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n现在恋人已满

Allen按：最近随意翻看文章时偶然发现了这篇五年前韩德强写的文章，看完觉得总体上是不错的，只是有一两个细节描述不够细（比如，大跃进时河南的“吴老爷”如何在那个想“借力打力”的刘主席授意下狂刮“五风”的；再比如对于刘主席众多“立威卡位”之作之一的“四清”中，河南的那几个官僚老爷们在基层的事迹有些轻描淡写——当然这也不是本文的重点，如果多写可能反而拖沓），但这是篇好文章。 

我最早听到李慎之的大名，是听朋友介绍李先生的“孙子战略”。1979年，李先生曾经跟随邓小平访美，据说得到邓公的真传：中国要当美国的“孙子”。美国是爷爷，中国是孙子。美国是国际社会的领导者，中国应该做顺民。邓公是否有此真传，我们不得而知。但李先生则似乎吃了定心丸，到处传达最高指示，鼓舞亲美者的士气。后来，李先生当了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所长，致力于揣摸美国的心思，讨美国的欢心，积极配合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在推广美国的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慎之是怎样从一个反美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亲美知识分子？后来读到李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心头豁然开朗了。李慎先生此作，据说轰动海内外，震惊领导层，而李先生则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颇有当年谭嗣同的遗风。然而，通篇读完，我却没有发现丝毫新意。无非是这二十多年来的主流话语的复述：欢天喜地闹革命，革命却吃掉自己的儿女。毛泽东独裁专政，引蛇出洞把正直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击老干部，邓小平改革开放大快人心，但是政治体制还保留着毛体制。腐败不是经济改革的产物，而是毛体制的产物。今后要渐进改良，不要再搞革命。江泽民应该将邓小平开始的改革深到政治体制领导，建立民主、自由、市场、法治的美国体制。

我很不解，李先生的这翻独语，明明是二十多年来舆论界的主流话语，其水平并没有超过《河殇》，为什么还会轰动？为什么还会震惊？是李先生亲身经历五十年风雨，有现身说法之功？还是李先生曾经身居高位，又与共产党的传统决裂，有当代清流之风？抑或是正当中国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之际，李先生一马当先，有身先士卒之勇？还是众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们自己不敢出头，明着把李先生高高举起，暗中拿李先生作挡箭牌？

一、两种现身说法

亲身经历五十年风雨的人决不止李先生一人，但不同立场的人对这段历史的解释却有天壤之别。曾经在庐山会议期间遭到批判的黄克诚将军，革命的功劳远非李先生可比，所受的打击也远非李先生可比，但是，在70年代末党内中高层干部中掀起的非毛化浪潮中却挺身而出，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人格和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王震、彭真、李先念、陈云、徐向前、聂荣臻等曾经支持邓小平的元勋们，都逐渐感到改革开放有远离初衷的危险，重新认识到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检讨自己身上存在的种种糊涂认识。事实上，到90年代初期，元勋们多数认为，邓公走得太远了，如果不加节制，会应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说法，从而使改革开放使去正义性。这才有邓公孤注一掷式的南巡。南巡成功后，党内一大批高级干部认清形势，彻底抛弃残余的信仰，“弃暗投明”，开始大规模、高层次的腐败。舆论则认为，改革开放深化了，“春天来了”。究竟是谁的春天呢？

李先生最崇尚人权和自由，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严重侵犯人权和自由的年代。然而，亲历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和农民，却在日益强烈的对比中体会到，毛泽东时代是工农权利最大、自由最多的时代，而目前却是工农地位一落千丈、只能任人宰割的时代。亲历同一个时代，而感受如此不同，这究竟是为什么？李先生究竟争的是谁的自由、谁的人权？

读到这里，李先生地下有灵可能会感叹：看来，有人中毛泽东的毒太深了！中国只有彻底批判毛泽东，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这种感叹不是我以小人心度君子腹，熟悉李先生思路的人都会承认类似的“一声长叹”！问题在于，为什么是黄克诚、彭真或工人、农民中毛泽东的毒太深，而不是李先生中美国的毒太深呢？凭什么把别人的思想当成是中毒，而把自己的思想当成是真理呢？这是不是一种独裁心态呢？李先生如果掌握权力，会不会要清洗别人头脑中的毒素，实行思想改造呢？

李先生否定毛泽东的最具有道义煽动力的理由是，“‘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

既然“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是一条残酷的真理，那么结论就很清楚，永远不要革命，也不要参加革命。然而，李先生如果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话，应该懂得，革命从来都是改良不成的产物。没有戊戌变法的失败，那有辛亥革命的发生？没有蒋介石的“4·12”大屠杀，那有共产党的井岗山斗争？没有日本的侵略，哪有破坏交通、抢夺物资的铁道游击队？没有以色列的侵略，哪有哈马斯的人体炸弹？没有美国侵略伊拉克，哪有伊拉克的城市游击战？李先生当年为什么会投身革命？恐怕并不是相信了什么共产主义，而是受蒋统区民不聊生、国破家亡、任洋人宰割的现实所迫。提倡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恰恰是使统治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扼杀自由、专制独裁。相反，提倡革命，才可以使统治者有所畏惧，对人民大众的人权、自由和尊严有所忌惮而略有尊重。这就是毛泽东提倡斗争哲学的辩证法：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同样，以激进革命求人权，则人权存；以渐进改良求人权，则人权亡。

由此进一步，则可以说，尽管革命的确会吃掉（比如说李慎之连降若干行政级别）一部分自己的儿女，但是没有革命，则反革命会吃掉（即奴役）全体人民。因此，真正的革命者懂得，宁可以革命的名义被吃掉，也不愿作奴隶而被奴隶主吃掉。革命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是在与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的斗争中进行的，是在革命者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中进行的，是在多数革命者身上还残存着几分投机、几分自私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就会有误解、误押、误杀，也会有假公济私、恩将仇报，会有冤假错案。革命者不是圣贤，而是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大众。把革命想象成完美无缺，一旦个人受到误解、批判或者关押，就仇恨革命领袖，甚至仇恨革命，这只能说明此人以自身利益的损益为标准来判断革命，是一个革命的投机者。

李慎之恐怕就是这样一位革命的投机者。1978年以后，李慎之到处显示革命给自己留下的疮疤，以人道主义的面目批判革命，博得了一大批涉世不深的青年，一大批涉世较深而自私自利的知识分子，一大批当官做老爷享特权搞腐败的干部，一大批涉世很深的、被共产党镇压或被剥夺土地者的同情和喝彩，影响着舆论，影响着政界，成为自由主义的中国教父。岂有他哉！

二、为什么革命会吃掉自己的儿女？

革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阶级则是两极分化的产物，两极分化是弱肉强食的竞争逻辑的产物，弱肉强食则是人人自利的产物。因此，归根结蒂，只要人的价值观仍然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则阶级的形成、发展、斗争将不可避免，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和革命将不可避免。

问题的另一面是，正是由于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激烈的形式，因此，绝大多数的革命参加者都将是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阶级，他们将为捍卫自身利益而斗争。只有少数革命者是出于各种形式的革命理想，例如爱国救亡，或共同富裕，或共产主义而奋斗。即使这些有着长长短短、形形色色的革命理想的人，也不见得都是有着彻底而清晰的奋斗目标，更不见得能够为目标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样，每当革命取得局部、一时的成功时，每当压迫者被打倒，被压迫者开始掌握权力和财富时，总会有一批批的革命者从激进变保守，从反压迫变为压迫者，从反剥削成为剥削者。如果承认这种变质，那么革命者就会转变为反革命，革命就会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如果看到这种变质的可能性，想方设法预以阻止，力图在革命成功以后保持革命的激情和理想，保持革命的追求和目标，那么革命就将开始吃掉自己的儿女——革命方和保守方、无私者和自私者、革命派和走资派就将以各种方式展开斗争。

这是一个两难困境。毛泽东充分预见到了这一难题。他要求阅读《甲申三百年祭》，他把进入北京看成是赶考，他宣布新中国的建立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要求党员干部们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一句话，保持革命性。然而，事实上，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没有能够经受住考验。尽管受刘青山、张子善案的震慑，腐败的数量和质量都还处在初级阶段，但是，不关心群众疾苦、贪图享受、滥用权力、压制群众意见、发展裙带关系等不良现象却在社会深层不断蔓延，侵蚀着党的革命性，严重地损害着经济建设的进展。对此现象，毛泽东忧心忡忡，各级领导中都有少数真正的革命者忧心忡忡。尽管有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干部队伍的大部分都带着轻重不等的官僚主义、投机主义、物质主义问题，彻底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则寥寥无几。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资产阶级对党的干部的腐蚀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干部队伍权力进一步增大，滥用权力造成的危害也进一步增大。因此，毛泽东才要求整风，即整顿党的作风。谁来整顿？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是毛泽东的一贯信念，他理所当然地号召群众给党员干部提意见。具体到一个单位，一级机关，群众给党提意见，就是给单位的书记、领导提意见。显然，这并不是什么阴谋。如果单位的领导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本来群众也不会有多少意见。如果单位的领导们是正在变质或已经变质的官僚特权分子，那么群众的意见就会特别多。如果只有群众对干部工作的具体意见，本来整风运动有可能平稳进展。问题在于，少数被打倒、被镇压的剥削阶级分子，少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要求共产党下台，轮流执政，这就超出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范围。站在新生人民政权的立场上，这少数人的确可以称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实际运动中，右派分子要求轮流执政的意见与绝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混杂在一起，不容易分辨。反右斗争谁来执行呢？是本属整风对象的各级领导。结果，有着官僚特权倾向的各级领导公报私仇，借反右的名义把大批的左派，即正直诚实、嫉恶如仇的少数干部和大量群众，打成了右派，从而巩固了官僚专政。

