10·30”事件，一民族群众意外伤害死亡。2000余人闹事2天。非法游行；打、砸、抢、杀；冲击党政机关。党政干部和无辜群众被打631人，伤262人，其中重伤197人，死亡2人。主要口号“打死黑大爷”、“赶走黑大爷”、“伊斯兰共和国万岁”。最后处理清查231人，收审67人。最后处理清查231人，收审67人。

80年代后期分裂骚乱主要发生在乌鲁木齐，共发生了3起。1985年乌鲁木齐“12·12”事件，中央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因对新疆民族干部工作变动不满共2000多名学生闹事3天，非法游行，集会。新疆和田、阿克苏、博乐、北京、南京、上海相继游行响应。主要口号“汉人滚出新疆”、“新疆独立万岁”。处理结果疏导、教育。把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 1988年乌鲁木齐“6·15”事件，诱因是一起厕所内侮辱性标语导致500多名学生闹事4天，非法游行。主要口号是“把汉族人赶出去”。处理结果疏导、教育。 1989年乌鲁木齐“5·19”骚乱，诱因是一册有问题出版物导致3000多人闹事1天，非法游行；冲击自治区党政机关；打、砸、抢。共打伤154人，其中重伤33人。打出反对党和政府的口号：“要你们看看我们穆斯林的力量。” 处理结果收审241人，法办40人。

80年代“疆独”活动的沉渣泛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骚乱爆发快、参与者多、打出的分裂旗帜鲜明、持续的时间较长，对社会稳定和民族关系造成恶劣的影响。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1954年12月墨玉县的暴乱，策划了数年，只有约300人参与了暴乱。1980年阿克苏的“4·9”事件无人长期策划，却轻易聚集了3000余人。其次，骚乱地点向中心城市发展。乌鲁木齐市为新疆首府，历史上和新疆解放以来政治形势一直比较稳定。50年代乌斯曼集团等暴乱分子只能在深山老林里躲躲藏藏，80年代后期在乌鲁木齐竟发生3起分裂骚乱。再次，骚乱成员的低龄化。共和国初期的暴乱大多是旧中国遗留的“疆独”分子，而80年代初南疆地区发生的3起分裂骚乱的组织者、骨干及参与者绝大多数是青年人，其中不少是私办经文学校培养出来的“塔里甫”，他们多在骚乱中充当打头阵的角色。80年代后期乌鲁木齐发生的3起分裂性政治骚乱都与部分民族学生特别是大学的部分民族学生有关。这一切表明，改革开放开始以来在新疆问题上的失误是严重的，如果不能及时纠正，还会发生更大的风暴。

3．90年代以来“东突”分裂组织的猖狂活动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90年代“东突”分裂组织的活动突然猖狂了起来，并且向恐怖主义转化，仿佛“东突”恐怖势力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大家都知道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是如何崛起的吧？对，是美国一手扶植的。“东突”恐怖势力出现原因固然很多，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专门人员培训了一大批恐怖分子，即所谓“穆斯林圣战者”来对付苏联，最著名的就是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这其中也包括“东突”恐怖组织。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东突”恐怖组织的一部分人继续跟随美国，另一部分人跟随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但这两部分人在采取恐怖暴力手段分裂中国上是一致的。他们大举向中国境内渗透，制造恐怖暴力事件，“东突”恐怖势力就这样诞生了。

90年代是“东突”分裂组织恶性发展的年代。一般认为，1990年4月4日的“巴仁乡暴乱”是“东突”向恐怖主义转化的标志。1992年12月，“东突”分裂主义者在沙特、土耳其的资助下，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来自中亚、美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德国、沙特、土耳其、瑞士等国的30多个分裂组织的头目参加了大会。在此次大会上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确定了国名(东突厥斯坦国)、国旗(月牙旗)、国歌(夏迪雅)和国徽，标志着境外“东突”分裂主义运动走向联合。1993年4月5日，美国、德国、法国、巴基斯坦、沙特及中亚等17个国家的“东突”分裂组织代表再次在土耳其举行了“东突厥斯坦”国际会议，宣布建立统一流亡政府，任命热扎彼肯为“政府首脑”，发表了独立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和伊斯兰组织向中国施加压力，还声称将与“民运”组织、达赖集团进行“联合行动”。 1996年10月在和田，来自新疆十几个州(县)的分裂组织代表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通过了党纲、组织建设等七项文件，这标志着境内分裂势力也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