李慎之被打成右派的经历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李慎之出生于一个记者之家，聪明勤奋，但缺乏艰苦生活的锻炼，博览群书但又不求甚解，读马列但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读西方的自由主义，但又困惑于中国深重的社会矛盾。1944年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在课堂上宣讲马列主义而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为了保护他，党组织派他到《新华日报》国际版当资料员和编辑，从此靠着个人的小聪明和博闻强记的能力步步高升。1944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李慎之也就借着东风升到了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的重要岗位。李慎之既没有感受过强烈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又没有经历过血与火的战场考验，却一帆风顺地得到重用，不免骄傲起来，原来思想中的混乱和幼稚逐渐膨胀，对西方形式民主和自由的心向神往。李慎之不知道在一个自私自利的阶级社会中，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客观上会成为大资产者联合统治的工具；也不知道私有意识正在中国社会内部演化为官僚特权阶级专政。毫无疑问，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干部必须一辈子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李慎之也不例外。但是，李慎之可能发现这种要求是太高了，自己做不到，想象着别人也做不到。还是形式自由和形式民主好，大家都可以随心所欲。如此，李慎之内心的软弱、动摇、投机和名利思想就可以被自由和民主的旗号包装成全社会的利益。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为李慎之思想的演化提供了最好的突破口。李慎之提出：“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应当建立宪法法庭”。

不妨推敲一下，还政于民的“民”是谁？在一个分工细致、结构复杂、层次众多的社会中，能够掌握主导权的绝不可能是老百姓，而是各级官僚、资本家、专家学者、记者编辑、各类明星。还政于民，很可能是工农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被逐渐侵蚀，而重建各类自利精英的统治。无论我们主观上是多么希望人民能够当家作主，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也的确有可能当家作主，但在客观上、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的政治意志的表达的确离不开人民领袖。但是，以李慎之小知识分子的顺利经历和纸上得来的思想，以李慎之出风头、耍小聪明却想博天下人赞扬的投机性和局限性，无法认识社会改造中深刻的两难困境。后来，李慎之甚至如此诬蔑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1949年以后，“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中国的传统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怀念李慎之》，第19-20页）

李慎之的建议客观上将使新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客观上将受到中外资产阶级的欢迎。从这个角度看，把李慎之定成右派，并不冤枉。李慎之自己也承认：“被划为右派后，头两年思想不通，59年底60年初‘算是彻底觉悟了’，悟出自己的思想‘根本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不可能调和。这样一想也就心安理得’”。（见《怀念李慎之》，第23页）

太阳并不因有人仇恨而停止照耀大地。尽管李慎之的言论在客观上将为资产阶级重新统治张目，尽管李慎之后来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毛泽东的专制，但是，毛泽东却在批评了李慎之以后，特意嘱咐吴冷西转告王飞和李慎之：“这两个同志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这不仅是几个人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思潮。”（《怀念李慎之》，第192页）

究竟是谁把李慎之划成右派的呢？戴煌的叙述是：

“据说在正式下结论之前，吴冷西正七奉召参加中央整风五人领导小组关于讨论某些‘右派’定性问题的座谈会。他原来很想在这个会上为慎之兄的问题说几句好话，恳望中央不要把慎之兄也定为‘右派分子’；但是当他到达中南海那个会议室刚坐定，拿到一份打印好的文字材料，邓小平就率先讲话了。邓小平扬扬手中的材料说：请大家看看有关李慎之的这份材料，对这样严惩的右派言论，新华社还有人说李慎之是位很有才华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大家说说，李慎之究竟该不该被定为极右分子？

这样，等于给吴冷西当头泼了一盆冰水，吓得他只好尊口免开为上策了。就这样，慎之兄也被扣进了‘右派’大囚笼，经受了21年磨难。”（《怀念李慎之》，第80页）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总书记并没有今天的核心大权，他是大政方针的具体执行者。但是，执行经常比决策更加重要。邓小平是搞政治的好手，做具体的工作说却缺乏耐心。这说好了是举重若轻，说坏了刚愎自用、粗糙武断，有懒汉嫌疑。邓公深知，整风运动冲击了党内有官僚特权倾向的大多数干部，他们希望趁着反右运动，打击异己，巩固自己在每个单位里的领导地位。因此，邓小平纵容这些人的情绪，使反右运动从重、从严、划比例，搞反右斗争扩大化，不但将可划可不划的右派，如李慎之定成了右派，而且将绝大多数真正的左派干部和群众打成了右派，巩固了官僚专政。（如果李慎之不被划成右派，他也放就不会如此强烈地仇恨新中国和毛泽东。）

因此，如果真正要抓反右扩大化的责任人，恐怕第一责任人应该是邓公，最大的受益者也是邓公，他在官僚队伍中确立了自己的代言人形象。正是由于官僚专政得到巩固，当大跃进运动起来后，官僚们才会大面积地虚报、浮夸、瞎指挥、一平二调，才会出现大面积地饥荒，把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变成少慢差费的官僚专政的自我暴露。

实际上，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莫过于此。把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说成是千古罪人，而把一心一意为私利服务的庞大的官僚（走资派）集团打扮成救人民于倒悬的落难英雄；把最欢迎群众闹事、最主张大民主、最提倡大辩论、最要求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的毛泽东说成是独裁专制，而把最害怕群众闹事、最害怕任何形式民主、坚决不允许争论、让人民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国家的邓公说成是民主自由宽容；把真正为工人农民办了实事，提高了政治权力和经济福利的毛泽东说成是让人民受穷，而把剥夺了工人农民的政治权利，让工人下岗、农民种粮亏本的邓公说成是工人农民的贴心人。世界上的冤案还能比这更大吗？李慎之在制造这场最大的冤案中起了什么作用呢？李先生是不是将个人的一时冤屈凌驾于近十亿工人农民的生命和尊严之上了呢？果如此，李先生是否有资格自认为“以提高人的地位为平生志愿”呢？我不怀疑李先生“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的愿望，但是，由于李先生受自身的经历和视野的局限，受思考能力的局限，客观上，李先生在为一个巨大无比的谎言添加美丽的金线。

三、李慎之和张钦礼

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去世后，京城内外的一大批知名学者聚集在自由主义旗帜下，撰文怀念李慎之。

2004年5月17日，河南兰考大地10余万群众自发地沿路哭祭张钦礼亡灵魂归故里。

张钦礼何许人也？一位抗日英雄，一位劳改释放犯，一位27年前的兰考老县长。一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又被当作“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的老县长。一位被河南搞浮夸风的干部们恨得咬牙切齿，被兰考的广大群众深深爱戴的老县长。张钦礼和焦裕禄并肩治理兰考“风沙、盐碱、内涝”，带领兰考干部群众引来黄河水、重新安排兰考大地，极大地改善了兰考自然生态，根本改变了兰考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他不但是一位焦裕禄式的拼命干部，而且还是人民的政治家。他曾经受河南省委的委托，巧妙地平息了开封和平顶山两地的各派斗争，实现了大联合，恢复了生产秩序。张钦礼嫉恶如仇，触动了兰考、开封乃至河南省的一个当权派网络，是周总理先后三次将张钦礼从被批斗、被劳改、被监禁、被软禁中解放出来。但1977年，该网络恢复元气，终于以子虚乌有的“文化大革命煽动罪”将张钦礼逮捕入狱，判了13年徒刑。同时逮捕了和张钦礼一同战天斗地、改造兰考的1207名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这是他们第三次陪同张钦礼受折磨。张钦礼的故事在兰考大地家喻户晓，与焦裕禄齐名。张钦礼冤情至深，功绩至大，精神至高。这才有10余万兰考群众哭祭张钦礼的动人场面。（张钦礼事迹可参见《周恩来三救张钦礼》，赵伟浩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年11月。亦可参见《新华社记者国兰所撰写的〈我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刊登于《中国焦点》2004年第1期》我曾经到兰考见过一些关键当事人，知书中所言不虚。）

张钦礼的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新中国的干部队伍的确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打江山、坐江山，贪图权力、名位、享受，利用各种政治运动打击异己，结党营私，他们是腐败的渊薮，是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这一派重视自身物质享受，也可以叫物质派，或者坏人派。另一种人是真正用好权力为人民服务，爱民如父母，嫉恶如仇，以身作则，毫不在乎个人的荣辱、享受乃至生命，他们是反腐败的中流砥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这一派完全忽视自身的物质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可以叫精神派，或者好人派。1976年以前，这两种人自觉、不自觉地技术、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相互较量，打了一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看不见的战争，互有胜负。1976年以后，由于精神派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去世，物质派掌握党政军大权，精神派大部分被杀被关，才会有现在连片成网、前赴后继、无所不在的腐败。

因此，新中国的历史，与其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与其说是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与其说是造反派和走资派的斗争，与其说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斗争，与其说是反腐败和腐败的斗争，不如说是好人和坏人的斗争。在兰考，这两种人之间的斗争表现得特别鲜明。反右运动期间，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指示将给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贴大字报（孙跃堂利用权力霸占他人的未婚妻）的200多名干部划成右派，张钦礼坚决不同意。结果张钦礼被划成中右分子，限制使用。而赵文甫则步步高升。1976年以后，赵成为负责“揭批查”运动的河南省委副书记，将张钦礼送进监狱。大跃进期间，张钦礼坚决反对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虚报浮夸，被下放劳动；四清期间，一直敌视焦裕禄和张钦礼的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和新任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担任兰考的四清工作团的正副团长，动用260人审查张钦礼的四不清，捞不到任何证据而被迫将张释放；文化大革命起来了，矛盾本来应该对准的是吴芝圃、赵文甫、秦一飞、周化民等坏领导，但是，秦一飞和周化民又摇身一变成了兰考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组织了造反派，以反对文化大革命罪将张钦礼逮捕；到1970年，林彪死党、河南省委副书记王新又以“刘少奇的生产党”名义将张钦礼调离兰考，并在兰考对张开展大批判。如果没有周恩来的一次次了解冤情，一次次从中央直接营救，张钦礼早就被坏人整死了。然而，197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继去世，最高领导层中好人受清洗，而那些一再迫害张钦礼的秦一飞、周化民之流却弹冠相庆，加官进爵了。

张钦礼的故事还说明，每当好人当道，生产就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就提高，权利就增长；每当坏人当道，生产就停滞，腐败就滋生，人民地位就下降。从1957年算起至1977年，张钦礼在兰考五落四起，实际主政的时间不过9年。9年时间里，兰考人民大干苦干，彻底消灭了风沙、盐碱、内涝，林成网、田成方、土肥沃、粮高产、河流渠道密布，成为鱼米之乡、锦绣江南。张钦礼靠边站、受批判、遭关押期间，则兰考的渠、坝、闸、桥建设统统停顿、荒废。1977年以后，兰考的坏人失去约束，逐渐原形毕露，在社会大气候的配合下，贪污腐化，损公肥私，将张钦礼时期建设的国有企业分净卖光，兰考群众重新过上流亡、打工、受人剥削、遭人歧视的日子。

有的读者可能会想，好人和坏人之间不斗行不行？行。或者坏人完全掌握主导权，邪压住正，好人根本抬不起头来，剥削压迫是常态。五千多年来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就是如此。大多数时候，好人们在沉默中死亡。到民不聊生的时候，好人们在沉默中爆发。或者好人完全掌握主导权，正控制邪。例如在兰考，张钦礼每次复出时，对那些迫害他的坏人总是不计较、不打击、不报复，安排工作，团结前进。不过，邪恶力量也总是在悄悄集结，再一次将张钦礼打倒。

新中国成立后，掌握最高领导权的是好人毛泽东。他深知这支革命队伍腐败堕落的可能，希望通过整风、反右、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教育挽救干部，挽救党的革命性。但是，所有这一切政策都需要靠这支良莠不齐的干部队伍来执行（事实上，即使在放手发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真正掌握着政权，能够调动人、财、物的，仍然是这支干部队伍）。结果，每次整顿坏人的路线和政策都被坏人利用来整顿好人。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因为坏人利用了好政策，好政策就成为坏人做坏事的挡箭牌。最后，毛泽东逝世，坏人逐步掌握政权，将他们当初干的坏事全部都推到毛泽东身上，似乎他们只是政策的执行者。更进一步，他们将好政策、好路线妖魔化，将之批判为极左路线。从此，他们的权力就可以不再受人民监督，也不再受党内张钦礼式的好干部的监督，可以自由地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贪污腐败，结党营私，将工人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大官僚、大买办、大资本家、大地主拥有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

如果李慎之的确有勇气面对历史真实，他也会同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叙述。但是，李慎之可能会认为，毛泽东要想使人变好，这违反了人的自私本性，违反了客观规律，因而是极左路线。怎么办呢？还是顺应人的自私本性，让自利成为人们的工作动力，让恶推动历史前进。当然，自利的人相互争夺、相互残杀、相互剥削、相互压迫，一个人的自由会压迫另一个人的自由，一个人的人权会侵犯另一个人的人权。怎么办呢？李先生的办法是，让民主和法治来约束。这样，人们既有自由，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竞争的自由，争权夺利的自由，但是，又不超过限度。然而，李先生不会不知道，形式民主有时候可以成为实质专制的外衣，而法律更可能沦为权力和财富的帮凶，“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样，阶级斗争又会尖锐化，内外战争又可能爆发，社会又可能沦入大动荡。对此，李先生还有一个绝招，就是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旨在培养遵守李先生所希望的公民，即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但又遵守民主、法制、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人。

李先生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不幸的是，培养有一定品质和操守，那怕是最低限度的品质和操守，也违反了李先生自己的初衷，而带有“极左”路线的“改造人”的特色。更加严重的是，掠夺社会财富的统治者完全可能一边违反游戏规则，另一边要求人们遵守游戏规则，狼可以吃羊，羊必须配合！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逻辑下，李先生的公民教育难道不会成为奴化公民的教育吗？

与李慎之在书斋里想象着一个自由、民主社会不同，张钦礼实实在在地使兰考的人民感到了自由和民主，享受到了尊严和财富，更多个张钦礼呢？按照李先生的逻辑，张钦礼领导下的兰考，“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和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但是，兰考人民绝不像李先生想象的那样是傻瓜、蠢货，可以被张钦礼任意专制、愚弄。没有张钦礼为挖掉兰考穷根而受大罪、吃大苦、流大汗，直到奉献自己的生命，张钦礼能够得到兰考人民如此尊敬乃至崇拜吗？能够在兰考一呼百应，实现“最最最专制”吗？难道张钦礼不是兰考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吗？张钦礼在兰考的意义，就是毛泽东在中国的意义。当一些人书斋里想象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时，毛泽东们却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部分人的自由被剥夺了，一部分人的人权被侵犯了，但中国社会的大部分人却赢得了自由，赢得了人权，赢得了解放、独立和尊严。

在李慎之看来，这是个有缺点的社会，这是个有缺憾的历史进程。最好是谁也别受损失，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一夜到来。因此，李先生最向往的恐怕还是解放前的书斋知识分子的生活。义愤填膺，冷嘲热讽，风花雪月，一举一动都能够得到大众媒体的关注，一言一行似乎都能够改变历史。能够被称为社会良心，能够被誉为博通古今，有成群的知识青年围绕膝下，有美元和大洋伺候左右，就像胡适一样。有李慎之的言论作证：“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怀念李慎之》，第11页）其实，李慎之恐怕是不好意思说，自己就是二十一世纪的胡适。二十世纪的胡适与蒋介石调情。二十一世纪的胡适与谁调情呢？

李慎之的社会处方最受谁的欢迎？最受中共干部队伍中那部分贪婪腐败、自私自利、玩弄权术的官僚们的欢迎。从此，再在不用躲在“斗私批修”的旗帜下谋私利了，再也不用躲在大跃进的旗帜下搞浮夸争名利了，再也不用在群众面前装艰苦朴素了，再在不用到处金屋藏娇了，再也不用受群众监督了（按李先生的处方，还需要受法律的监督。然而法律监督实际上意味着官官相护）。对此，李先生能够否认吗？

四、点评《怀念李慎之》

李慎之毕竟是个书生，无论是利国利民，还是祸国殃民，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之所以被尊为自由主义的旗手，实在是自由主义者“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结果。绝大多数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学者有心反中共，却无胆骂中共。于是，就在中共内部找到了一位差强人意的代言人。这位代言人在反右斗争中受过委屈，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当权者的欣赏，代表着当权者的内心活动，是当权者试探社会舆论的风向标，同时，又能够读点自由主义的书，虽然只是一知半解，但有沟通就行了。李慎之就这样被社会潮流选中了。后来经常有人标榜李慎之“不在刺刀下做官”，其实不然。事实上李慎之即使在打成右派期间，也仍然是共产党的官员，而且二十年“噤若寒蝉”。（《怀念李慎之》，第7页）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李慎之敢于放言“不在刺刀下做官”，无非他知道，他与当权者的内心其实是相通的，他的副部级待遇没有受丝毫影响。