1998年开始，“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的活动发生了一些变化，境内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境外组织直接指挥，派遣在境外经过训练的恐怖分子入境，联络发展境内组织和成员，实施恐怖活动。仅1998年当年，境外“东突”恐怖组织就派遣了100余名各类人员人境。特别是境外“中亚维吾尔民族联盟”，先是密令伊犁地区各恐怖组织“挖地道、修掩体、储备粮食”，做好战备；继则以境外派遣人员斯拉甫力为首的恐怖组织头目在伊宁县召开“七人会议”，密谋里应外合，于6月30日在伊犁举行恐怖暴乱。由于新疆公安部门及时侦破了这次会议，使恐怖暴乱未能得逞。在南疆地区，以艾山·买合苏木为首的境外“东突”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任命了吾斯曼·依米提为“新疆总指挥”，派遣其入境，先后在喀什、和田、阿克苏、乌鲁木齐等地建立了分部和15处恐怖活动训练点，训练了100多名恐怖骨干分子，制作了一批爆炸装置。仅在乌鲁木齐就缴获了23枚爆炸装置，以及301箱(6吨多)用于制造炸药的化学原料。境外“东突”恐怖组织还不断向新疆偷运武器，1998年4月6日，伊犁霍尔果斯口岸在入境货物中查获夹带武器，其中有AK74型冲锋枪1枝、手枪6枝、子弹1．8万发、手雷110枚及一批军用雷管和炸药。6月2日，在南疆吐尔尕特口岸从入境货物中查获火箭弹47枚。6月24日，在塔城地区巴克图口岸入境货物中查获军用生化毒剂68支、毒剂喷雾器2套。

1990—2001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其中制造爆炸造成死亡的重大恶性案件有4起，包括1991年2月28日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爆炸案，1992年2月5日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爆炸案，1993年6月17日喀什市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爆炸案，1997年2月25日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系列爆炸案。1997年的乌鲁木齐市“2·25”系列公共汽车爆炸案是后果最严重的恶性案件。1993—2001年，有重大影响的恐怖主义暗杀事件有10起。1996年4月29日阿克苏地区库车县阿拉哈格乡系列暗杀案是后果最严重的恶性案件。投毒纵火类恐怖案件比较典型的有3起。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纵容和支持，对“东突”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等政要就曾多次秘密会见“东突”分裂分子；美国国会还专门召开新疆问题听证会；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专门人员负责对“东突”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培训。199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首次指责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克林顿在公开场合与“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艾尼瓦尔会面，接受了所谓新疆维吾尔族人遭受迫害的材料和录像。霍普金斯中亚—高加索问题研究所和史密斯—里查德森基金会也派出专人前往阿拉木图，会见“东突”分裂组织头目。其它一些西方国家也利用“东突”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土耳其和一些中亚国家也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分裂运动，还允许其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建立基地，向外输出“泛突厥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分裂组织创办了多种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的民族政策。原设在德国的“解放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已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并在土耳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加强宣传力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1997年起，新疆公安部门集中警力对境内恐怖主义活动展开了严厉打击。经过4年的努力，至2000年已基本遏制了“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的活动。但是“9·11”事件后，美国加大了“东突”恐怖势力的支持。通过占领阿富汗，美国支持大批分子从中阿边境潜入，促使“东突”恐怖势力恢复了元气。2008年8月4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城市喀什遭遇恐怖袭击，喀什边防武警部队被两名维吾尔族男子用爆炸物等袭击，造成16人死亡、16人受伤。警方初步怀疑是东突组织“东伊运”所为。2008年8月10日凌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城市库车发生爆炸案，导致至少两人死亡，另有五名犯罪嫌疑人被当场击毙。其间，两名公安民警和一名保安负伤。美国对“东突”恐怖势力的政治活动则公开支持。2001年9月底，在谈到中国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势力时，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公然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上“不会放弃原则”。 关塔那摩美军基地关押过22名维族囚犯，中国政府一直要求尽快把他们遣返回中国，经美国政府同阿尔巴尼亚政府协商，5人被遣送到阿尔巴尼亚。2004年9月14日，东突厥斯坦流亡政府在美国华盛顿成立。到目前为止，在美国的“东突分子”已增长到1000人左右，其中华盛顿地区就有近300人。