李慎之死后，自由主义学者们济济一堂，共谱挽歌。仔细一读，无非是自吹吹人而已，并无什么真知琢见。兹举几例如下：

李锐：慎之以“大民主、小民主”一论受屈受罪二十多年，正如孙行者在八卦炉中炼成火眼金睛一样，使他对历史、对现实、对中国、对世界，能摆脱习惯的成说、定论，作更深刻的思考。（第1页）

点评：其实是李慎之不过是从一种成说，落入了另一种成说，拾西人牙慧而已。李锐与李慎之一样，都是经不起风雨的小知识分子，受了点委屈就仿佛天塌地陷了。两人猩猩相惜，靠诽谤、辱骂毛泽东过完后半生，还自以为是清流，自以为是代表人民。狂犬吠红日，可笑复可叹！

李普：印象特深的是他侃侃而谈，对自己的见解十分肯定，表现得自信心很强。侃侃而谈可以改为夸夸其谈，这是个贬义词，不过我至今喜欢这种人。如果肚子里没有一定的货色，没有见解或者要隐瞒自己的见解，他夸夸得起来吗，特别是在我们这些人面前？（第7页）

点评：正所谓“红肿之处，艳若桃李”。其实，李慎之的夸夸其谈是连自由主义学者们都有意见的。许良英就批评李慎之不了解培根、却赞美培根。其实，李慎之不了解的太多了。李慎之不了解全球化，不了解自由竞争的两极分化特性，不了解美国大企业的管理优势，不了解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依附，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也不了解从混沌到有序的历史大趋势，更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矛盾性。本来，以此要求一位老人迹近苛刻。但是这位老人仗着老资格、老伤疤到处不懂装懂，夸夸其谈，这就得说一说了。

苏仲湘：他结合时弊为中国传统文化把脉，抉剔它的脉络和内核。他秉着民族的良知进行天问式的探索。他在不断开凿一座精神大山的通道，而且已经凿出了一段路径，他还准备了多根铁纤企图继续凿进。谁知他却静静地倒下了。哀哉！（第69页）

点评：这些年社会丧失良知了，却出来了很多个媒体良如，如吴敬琏，茅于轼，李慎之。什么良知？将社会推向男盗女娼、两极分化的吹鼓手们，有资格谈良知吗？

资中筠：美国对于他来说，并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符号，代表着一种价值体系——“现代化”的参照系。（第109页）

点评：这倒是实话。美国是李慎之心中的圣地。

戴煌：慎之兄继续说，尽管许多加入共产党的人，都作过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但到头来，某些人硬是不愿意“牺牲”个人的权欲野心。他们宁可制造无穷无尽的花言巧语，去蒙骗渴求翻身解放安居乐业的工农大众去为他们火中取栗，甚至不惜上刀山、下火海为他们夺取皇冠。这样的野心家，怎能不具有兽性？！

点评：我本来对李慎之还有几分尊敬。有一位朋友曾经希望我能找李慎之直接沟通一下，或许左右派能够增强理解，共同面对当前的现实问题。然而，看到这段话，这几分尊敬烟消云散。联系上下文，李慎之这里“某些人”是指毛泽东。事实上，解放以后，如果毛泽东想当皇帝，大多数干部恐怕求之不得。毛泽东当皇帝，大家可以当宰相、大臣、将军、元帅，封妻荫子。问题恰恰在于，毛泽东不但不想当皇帝，甚至不想要高工资，还想继续保持革命理想，发动一场场运动，要求干部们艰苦朴素，受群众监督，为人民服务。如此，毛泽东违逆了大多数干部的意志，违背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心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规律，挫伤了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自己利益服务的积极性，这才使毛泽东背上了专制的骂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本来，李慎之死了，我并不想多加评论。但是，李慎之竟如此以小人心度君子腹，竟不顾历史的基本事实诅咒毛泽东，我也只好不客气了。由此我还想到，近些年来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战，其骨子里是肯定还是否定毛泽东的争论。右派也好，自由主义也罢，从80年代至今，骨子里都以毛泽东作为最大敌人，以美国为最大亲人。与此相反，无论老左派、新左派，都以毛泽东作为最大亲人，而以美国为最大敌人。李慎之所以能成为自由主义的旗手，最根本的要素是仇恨毛泽东。只有毛泽东在最深层上触动了五千年来的剥削压迫制度，招致了右翼知识精英的绝望咒骂。相反，一切真正要求民主、自由、平等、人道、尊严的人们，当他们缅怀毛泽东一生时，都会洒下“壮志未酬身先死”的热泪。

够了，整本《怀念李慎之》就建立在仇恨毛泽东的阶级偏见之上，几乎逐句都可批判，就不多说了。

五、民主与专制

有人以为，当今的政治体制是毛泽东留下的专制政治体制。因此，如果肯定毛泽东，就会肯定腐败专制制度。李慎之千错万错，他呼唤民主，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对的。

其实，毛泽东早就预见到，如果修正主义者上台，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了他的预见。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提倡不争论，直到今天发展成警察治国，各级一把手独断专行，“坚决打击非法上访”，工人被买断工龄（买断作为主人翁的政治权利），农民变成一盘散沙，群众有口难开，有苦难言。

问题在于，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行不行？这个问题实质上等价于不要革命行不行。有革命必有反革命，而且反革命的社会力量常常强于革命。革命胜利前，要求有一个集中领导的政治体制。革命胜利后，除了被打倒、被镇压的剥削阶级还残存外，自私自利性又成为反革命情绪和力量滋长、集结的根源，对干部进行教育、帮助，还是需要一个集中的政治体制。因此，要求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等于要求取消革命，从而维护人吃人、人压迫人的剥削压迫制度，工人农民不答应，作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中国也不答应。何况，这还违背了李慎之参加革命的初衷。

因此，既要无产阶级专政，又要有人民民主，只有一个出路，就是防止修正主义上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防止当政者居功自傲、脱离群众、贪污腐化。这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难题。事实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阻止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利用自身优势攫取社会财富，而毛泽东千方百计想避免的就是这种局面。可以说，只有站到这个高度上，才有资格与毛泽东对话。否则，就是“斥宴鸟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毛泽东的后半辈子干的这件大事就是怎样防止这一政治体制成为法西斯体制，为此毛泽东设想的是大民主，把“四大”写入宪法，让人民群众能够有低成本、高效率的表达意见方式。

当然，毛泽东失败了。但是，李慎之能够干什么呢？李慎之看来是要给这一进程盖上民主化进程的大印。他常说两句话：“1、对中国之实现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见，比较悲观；2、对中国能在21世纪上半期实现民主，我基本乐观。”（《怀念李慎之》，第18页）这两句话联系起来看意味着，专制化的前头是民主。当然，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究竟是专制化，还是民主化，李慎之和我会有不同看法。在我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形式自由、形式民主的确有所进展，但是实质自由、实质民主却在不断萎缩，各企业、各单位内部的专制性在不断加强，企业老板说了算，机关一把手说了算。因此，这是一个专制化进程。但是，李慎之恐怕不会注意这些，而只会注意言论自由，即形式自由。因此，在李慎之看来，形式自由、形式民主的不断增强，终将会导致民主制度的确立。在我看来，实质民主、实质自由的不断削弱，将会导致日益严重的实质专制。这两种结果可能是并行不悖的。未来的社会，可能是有形式民主，缺实质民主；有形式自由，缺实质自由的社会。因此，李慎之乐观展望的结果，将是以形式民主为掩护的实质专制社会。专制者特别希望学者们只注意形式民主的一面，这样，他们就可以欺世盗名了。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来有形式民主的社会里，实质专制所维护的还可能是外国人的利益。道理非常简单，跨国公司支持中国的哪一方政客，哪一方政客就有资金获得媒体的支持，哪一方政客就为跨国公司的在华利益服务。发达国家资本家的力量远远高于第三世界各国的资本家。这是发达国家操纵第三世界各国政治的奥秘，也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选举政治这种形式民主制度的奥秘。

我们要争取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但是，我们决不能满足于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决不能把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想象成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谁让我们满足于形式民主和形式自由，谁就是实质专制者的帮凶和说客。能够从形式民主通向实质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尽可能多的公民要超越自身利益，关心国家乃至世界的大事，完成自身的思想革命。如果告别革命，崇尚堕落，跟着感觉走，那么中国就只能遭遇一场更加严重的社会动荡。

六、结束语：争论仍未有穷期

李慎之虽然不在了，但是，自由主义思潮却正当红。在一个权钱交易、买办欢腾、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的实质专制时代，不是主张形式自由、消极自由、形式民主、选举民主的自由主义思潮走红，又能是什么思潮走红呢？其实，形式自由是动物世界的自由。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兔子吃草守则，狼吃羊的道德，狐狸行骗规则，松鼠跳跃路线图。在动物世界里，一切行为都是自由的，一切权利都是天赋的，每个动物都只需要关心自身利益，都不需要关心动物世界的公共事务。羊群不需要，也不存在集体主义精神，不存在以羊群整体利益的需要压制羊权的专制行为。如此形式自由而实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谁高兴呢？谁受益呢？是豺狼虎豹受益，是狐假虎威者受益。所以，狐狸们才编织出一套自由主义思潮，来掩盖社会的动物世界本质。

本来，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然而，我们毕竟还是有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动物世界。一旦狐狸理论被识破，动物世界的草、松鼠、羊、兔子都有可能觉醒为人，从而提高豺狼的捕捉成本，加大捕捉风险，进而使豺狼统治逐渐转化为人类的合作。

然而，一些狐狸已经是狐狸理论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分享到了肥美的羊肉和兔肉，必然会坚决维护狐狸理论。他们会认为，弱肉强食是自然秩序，弱肉强食的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生动活泼、自由自在，团结一心的人类社会则单调乏味、沉闷抑郁、清规戒律，他们甚至还想在被捕杀的弱者的哀嚎中体会施舍和仁慈的快感。更重要的是，狐狸们掌握着扩音器和麦克风，可以将他们的声音放大到整个森林和草原，而相反的人类声音却极其微弱，只能靠人递人。

所以，争论仍未有穷期。

用GDP评价建国头30年建设成就的几个问题

当代中国研究所 李强

目前﹐党史和国史学界在评价某个历史时期尤其是经济发展时﹐日益使用和重视的一个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英文简称为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但是﹐GDP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指标﹐其中的某些概念和方法与人们通常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简单的用GDP评价某个历史时期﹐常常会带来一些问题﹐特别是用GDP评价建国头30年﹐问题更多。这是因为﹐GDP是为评价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而设计的指标﹐用来评价计划经济（产品经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出现低估和失真的情况。

一﹑两种本质不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国民经济核算有两种基本的体系﹐分别是MPS和SNA。MPS是基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而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称为物质产品平衡体系﹐简称MPS（The 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s）。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种核算体系在苏联﹑东欧﹑中国等计划经济国家广泛使用﹐其主要指标是社会总产值（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SNA是基于凯恩斯的所得~支出方法﹐经过斯通（Richard Stone）和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改造而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称为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简称SNA（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这种核算体系广泛使用在美英等市场经济国家﹐GDP是SNA核算体系的一个核心指标。
MPS和SNA的区别很多（具体区别见表~1）﹐但本质上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差别所致。MPS理论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只有物质生产才创造价值﹐社会产品是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有用成果﹐非物质生产部门如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公共事业﹑住宅管理﹑生活旅游等部门提供的各种服务﹐或者是没有经过人类劳动过滤的物质资源﹐或者虽然经过人类劳动﹐但却没有形成物质产品或是家庭的自我服务的劳动成果﹐都不算是社会产品﹐其收入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中形成的﹐因而不计入社会生产的总量。从使用价值来看﹐社会产品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三大部门的产品构成﹔从价值来说﹐社会产品由产品进入消费领域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决定﹐因此还必须把商业与货物运输部门的增加值计算进去。所以﹐社会产品的范围不仅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三大部门﹐同时也包括商业和运输等部门的活动成果。
SNA理论认为﹐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共同创造价值﹐劳动创造工资﹐资本创造利润﹐土地创造地租﹐不区分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认为一切商品的生产和劳务的提供都是生产。根据这个理论﹐GDP是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生产活动包括货物的生产和服务的生产﹕提供或准备提供给其它单位的货物或服务的生产﹔生产者用于自身最终消费或固定资本形成的所有货物的自给性生产﹔自有住房[1] 和付酬家庭雇员提供的家庭或个人服务的自给性生产。
表~1﹕国际上两大核算体系的比较表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也由于当时我国非物质生产所占比重较少的实际情况﹐我国实行的是MPS体系。改革开放以后﹐非物质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事业等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有关部门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以便制订正确的服务业发展政策﹐协调各产业部门健康发展﹔同时﹐由于与西方国家交往活动的增多﹐需要与西方有关发展状况进行经常性的大量的比较。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在继续开展MPS核算的同时﹐逐步研究和开展SNA核算。90年代初﹐由于苏东剧变﹐实行MPS的国家急剧减少﹐SNA成为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也不再提供MPS数据。根据这个具体情况﹐我国在保留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划分的同时﹐开始实行SNA核算。
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放弃MPS而实行SNA﹐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是因为MPS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所以才改用SNA。[2]
从理论上讲﹐MPS关于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划分﹐恰恰是它优越于SNA的地方。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理论告诉我们﹐只有物质生产才创造新价值﹐非物质生产只能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存在和发展。如果物质生产的份额低于非物质生产的份额﹐非物质生产就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不可能持续存在与发展的。在SNA体系中﹐对不生产商品的劳动部门﹐是以统计这些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和固定资产虚拟折旧作为增加值的。但是﹐根据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划分﹐这些部门劳动者的工资并非来源于该部门的经营性收入﹐追根究底﹐是社会的商品生产部门净收入的一部分转移过来的。从西方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表象上看﹐这种转移的非物质生产部分要大大超过物质生产部分﹐似乎可以说明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划分是错误的。事情当然不是这么简单。这种现象只是说明﹕第一﹐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进入经济“空心化”﹐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走向衰弱和腐朽的证明﹔第二﹐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理论不能简单地﹑无条件地搬用到实践中﹐因为﹐在存在阶级和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历史形成的对他们有利的国际价格和国际分工获取超额利润﹐通过这种国际收入转移﹐在本国物质生产比较小的份额下﹐维持本国非物质生产较大的份额。[3] 因此﹐落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物质生产的发展﹐打破历史形成的对它们不利的国际价格和国际分工﹐才能避免被剥削和被边缘化的命运。
现在有一些学者简单地用以GDP为核心指标的SNA理念去评价建国头30年的发展﹐如认为﹐当时我们对非物质生产重视不够﹐应该采用“比较优势”而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可以外贸立国而不必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等等﹐这些看法是不适当的。

二﹑1952~1977年GDP数据的推算及其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在80年代中期才开始研究和试算SNA﹐所以﹐现在大家所使用的1952~1978年GDP数据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统计数字﹐而是在国民收入指标的基础上结合其它相关历史数据推算而来的。
由于GDP的核算范围大于MPS的国民收入范围﹐因此﹐推算出来的GDP通常要大于MPS的国民收入。表~2反映了其它国家按此口径计算时﹐GDP与MPS国民收入间的差距。[4]
表~2﹕世界十个发达国家SNA国民收入换算为MPS国民收入的比较﹐1978年
（单位﹕十亿本国货币）

资料来源﹕参见钱伯海﹕〈东西方国民收入指标对比〉﹐《宏观经济研究》1983年第23期。
1988年﹐由张风波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提供了1952~1986年GDP数据﹐这是比较早公布的建国头30年GDP数据。张风波采用了世界银行提供的计算方法﹐并对一些权重进行了调整﹐其计算公式为﹕GDP＝国民收入＋折旧＋非物质性服务＋房租。
表~3﹕折旧﹑非物质性服务以及房租占国民收入生产额的比重 （％）

资料来源﹕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28页。
在这个公式中﹐国民收入有历年的统计数﹐三项附加值的数量根据这些附加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推算﹐具体比重见表~3。这样﹐上述计算公式变为﹕GDP＝国民收入×（1＋调整系数）。
对1952~1978年的中国来说﹐16％左右的调整系数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30~50％的调整系数相比差距较大﹐但就非物质性服务和房租这两个方面来讲﹐商品经济越发达﹐其所占比重越大。日本在1960年﹐类似的系数为19％﹐直到1970年﹐才上升到29％﹔印度在1960年﹐类似的系数为15％﹐直到1977年﹐才上升到24％﹔墨西哥在1960年﹐类似的系数为18％﹐到1977年﹐才上升到19％。[5]
1997年﹐国家统计局和日本一桥大学（Hitotsubashi University）进行的一项合作研究中﹐按照SNA原则对1952~1995年中国GDP数据进行了估算。[6] 对于这一推算的GDP数据的可靠性﹐国外学者由于缺乏资料﹐相关评价较少。到目前为止﹐引起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并且涉及1952~1978年GDP数据的评价﹐主要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高级顾问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撰写的专著《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在这本专著中﹐麦迪逊认为1952~1978年中国GDP被大大低估了。他举例指出﹐中国GDP的绝对量1952年应增加38％﹐1978年应增加27％﹐1987年应增加10.3％。[7] 表~4为张风波﹑国家统计局和麦迪逊对我国1952~1978年GDP三种估算值的比较。
表~4﹕1952~1978年三种GDP估算值的比较 （单位﹕亿元）