总之，90年代以来“疆独”活动进入有组织的活动时期，分裂政党与团伙组织成员呈现年轻化、知识化和组织统一化，境内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策划和实行的各种爆炸、暗杀等恐怖案件逐年增多，并且获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这一切表明，反“疆独”斗争的形势日益严峻。

四、关于“7·5”事件

1．“7·5”事件的始末

2004年的4月16号到19号，“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民族代表大会”合并，在德国的慕尼黑成立了“世界维吾尔大会”。 它成立以后，就整合了当时的几十个“东突”势力，特别是以西方为根据地这样的一些“东突”势力组织和人员。成为以西方为根据地的“东突”势力的核心。

2009年6月26日广东省韶关市一家玩具厂部分新疆籍员工与该厂其他员工发生冲突，数百人参与斗殴，致120人受伤，其中新疆籍员工89人，两名新疆籍员工经抢救无效死亡。事件发生后，境外以“世界维吾尔大会”为代表三股势力大肆炒作，借机对中国进行攻击，煽动上街进行游行示威，境内敌对势力与其遥相呼应。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在六日上午的一个情况通报会上称，　七月五日十七时许，两百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聚集，新疆警方按照工作部署和处突预案开展相应处置工作，依法强行带离现场七十余名挑头闹事人员，迅速控制了局面，之后，又有大量人员向解放南路、二道桥、山西巷片区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聚集，并高喊口号，现场秩序混乱，十九时三十分许，部分人员在山西巷一家医院门前聚集，人数达上千人。十九时四十分许，在人民路、南门一带有三百余人堵路，警方及时将这些人员控制、疏散。二十时十八分许，开始出现打砸行为，暴力犯罪分子推翻道路护栏，砸碎三辆公交汽车玻璃。二十时三十分许，暴力行为升级，暴力犯罪分子开始在解放南路、龙泉街一带焚烧警车，殴打过路行人。约有七八百人冲向人民广场，沿广场向大小西门一带有组织游窜，沿途不断制造打砸抢烧杀事件，二十一时许，约有两百余名维吾尔族青年在人民广场自治区常委附近高呼口号，企图进入常委机关大院未遂后离去。

事件发生后，处理事件的指挥部迅速调集近万名警力分赴广场、南门、团结路、赛马场、新华南路、新疆大学、红雁池电厂等事态严重的地点进行处置。至二十二时许，大规模打砸抢烧杀得到了基本控制。暴力犯罪分子开始改变策略，分多路、多股行动，制造打砸抢烧杀事件。指挥部迅速调整策略，组织部署前线处置力量，组成小分队沿市区搜捕打砸抢烧分子，营救被困民众，凌晨事态基本得到控制。通报并没有说凌晨几点，不过按照网上发布的“事态基本得到控制”的时间，应该是凌晨三时左右。

暴乱造成156人死亡，1080人受伤，焚烧车辆261辆，其中公交车190辆、出租车10余辆，损毁商铺203间、建筑面积6300平方米，损毁民房住宅14间、建筑面积　1200平方米。7月7日乌鲁木齐市委、市政府召开“7·5”事件新闻发布会，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在发布会上指出，“7·5”打砸抢烧严重犯罪事件是建国以来在新疆历次事件中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财产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铁力瓦尔地指出“这次事件是新疆60年来发生的性质最恶劣、伤亡人数最多、财产损失最严重、破坏程度最大、影响最坏的一次暴力犯罪事件”。

2．“7·5”事件发生的原因

“7·5”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前文已经说了改革开放中的问题为“疆独”的复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中拉拢上层的路线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组织基础，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经济基础，少数民族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构成了“疆独”活动的阶级基础，“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构成了“疆独”活动的思想基础，严重的腐败问题和大汉族主义的复活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群众基础。这一切清楚的表明，“7·5”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这些问题不解决，“疆独”活动就难以从根本上被遏制。