注﹕张风波的数据按当年价格计算﹔麦迪逊的数据按1987年价格计算﹔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为当年价格﹐（2）为1987年价格﹔偏差率1＝张风波数÷统计局数1－1﹐偏差率2＝麦迪逊数÷统计局数2－1﹔尾数四舍五入。
资料来源﹕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安格斯‧麦迪逊着﹑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运行（公元960~2030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
把张风波提供的GDP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除去1952年﹑1954年和1955年外﹐张风波GDP都小于统计局GDP﹔两者相差最小的是1955年﹐只有0.1亿元﹐偏差率为0.1％﹔两者相对相差最大的是1962年﹐偏差率为7.2％。
把麦迪逊提供的GDP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在1952~1978年中﹐麦迪逊GDP都大于统计局GDP﹐除1975年上调了24.1％外﹐其它年份的上调都在25％以上﹐其中上调25~29％的有十个年份﹐[8] 上调30~39％的有14个年份﹐[9] 上调高于40％的有两个年份﹔[10] 两者绝对值相差最小的是1953年﹐为540.84亿元﹐绝对值相差最大的是1978年﹐为1380.78亿元﹔相对值最小的是1975年﹐偏差率为24.1％﹐相对值最大的是1962年﹐偏差率为40.9％。
对于国家统计局推算的GDP数据的评价﹐引起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的还有世界银行的一个专门报告《中国人均GDP》。虽然这个报告只是针对1992年GDP数据﹐但它提出的中国在统计GDP时存在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会对1952~1978年GDP数据的推算产生影响﹐因此也应作为重要的参考。在报告中﹐世界银行对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向上调整﹐综合调整比率高达34.3％﹐即中国1992年GDP数据被低估了三分之一。[11]
对于国外的这两个评估﹐中国学术界并不完全认同﹐并有专门文章进行了分析。[12] 但中国学者也承认﹐中国GDP核算还存在若干问题。时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的许宪春发表的〈中国GDP核算问题研究〉一文﹐[13] 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会对1952~1978年GDP数据调整有较大影响。
其一是住房服务。许宪春指出﹐受资料来源的限制和福利性住房政策的影响﹐中国住房服务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很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其它发展中国家。[14] 这是中国GDP总量低估的主要方面。如GDP核算中只包括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提供的住房服务﹐没有包括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向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庭提供的住房服务﹔受公有住房房租普遍偏低的影响和数据来源的限制﹐城乡居民自有住房服务目前仅把按住房原值2~4％折旧率计算的虚拟固定资产折旧作为总产出﹐同时作为增加值﹐所采用的折旧率偏低﹐也没有计算其它成本﹔等等。
其二是财政补贴。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财政对企业的补贴也是作为负的生产税处理的。然而在中国﹐许多情况下﹐财政对企业的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和亏损补贴﹐实际上是政府价格政策的结果。因此﹐比较合理的处理方法是﹐把这部分补贴作为政府的最终消费支出和对消费者的转移。
其三是企业内部的福利性服务。中国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向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庭提供大量福利性服务﹐如医疗﹑托儿﹑教育﹑理发﹑洗澡服务等等。与市场上同类服务相比﹐这些服务收费很低﹐甚至是免费的﹐从而导致相应服务业增加值的低估。同时﹐这类服务成本也被部分打入企业主营业务成本之中﹐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主营业务的增加值。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1952~1978年的中国GDP绝对量数据﹐在严肃的统计专业学术文章中﹐未见认为高估的观点。也就是说﹐尽管对低估的程度有不同认识﹐但认为国家统计局1952~1978年的中国GDP数据低估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的观点﹐在统计学界是有一定共识的。

三﹑未观测经济和产品经济对GDP的影响

统计学界公认﹐用GDP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时﹐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往往被低估。这是因为GDP是为评价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而设计的指标﹐核算GDP时﹐必须遵循市场原则。所谓市场原则﹐是指确定国民经济核算范围﹑分类﹑账户划分等内容时﹐必须从市场出发﹐考虑市场﹑市场活动和市场发展变化﹐国民经济主要总量的核算对象﹐要以是否进入市场为界线。由于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商品经济不发达﹐大量劳动产品不是以商品形式存在和交易﹐同时﹐有关的统计也很难保证质量﹐因此﹐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往往被低估。
表~5﹕部分国家1998年未观测经济（NOE）占GDP比重 （％）

注﹕以上估算仅包括地下经济和非正规经济部分﹔部分国家为1997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知识问答》﹐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传统上认为﹐计划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被低估主要表现在未观测经济（Non-Observed Economy）方面。根据主要来自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独联体联邦统计委员会﹑意大利统计局﹑荷兰统计局和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专家集体编写的《未被观测经济测算手册》﹐未观测经济活动有五个部分组成﹕（1）地下生产﹐指不按照管理规则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例如逃税﹑少付工资﹑不注册等行为﹔（2）非法生产﹐指被法律禁止和非授权的生产和服务﹐例如毒品和盗版等﹔（3）非正规生产﹐指生产规模较小而没有注册的生产﹐例如街头商贩等﹔（4）住户为自己的最终使用而进行的生产﹐包括作物种植﹑家畜饲养﹑房屋建筑等﹔（5）由于数据搜集系统存在的缺陷而发生的遗漏﹐例如企业统计范围不全﹑瞒报等。表~5反映了部分国家未观测经济的大体规模。
中国的常规国民经济核算涵盖了部分非正规部分活动和部分为住户自身使用的生产活动﹐但没有包括地下生产和非法生产活动﹐也没有包括因基本统计数据收集系统本身缺陷而遗漏的一些活动。因此﹐在1952~1978年GDP数据推算中﹐也有部分未观测经济没有被包括进去。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未观测经济问题﹐提出了几种估算数据。如李建军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后“两种口径的未观测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介于10~49％之间”。[15]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全国未观测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平均为29％左右。”[16]
更权威的数据来自2004年经济普查。根据这次经济普查方案﹐它涵盖了未观测经济中的非正规部门活动﹑为住户自身使用的生产活动和因常规统计数据收集系统本身缺陷而遗漏的一些活动﹐但仍未包括地下生产和非法生产活动。具体地来说﹐根据这次经济普查﹐2004年我国GDP总量比原核算数增加了23002亿元﹐其绝大部分是第三产业增加值﹐而以前的统计则低估了大约20％的规模。[17]
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由于没有如实核算未观测经济﹐1952~1978年GDP数据也被低估了20％。首先﹐1978年前﹐中国的第三产业规模本身较小﹐即使有所遗漏﹐也大大低于改革开放后的数量。其次﹐1978年前﹐地下生产﹑非法生产﹑企业瞒报等现象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数量很少。[18] 最后﹐非正规生产在1978年前主要存在于农村﹐数量也较少。
因此﹐中国1952~1978年的未观测经济﹐从实际情况看﹐主要集中在企业统计不全﹑住户为自己的最终使用而进行的生产以及非正规生产方面。至于具体数量﹐还需要有关部门和学者加强研究﹐提出一个国内外统计学界都认可的数据来。
除了未观测经济﹐建国头30年实行产品经济（计划经济）的具体特点﹐也是导致中国1952~1978年GDP数据被低估的重要因素。
未观测经济主要是指本身以商品形式存在或交易但未被统计的生产行为﹐产品经济主要是指本身不以商品形式存在或交易的生产行为。产品经济对GDP的影响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1）无酬或以低酬（剪刀差）形式生产和交易的物质产品﹐如无偿调拨的物资﹑[19] 以剪刀差价格上缴的农产品等﹔（2）无酬或以低酬形式提供的劳动力投入﹐如大修水利工程的农民工投入﹑城镇干部职工的义务劳动等﹔（3）无酬或以低酬形式提供的非物质服务﹐如卫生﹑文化﹑教育等。[20]
本文限于篇幅﹐主要以参加水利工程的农民工投入为例﹐分析第二部分的产品经济影响。根据国家水利电力部的统计﹐截止到1976年底﹐全国累计建成大中型水库7.8万多座﹐塘坝650万个﹐总库容量四千亿立米﹔万亩以上的大中型灌区6500多处﹐全国灌溉面积达到七亿亩左右﹔机井两百万眼﹐机电排灌动力5400万马力﹔堤防海塘15.8万多公里﹐并疏通开挖了大量河道沟渠。[21] 这些伟大成就的实现﹐除了国家的一部分水利基建投资外﹐主要就是通过广大干部群众掀起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建成的。
在这些项目中﹐财政支出作为基本建设投资﹐有些项目对出工的社员或其所在生产队的资金补贴这两部分支出是计入了当时的积累额即国民收入总额的。但是﹐从SNA的角度讲﹐派工社员支出的活劳动的大部分﹐并没有进入商品经济的范围﹐而只是存在于最终竣工的水库的实物形态中﹐体现为水库建设完成的工程量。因此﹐这一部分劳动没有以成本方式计入水库项目的积累额﹐也就未计入当时的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另一方面﹐虽然各生产队派往水库工地劳动的农民﹐在自己的生产队记了工分﹐但这只是增加了生产队工分的总量﹐由于生产队收获的粮食以及其它农产品的数量和可分配的资金并没有相应增加﹐因此工分的分值（不是劳动日值）将相应降低。所以﹐这一部分劳动也没有计入农业增加值﹐同样未计入当时的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
不仅是水利建设﹐在后续的水利工程管理上﹐无酬或以低酬形式提供的劳动力投入也相当可观。如桃源县的水利工程管理﹐采取了国家固定职工﹑脱产的集体人员和亦工亦农人员共同管理的形式﹐在付酬上分别采取规定工资﹑投资记工﹑补助费和按同等劳力记工的方式。全县水利工程管理1.4万多人﹐国家固定职工只有227人﹐占1.62％。[22]
类似于这样的情况还有铁道工程建设﹑军事工程建设等﹐如桥隧占30％以上的成昆铁路﹐其绝大多数人力劳动是由劳动力几乎零成本的铁道兵完成的。[23]
在研究建国头30年的历史时﹐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从实物指标或发展速度看﹐我们的发展成就很大﹐但从价值和人民生活水平看﹐我们的发展成就则较小。有些学者据此认为﹐我们建国头30年的发展成就被高估了。从SNA角度出发﹐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SNA理念﹐一切劳动都是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实物指标高和发展速度快﹐在通常情况下都表现为价值量大﹐并且最终表现为消费的增多。但是按照MPS﹐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既可以价值形态存在﹐也可以实物形态存在﹐并且优先考虑物质生产的投入﹐而这种投入既不一定直接带来消费品的增加﹐也不一定表现在价值量的增加上﹐而是会在长期时间内﹐持续地发挥作用。建国头30年的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在改革开放后30年时间里为农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坚实的基础﹐就是典型的﹑有代表性的证明。