不少朋友指出，“7·5”事件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一次对华远程攻击。中央情报局把海外训练的疆独分子派回中国制造混乱，意图是挑拨汉维民族关系，等到汉维民族关系紧张以后，再把疆独分子撤走，让本来彼此没有怨恨的汉维两家打斗，好坐收渔翁之利。而且这次事件肯定有盘踞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美军的支持。大多数“7·5”事件遇难者都是死于割喉和头部袭击。要知道普通人如果不经过军队的专门训练，是不懂得怎么割喉的，更不用提一刀致命。因此，这些恐怖分子都是经过美军的严格集中训练的。而没有军营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应该说，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前文已经说了，“东突”恐怖组织本来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培训起来的，而且正是“9·11”事件后，美国加大了“东突”恐怖势力的支持，促使已被基本遏制“东突”恐怖势力恢复了元气。特别是“7·5”事件在第一时间利用国际媒体来颠倒黑白，西方媒体也给予积极配合，共同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显然双方早就勾结好了。

不过，我在这里重点想说的是“7·5”事件发生和国内极右派的关系。我认为，国内极右派充当了“疆独”分子的内应。为什么这么说呢？

众所周知“‘7·5’事件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其参与人员不在少数，组织和预谋也不可能是一天两天的事。那么多人参加，预谋又那么久，俗话说，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难道他们在组织预谋过程中，我们的公安和政府难道一点也没发现什么征兆和苗头吗？难道就没有其他群众知道此事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公安和政府不可能麻木到这种地步。何况6月26日广东省韶关事件发生后，境外“世界维吾尔大会”大力煽动上街进行游行示威，境内敌对势力与其遥相呼应，新疆已经明显出现不稳的迹象。这时候，为什么公安和政府没有采取预防措施？“7·5”事件从十七时许，两百余人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聚集，到凌晨三时左右事态基本得到控制时间长达10个小时。如此大规模的打砸抢烧杀行为，我们的部队和公安干警在干什么？为何不能进行坚决有效的制止？凡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应知道，军人一切行动要听指挥，绝不能擅自行动，如果决策层的决心下不了，大家只好退守等待。这一切都表明“7·5”事件是有内应的，而且应该是在决策层有内应。

大家不要忘了，6月14日中国著名时评网站凯迪网便开设了屠杀左派讨论专栏，提出“杀左族毛”，即查封乌有之乡代表的左派网站，杀掉“张宏良、司马南、张召忠等毛左的代表人物”，杀死毛主席所有的直系亲属。这表面是对付“张宏良、司马南、张召忠等毛左的代表人物”，可是，这些人和毛主席所有的直系亲属都在政坛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即使实现了“杀左族毛”的目标，极右派也不会获得太大的好处，极右派的目标应该不止于此。而有一句话暴露了极右派的主要目标，即“邓公眼拙，看错了人，制造了一批小毛左”。试想，毛主席所有的直系亲属仅仅因为和毛主席有血缘关系就是死罪，“制造了一批小毛左”的人又该当何罪？这样，叫嚣“杀左族毛”的极右派的主要目标就很清楚了：以“杀左族毛”为旗帜，像当初发动“4·12”的蒋介石一样通过反革命政变清除党内的健康力量，夺取政权把中国变成依附外国的附庸国，利用外国的刺刀保护自己掠夺来的巨额财富。

然而，尽管当前国内社会矛盾不少，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发生动乱。如果企图制造暴乱，必须从矛盾集中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不知大家是否记得20年前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事件”。1989年3月，罗马尼亚党内极右派发表攻击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的联名信。11月，匈牙利族体操明星科马内奇外逃。12月15日，匈牙利族聚居的边境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了动乱。在总统齐奥塞斯库出访伊朗期间，西方将一家医院太平间的正常死亡的尸体集中起来，拍摄一些照片，宣称“保安部队在蒂米什瓦拉实施大屠杀”，“几千人丧生，上万人被捕或失踪”，极大损害了齐奥塞斯库的声望。勾结西方的罗马尼亚极右派头子伊利埃斯库趁机发动反革命政变清除党内的健康力量，不仅杀害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而且将齐奥塞斯库几乎所有的直系亲属或杀或关，甚至齐奥塞斯库百岁高龄的母亲都被害死，堪称“杀左族毛”的典范。

“7·5”事件和“蒂米什瓦拉事件”几乎如出一辙。2009年6月14日凯迪网提出“杀左族毛”。6月26日广东省韶关市一家玩具厂部分新疆籍员工与该厂其他员工发生冲突。国家主席胡锦涛7月5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出席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并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下午“7·5”事件就爆发了。“疆独”分子在第一时间利用国际媒体来颠倒黑白，西方媒体也给予积极配合，共同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西方媒体已经将“7·5”事件渲染为所谓的“和平示威”、“和平请愿”、被暴徒打死打伤人成了中国政府镇压的结果，在国际上，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已经相当被动。这一切和“蒂米什瓦拉事件”几乎一模一样，在“7·5”事件中国内极右派扮演的角色会不同吗？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无可否认的是“7·5”事件已经极大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及党内健康力量的声望，客观上有利于国内极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部分实现了极右派的目的。

事实上，极右派和“疆独”分子的勾结由来已久。当年“疆独”头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策划者穆罕默德·伊敏就被国民党政府“邀请”回国，1946年又被国民党政府委派回新疆，出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来对付中国共产党。2000年4月初，《北京之春》代表大陆民运与“东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签定了合作协议。11月中旬，“中国民主党临时委员会”执行主席张英、《北京之春》负责人薛伟、《中华评述》主编纪晓峰等人参加了在爱沙尼亚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张英代表“民主党临时委员会”先后与维吾尔精神领袖阿尔肯、“维吾尔民族大会”主席艾尼瓦尔江等人在协商的基础上形成了六条合作建议。该建议得到了王希哲、胡安宁、伍凡、杨小炎、张先梁、周建和、陈建平、陆卫星、廖然、梁成、王遵伟等人的认同。12月魏京生召开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邀请了德国“藏人协会”、“东土耳其联盟”、“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保障人权同盟”等组织参加。从国内极右派对海外极右派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态度，不难窥见国内极右派和“疆独”分子的关系。

当然，以上纯属笔者的推测，国内极右派自然不会承认，更不会四处宣扬自己和“疆独”分子的勾结。

总之，“7·5”事件的发生是改革开放中的问题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叫嚣“杀左族毛”的极右派和国际帝国主义勾结策划的政治阴谋。

3． 处理“7·5”事件和解决“疆独”问题的几点建议

前面已经比较详细的探讨了“疆独”问题和“7·5”事件产生的原因，处理“7·5”事件和解决“疆独”问题就是要对症下药。在这里我只提几点原则性的建议。

首先，注意破获“疆独”分子的组织和网络。“7·5”事件也是“疆独”分子的一次大暴露，在事件查处中应该及时顺藤摸瓜，破获“疆独”分子的组织和网络。

其次，一定要对勾结“疆独”分子的极右派进行彻底的清理。上文已经说过极右派是“疆独”分子的内应和保护伞，不对勾结“疆独”分子的极右派进行彻底的清理，不可能清除“疆独”势力。

再次，必须果断改变“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例如，可以给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美国的左派革命力量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

此外，必须破除思想上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迷信。例如，必须立即开展一个对“炸药奖”诺贝尔奖的批判运动。1989年西藏暴乱后达赖获奖，“7·5”事件后热比娅获奖可能很大。如果不开展对诺贝尔奖的批判，热比娅影响必然更加扩大。

最后，要逐步纠正改革开放时期存在的失误，恢复毛主席时代的成功经验，以解决新疆和全国范围内的严重的社会矛盾，这是解决“疆独”问题的根本。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附：

Fuck BBC, Fuck CNN, Fuck the evil capitalistic Imperialism!

Oh yeah! Let’s fuck……

作者：刘毅华

我生在解放后，长在红旗下。资格不老，从不妄评领袖人物。

但是，最近看到了李锐写的《向胡耀邦学习》一文。没想到，胡耀邦竟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最得人心的一位”，是“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人物”，从理论到实践“有过人的胆识”。李锐对胡耀邦的评价如此之高，不得不让我关注起胡耀邦的伟大历史功绩了。我搜索了一些与胡耀邦相关的资料，国内外一些人士的专著等，这些资料基本反映了胡耀邦一生的主要面貌。我看，胡耀邦的一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民主革命阶段；二是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阶段；三是 1978年以后至下台。在这三个阶段，胡耀邦具体作出了那些贡献呢？