四﹑汇率法GDP与购买力平价法GDP

为了进行GDP的国际比较﹐必须要把本币换算成一种也适用于其它国家的计价单位。在国际上﹐使用最广泛并成为典型货币的是美元﹐因此通常是把其它本币按汇率折合成美元进行比较。由于汇率时刻在变动﹐所以世界银行在通过“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比较各国GDP和人均GDP时﹐是以各国货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的三年平均数作为基准汇率。这样换算出来的GDP称为汇率法GDP﹐是目前最通行和最权威的GDP数据。
汇率法GDP虽然得到了世界公认﹐但它也有自己的内在缺陷。世界银行在其附注的“技术注释”里﹐年年都说明﹕“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NP……并不能代表或作为衡量一国福利或发展成就的尺度。”因为“把本国货币按官方汇率换算成对美元的数字这一做法﹐不能反映与这些货币相应的国内购买力”。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些人出国后回来说﹐我们的工程师一个月的工资换成美元﹐还不如美国工人一天的工资高﹐比美国失业工人领的救济金也差得远。于是有人慨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成就巨大﹐与资本主义相比就显得渺小﹐所以社会主义道路失败了。这其实就是不懂得汇率偏差而产生的认识错误。[24]
为了对GDP进行更准确的国际比较﹐现在影响较大的一种方法是购买力平价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PPP）﹐也叫国际比较项目法（ICP）﹐这种方法是以国内商品价格同基准国家同种商品价格比率的加权平均值为购买力平价计算的。ICP是由联合国统计局﹑世界银行等组织主持的一项旨在提供GDP及其组成部分的国际一致价格和物量的跨国比较体系﹐其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价格调查并利用支出法计算的GDP作为基础﹐测算不同国家货币购买力之间的真实比率（以PPP为货币转换系数）﹐从而取代汇率﹐把一国的GDP转换成以某一基准货币或国际货币表示的GDP。
需要指出的是﹐购买力平价并不是按照某一件货物来计算﹐而是按照一揽子的货物和服务来计算的。每隔几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都会更新所有货币的购买力平价﹐他们用于计算的一揽子货物和服务包括﹕2500种货物和服务﹐34种政府﹑教育和医疗的行业﹐186项器材货物﹐20项建造工程。
中国没有参加ICP﹐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年鉴上也没有标明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25] 不过﹐许多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购买力平价理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首先﹐它是换算各国有关经济指标的一个较好的工具﹐即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汇率来换算各国有关同一经济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等等）﹐可以避免按现行国际市场实际汇率换算带来的对实际经济水平的歪曲。因为一国经济水平的高低﹐归根结底是由该国所拥有的实物产量的多少来决定的。以货币购买力平价为基础换算出来的某一经济总量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一国所拥有的经济实物量的多少。而现行的市场实际汇率﹐由于受一国货币在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外贸商品﹑劳务的价格波动与偏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与以购买力平价来决定的汇率往往有忽高忽低的差异﹐以致会扭曲各国的实际经济水平。所以在比较各国经济水平时﹐用购买力平价的汇率来换算比用实际汇率来换算更为科学﹑可靠。因此﹐尽管购买力平价GDP同样存在一些问题﹐[26] 但我国已经有不少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广泛的场合使用购买力平价GDP来分析和研究问题。
世界银行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列出以购买力平价法核算的GDP﹐但没有给出1991年前的历年购买力平价GDP。安格斯‧麦迪逊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运行（公元960~2030年）》中列出了1952~2003年以1990年价格PPP为基准的购买力平价法GDP（见表~6）。
表~6﹕按国家统计局估算GDP换算的历年购买力平价法GDP（百万元∕国际元）

注﹕GDP（1）为国家统计局估算GDP﹐1987年价格﹔GDP（2）为按国家统计局估算GDP换算的购买力平价法GDP﹐1990年价格﹔GDP（3）为麦迪逊估算的购买力平价法GDP﹐1990年价格。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逊着﹐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运行（公元960~2030年）》第169﹑171页。
由此可见﹐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GDP会大幅度地提升我国GDP的数值。例如﹐1990年按美元计算的我国人均GDP为320美元﹐与美国相比差距为70倍﹔但使用购买力平价法算出的我国人均GDP为1950美元﹐与美国相比差距只有11倍。[27]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若按汇率法计算﹐2000年中国的GDP为10799.4亿美元﹐人均GDP为840美元﹐分别排在世界的第六位和第109位﹔若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00年中国的GDP为50194亿国际元﹐人均GDP为3976国际元﹐GDP总量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的第二位。

五﹑结语

通过上面的若干分析可以看出﹕如果不顾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简单地套用SNA理论和GDP去评价我国的历史特别是建国头30年的历史﹐这是不适当的﹔现行的1952~1978年GDP低估了我国这一时期的建设成就﹐因而必须同时使用社会总产值和社会总产品的若干数据和事实进行补充和调整﹔在做国际比较时﹐汇率法GDP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的实力和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这一方面﹐购买力平价GDP是一个更准确的反映。
1981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指出﹕“国际﹑国内都把这31年的成绩估计低了。总的来说﹐31年中﹐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成绩不少﹐虽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不是一团漆黑。总结历史要把这个体现出来。”[28] 因此﹐鉴于已有的学术研究表明﹐现行的1952~1978年GDP低估了我国这一时期的建设成就﹐国家统计局应该会同有关部门重新估算1952~1978年GDP﹐把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实事求是地体现出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从专业的统计角度讲﹐本文提供的若干说明只是基础性的﹐若能对党史﹑国史学界的学者更准确地使用GDP有所帮助﹐则幸莫大焉。