在民主革命阶段，胡耀邦开始在家乡当儿童团长,于1931年到江西中央苏区，后参加了长征。1938年后在延安抗大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中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三纵队政委，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他主要管青少年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党员发展,宣传鼓动，组织人员随军宣传,喊口号，发军报，征兵，筹集给养等。胡耀邦没有独立谋划指挥过有名战役。先后在晋热辽军区司令员陈正祥、殷锐等人的领导下，参加过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太原和宝鸡战役。在这几次战役中胡耀邦任政委的三纵队战绩不理想。如张家口保卫战，在国民党傅作义、阎锡山、蒋纬国部队的联合进攻下，三纵队弃城撤退，造成了十分严酸的形势。大清河战斗中，三纵队担任攻打涞水城任务，只吃掉外围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却无力攻坚，放弃战斗撤退。干部战士发牢骚说：“肉还没有咬上一口，门牙就给打掉了。”在攻打徐水的战斗中，遭到国民党孙连仲、蒋纬国部队的顽强抵抗。三纵队连续攻城无效，只好将部队撤出。在转入运动防御战后，也无法分割和攻击孙部，再次撤离战场。胡耀邦面对残局连连叹气。

从上述的事实简述中可知，在民主革命阶段，胡耀邦是“红小鬼”，后来也只是二.三层机关部门负责人。谈不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至文化大革命，胡耀邦主要担任过川北党政领导，团中央第一书记，曾兼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此时的胡耀邦，也只是省部级领导，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执行党中央各项指示，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不是决策圈的成员，同样谈不上有什么重大的贡献。从胡耀邦一、二阶段的经历看，所谓“胆识过人”.“扭转乾坤”.“最得人心”没有具体令人信服的事实。

我认为，1978年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胡耀邦倒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甚至在1976年趁毛主席病重期间，胡耀邦就开始为邓小平作重要贡献了。这是第一个贡献。
1.1976 年清明，悼念周总理的那场运动，不是群众自发搞的，而是邓小平和胡耀邦幕后策划的。那时，邓小平靠边站，但还没有被撤职。一天，胡耀邦从北京民族饭店赶到邓小平家，向邓汇报天安门广场动向，并送上相关的文件材料，两人作了具体商量。邓小平作了四点指示，要胡具体去落实。最后，邓还针对胡的毛病.强调胡不要乱讲话，不要让人认为我（指邓）与天安门活动有联系。然后邓划火柴，将胡送来的文件材料烧了。见师东兵著《短暂春秋》第526页。

2. 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把中央内部的不同看法，背着华国锋组织批判力量捅向社会，迷惑.欺骗人民，为搞臭华国锋，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打开缺口（注：两个凡是，是郑必坚.龚育之提出并由他们写入华国锋的讲话稿。批判“两个凡是”后，郑和龚摇身一变，成为批华批极左的先锋。郑提为中央党校副校长，龚提为《红旗》杂志社长）。

3.违背和破坏党章规定，进行非组织活动。为把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等中央领导搞下台，胡耀邦四处串连，煽风点火，不择手段地搞阴谋诡计。夺权成功后，胡耀邦当上了中共中央主席（后称总书记）。这点，在他（胡）下台后接受师东兵采访时，说得再露骨不过了。他说，搞华国锋的时候，他在台前，邓小平在幕后，万一失败了能保护邓小平。

4. 大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全盘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全盘否定反帝反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坚持右倾，搅乱了全党全民思想，动摇信念，放弃原则，混浠是非标准，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纵容反毛反共反科学社会主义势力发展壮大，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力量，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向被颠霞的边缘。

5.平反所谓的冤假错案。在邓小平的提议、支持下，胡耀邦当上中组部部长，利用职权平反冤假错案搞一风吹，得到国内外反毛反共反科学社会主义分子的支持与赞赏，评价甚高。从建立新中国起，到文化大革命，当年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几乎全部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职务、级别、补发工资，提拔重用。甚至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群众鲜血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沈醉也平反了，享受共产党离休干部待遇。胡耀邦在为当年的阶级敌人平反之时，又在全国开展了所谓清理“四人邦”地方势力运动。上至省委领导，下至基层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县委、人民公社领导，支左解放军、生产队长、土改根子、贫协主席、民兵营、连负责人、积极分子统统被审查，很多人被处理。如，胡耀邦指派的中央工作组到广西搞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运动，清理“四人邦”势力，大抓“三种人。”全广西审查了上百万人，立案23万多人，核查 “三种人”6.2万，定性“三种人”4万多，受各种处分116934人，判刑1894人，判死刑22人，执行死刑12人，真正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老红军，老八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老战士，劳动模范，以及大批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当年，他们南征北战，抗日寇，打老蒋，剿土匪，清恶霸，抓特务，搞土改，斗地主，批资本家，支援朝鲜、越南抗美斗争，开矿山，建工厂，筑公路，修铁路，造田地，修水利，搞科研，促生产，取得革命和生产双丰收等等，为巩固和建设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流血流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1978年以后，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功臣们，被胡耀邦推行的极右路线反攻倒算，统统打翻在地。而过去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却翻身作主人。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重组了阶级队伍，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扫清了障碍，奠定了组织基础。

6.否定中国共产党的西藏工作政策和巨大成绩，把翻身农奴重新打倒在地，让旧贵族，农奴主翻身掌权，培养藏独势力，为达赖反共反科学社会主义，分裂祖国提供了最重要条件，造成严重的后果。胡耀邦上台后，与万里到西藏考察9天。此行虽然也讲了几句共产党的好话，但整体上却是否定毛泽东时代党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绩。公开指责当时的政策是极左路线。不尊重西藏民族自主权；汉族干部多，压迫了藏族干部；中央对藏的拨款被汉族干部职工吃了；中央对藏工作采取“一刀切”的错误做法；不尊重宗教工作和上层人士，对这些“极左”政策要彻底纠正。撤销任荣西藏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任阴法唐为第一书记，解散人民公社，要将汉族干部调离西藏。万里定调，藏族干部要占80％以上。后来，胡耀邦和邓小平还表态，欢迎达赖在国外亲自培养的所谓“教师”回藏执教（实际是分裂势力人员）。达赖兄弟讲先回来三、四十人。邓小平说太少，先回来1000人。并且鼓励说，不要害怕。过去（指毛主席时代）西藏和内地迫害了很多人，我也受到迫害。希望达赖早日回来。过去的位子不会变动。胡耀邦说、达赖回来，将担任相当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级别的职务。胡耀邦与邓小平一唱一合地纠正毛主席时代的“极左”错误。胡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当年，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胡耀邦的政策还引发了新一轮宗教狂热。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人员迅猛扩张。从1982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后扩张势头不减，到1994年达到1787座46380人。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阵地，公开否定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喊出“西藏独主，汉人滚蛋”的口号等等。胡耀邦任命的领导人阴法唐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强烈抵制邓小平、胡耀邦的所谓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责，阴法唐1985年6月被胡撤职，另派伍精华任西藏区党委书记。伍精华变本加利推行胡的极右路线，让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还派高级轿车迎接。伍精华亲自穿藏袍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提拔重用旧势力人员，实行“抑汉捧藏”政策。许多高级干部出身于旧贵族家庭，同达赖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伍精华被称为“喇嘛书记”。藏独活动日益嚣张猖狂，在拉萨策划了许多分裂事件，2008年大规模的打砸烧抢事件，正是多年来藏独分裂活动的结果。藏独势力东山再起，越演越烈，中华民族面临分裂危险，斗争日趋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胡耀邦亲自操作，否定毛主席，否定共产党，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否定和取消阶级斗争理论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也是胡耀邦极右路线的惨败。

7.包庇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头目。胡耀邦掌权后，其右倾路线全面暴露。他适应国内外否定毛主席，否定共产党，否定科学社会主义逆流，坚持和推行右倾路线，抵制“四项基本原则”。对中央关于开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头目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党籍和制止学潮的指示顶着不办，结果引起一大批革命元老的不满。老一代革命家认为胡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不具各无产阶级领袖的素质，继续担任总书记是危险的。迫于革命元老们的压力，1985年，邓小平让人传话：“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1986年，邓又对扬尚昆讲：“陆铿（香港《百姓》杂志主编）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邓小平即用非常手段将胡耀邦拉下马。本来，胡耀邦的所作所为，许多都是得到邓小平同意或默认，在邓的直接领导下行事。只因老一代革命家们的反对与压力，胡耀邦就成了邓的替罪羊。胡耀邦从邓的宠儿又唏哩糊涂地被逼下台，使得一些原来烦他，对他有看法的人却又对他给予了同情。当然，这种同情是不正常的。人们从中看到了胡与邓从互相勾结到对立排斥的过程，看到了邓小平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形象和利益，对人是可以随时翻脸，不择手段的。

胡耀邦表面看好象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光明磊落，其实不然。当他和邓小平从华国锋手里夺权的时候，完全是在破坏党章，背后搞阴谋诡计；所谓“真理标准 ”的讨论，也是背着华国锋搞，又突然捅向社会，搞臭华国锋。而对“两个凡是”的具体制造者郑必坚，龚育之却大加重用；平反冤假错案，其实质就是为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翻案，对广大工农兵和革命者实行反攻倒算，搞阶级报复，彻底清理坚持马列主义的革命者和毛主席时代培养提拔的共产党人。其目的就是重组阶级队伍，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对在所谓平反冤假错案中，工农兵、革命者遭到打击迫害造成的冤假错案，胡耀邦不敢进行复查与纠正。在邓小平面前，胡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真理的勇气去那里了？胡耀邦批判华国锋搞“两个凡是”，胡耀邦却又对邓小平搞了“三个凡是”。即凡是邓小平讲的话不能改；凡是邓小平决定的事不能变；凡是邓小平路线处理错的人不能复查与纠正。可见，胡耀邦为人处世处事，是为一已私利或小集团的利益。那有什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光明磊落的品格。胡耀邦在邓小平时代的重大贡献，后果如何，对谁有利，如何评价，经过三十年实践的检验，已经一清二楚。只是阶级立场不同，答案不同而已。

李锐拔高胡耀邦，究其原因，无非是李锐曾因犯右倾错误被处理过，而胡耀邦为其平反，还让其当上了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感激不尽。李上台后，自然成为胡的得力干将，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黑色友谊。因此，在李锐眼里，胡耀邦当然是“最得人心”了。胡耀邦为大批阶级敌人翻案，将工农兵革命者打入地狱；坚持右倾，抵制 “四项基本原则”，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泛烂，让反毛反共反科学社会主义势力日益壮大，成为主导今日中国社会的主流；否定毛主席党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绩，让本已哀落的达赖分裂势力卷土重来，严重威胁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干这些勾当，当然需要“过人的胆识。”难怪胡耀邦公开说，我不下地狱，谁下？胡耀邦真是够胆的。这也显示了胡告别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决心。我们认为，胡耀邦的所作所为，是在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而李锐却赞美胡具有“ 过人胆识”，“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真是验应了老话：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其实，阶级利益及其本性决定了李锐自己也是这样干的。李上台后，成为反毛反共反科学社会主义的黑旗手。他经常写文章，出专著，到处演讲，从国内到国外，公开咒骂毛主席，共产党和科学社会主义，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1989年，李锐公开支持学生游行，静坐，绝食。这场大动乱把社会主义推到了被颠覆的危险境地。结果，李锐被撤职了。由此，李锐更加仇恨和反对共产党。事实证明，李锐的反毛反共反科学社会主义本性不改。胡耀邦平反和重用李锐，正是他右倾路线的表现。而李锐这样的反共分子赞美胡耀邦，也说明胡耀邦的确代表了右派集团的利益。他已经从红军老战士，革命老干部变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及其利益的维护者。我们一定要揭露李锐的丑恶嘴脸及其反动本质。《向胡耀邦学习》这篇文章的反动性，要害是再次攻击和否定毛主席，共产党和科学社会主义。让我们一起来批判和铲除这株毒草吧。

2009年6月13日

　　为了维护乌鲁木齐市的正常社会秩序，保障国家机关正常执行公务，现通告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自2009年7月6日凌晨1时至
         8时(北京时间)，由公安机关对乌鲁木齐市部分区域实行交通管制，在交通管制区域内，
         任何车辆不得通行。

　　二、一切单位和个人均应当按照本通告要求，自觉维护社会正常秩序。

　　三、违反本通告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拘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本通告自发布之时起施行。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

　                                            　二OO九年七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