[1] 对于居民自有住房来说﹐本来没有发生出租行为。由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自有住房与出租住房的比率往往差异很大﹐在GDP核算中﹐为了保证住房服务的生产和使用以及居民消费水平的国际可比性和历史可比性﹐一般都把居住自有住房的住户视为对本住户提供了住房出租服务﹐而纳入房屋出租活动的核算。
[2] 这种认识企图通过我国放弃MPS而实行SNA的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关于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是错误的。
[3] 从整个世界的经济状况看﹐世界总体的非物质生产绝对地低于世界总体的物质生产。因此﹐违反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理论的现象只是特例﹐从一般生产和整个世界的经济状况看﹐区分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理论是正确的。
[4] 将SNA国民收入的分部门数据﹐扣除非物质生产部分﹐加上间接税﹐即得我国计算口径的国民收入。
[5]〈部分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部门构成〉﹐《中国经济年鉴（1982）》﹐经济管理杂志社1982年﹐第Ⅷ~95页。
[6] 由于此次推算公式和有关参数十分复杂﹐本文不再介绍﹐可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许宪春﹑田小青﹕〈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1952~1977）的资料收集和测算方法〉﹐《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
[7]《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本文转引自安格斯‧麦迪逊着﹐伍晓鹰﹑马德斌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运行（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3页。
[8] 所指分别是1956年﹑1958年﹑1970年﹑1971~1974年﹑1976~1978年。
[9] 所指分别是1952~1955年﹑1957年﹑1959~1961年﹑1970年﹑1964~1969年。
[10] 所指分别是1962年和1963年。
[11] 许宪春﹕〈世界银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及其存在的问题〉﹐《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12] 许宪春﹕〈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是多少﹖— OECD高级顾问麦迪逊教授谈〉﹐《中国国情国力》1999年第2期﹔许宪春﹕〈世界银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及其存在的问题〉﹐《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13] 许宪春﹕〈中国GDP核算问题研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http://www.ccer.edu.cn/download/1083-1.doc）。
[14] 美国2005年GDP统计为12万亿美元﹐其中住房服务（住房消费）1.234万亿美元。住房服务占美国GDP的10％﹐其中的自由住房又大致占四分之三。加拿大住房服务占GDP的15％﹐印度住房服务占GDP的10％﹐而我国只占3~4％左右。按照许宪春的估计﹐如果参照其它数据进行调整的话﹐居民住房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现行方法计算的相应比重要高出4.7个百分点。
[15] 李建军﹕〈基于国民账户均衡模型的未观测经济规模测算〉﹐《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6] 李建军﹕〈上半年全国未观测信贷规模突破十万亿元〉﹐中国纺织经济信息网2008年12月16日（http://www.ctei.gov.cn/zxzx/132626.htm）。
[17] 徐以升﹕〈周小川的“极大挑战”﹕GDP可能被低估20％〉﹐《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12月15日。
[18] 1978年前﹐少付工资甚至不付工资的现象是存在的﹐并且数量不少。但这大多属于义务劳动的性质﹐不属于地下经济。本文将在产品经济部分对此予以说明。
[19] 有些调拨物资有账面价格﹐计入GDP﹔有些连账面价格也没有﹐没有计入GDP。
[20] 卫生﹑文化﹑教育等部门（非盈利性的）的固定资产折旧和人员工资计入GDP﹐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是﹐其人员提供了远远超出工资的义务性质的服务﹐而这些服务在西方是有价格的﹐并且计入GDP。
[21]“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编﹕《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内部数据﹐第637页。
[22]“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编辑部编﹕《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1958~1978）》第644页。
[23] 铁道兵不仅修路﹐还在沿路无偿进行绿化﹕仅1955年的黎湛铁路沿线﹐就种植了观赏和有经济价值的各种树木40多万株（邓力群﹑马洪﹑武衡﹕《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第538页）。
[24] 喻权域﹕《论“三个时间差”— 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5﹑82页。
[25] 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不承认购买力平价GDP。其原因除了购买力平价GDP还没有成为联合国官方指标外﹐似乎还有一些关乎自身利益的重要考虑﹕影响承担的联合国会费﹐联合国会费额＝一国GNP占世界GNP比例×（1－宽减率）﹔影响优惠待遇。如人均GNP755美元以下的国家享受软贷款和7.5％的土建工程招标优惠政策﹔人均GNP756~1445美元之间的国家享受软贷款和20年期的硬贷款﹔等等。
[26] 如忽视非贸易商品的存在﹑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所产生的冲击以及贸易成本﹑贸易壁垒的影响﹔过分强调了物价对汇率的影响﹔是一种静态或比较静态的分析﹔等等。
[27]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1992）》和《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字换算。
[28] 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06~707页。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先生被谋杀。为查办“廖案”而成立的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是在鲍罗廷策划下“引进”苏俄经验而特设之肃反机关，有点类似捷尔任斯基的契卡。这个特委办案的手法，人们或许听说过鲍罗廷一句“名言”：“政治上只问政见同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质言之是可以不问证据，按需而为。而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近读《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册），读到与此相关的一些内容。这是鲍1926年2月在北京向他的远道而来的领导同志（史称“布勃诺夫使团”）作的内部报告，讲“廖案”查办经过，将内情和盘托出，其最尖端的话是：“需要玩弄权术，需要随机应变，需要利用一个反对另一个。”这其实是鲍对自己上述“名言”的自我诠注。鲍俨然以幕后“总导演”身份，侃侃而谈，对“廖案”后广州政潮波诡云谲的深度隐秘，作了简单明了的解读。

与“廖案”相关、最让世人疑惑的问题，是许崇智被驱逐和许部粤军被整肃的问题。鲍罗廷的报告讲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个问题。许崇智很早追随孙中山，为军界资深人物，任国民党一届中央监委候补委员；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1925年7月），任政府常务委员、军委委员，同时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并补充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廖案”发生后，许崇智又进入被授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的“廖案”特别委员会，起初的排名顺序是汪、许、蒋，他的名字排在蒋介石前面，可谓炙手可热。然而不过几天，许就接二连三遇上了麻烦，从一位参与办案者，一变而成为被查办者，屡屡遭受沉重打击，最后被逐出广东。这究竟怎么回事呢？

问题得从李福林说起。据称当年7月间，粤军将领李福林、魏邦平、梁鸿楷、梁士锋、张国桢、杨锦龙等，曾在李的家乡——广州河南大塘，召开以“反共”和“推翻许崇智、蒋介石，重组政府”为内容的会议。廖仲恺遇害后，李福林“害怕东窗事发”，乃于案发后的第三天，即8月23日，向“廖案”特委告发了这一“秘密”。李福林的“检举”，置许崇智于不利之地，因参加这个“大塘会议”的梁鸿楷等人，多数是他的部属；而授蒋介石予可趁之机。在粤军中，许是总司令，蒋为参谋长，读蒋介石“年谱”可知，蒋对许早有满腹怨恨，并怀取代之心。他于是抓着李福林提供的把柄，并以“剪除谋叛军队”为词，在“未曾商准许总司令”的情况下，首先逮捕了许部师长张国桢、旅长杨锦龙。

然而，李福林举报“大塘会议”，并未抖出多少“干货”，未举证梁鸿楷等是否参与杀廖，也未列出他们有何“谋叛”的计划和行动。不但如此，后来梁鸿楷等人被捕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还让被捕者的家属“报效”了大笔金钱之后，获得了释放。可见关于“大塘会议”的材料是不过硬的，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从当时的情况分析，这可能只是李福林家中的吃喝之谈。当时，包括李在内的一批军官，对时局的变动心有不甘，黄埔学生与李福林的“福军”又因搜查赌馆而拔枪对射，关系十分紧张。故当这些人凑在一起时，借助酒兴，往往肆无忌惮，口出狂言。“廖案”后风声骤紧时，李为抢占主动，乃将酒桌上的“反话”端了出来。或许就是因证据不足，因此许崇智对“大塘会议”的看法是有所保留的，他不但反对逮捕张国桢，而且在决定对梁鸿楷及其部队采取行动时，他明确表示“拒绝执行”！事情于是被拧住了。

鲍罗廷的报告说：许崇智抵制对梁鸿楷的逮捕，庇护这个将领。为此，只好由鲍亲自出马，“花了很多天时间”，“采取种种计谋和策略”，“设法迫使许崇智去同梁鸿楷作斗争”。鲍的“计谋和策略”，就是再三重复传言，说梁鸿楷“参与反廖仲恺阴谋”，“同香港有直接联系”等，还挑拨许、梁之间的关系。然而，无论鲍怎么说，许仍然不为所动，“都拿他没办法”。鲍最后的手法，就是放出将驱逐胡汉民的风声，甚至说要逮捕胡汉民，向许示威和施压。鲍认为这是逼许就范最有效的一招，他向“使团”成员解释说：“我们这样处理胡汉民，立即对许崇智起了作用，所以他表示同意逮捕梁鸿楷。”许的防线，就这样被突破了。8月25日，许以开会为名，召梁鸿楷、梁士锋等人至粤军总部，当即予以拘捕。接着蒋介石出动兵力，分别解散了他们在广州及西江的部队。

鲍“迫使”许崇智向他自己的将领和部队开刀，然而，梁鸿楷等人涉嫌“廖案”与谋危政府的罪名，却未经查实。如上所说，梁等人被捕后，在“报效”一笔金钱后（罗翼群说梁五人合共献出三十三万元，梁鸿楷弟梁振楷说缴款十六万元），已获得了释放。“罪”而能用钱买脱，其罪当然要打个“？”号。在1926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作的“廖案检察报告”仅将梁鸿楷等定性为“失意军人”，在所陈公布的“廖案”人犯名单中，也没有梁的名字。至于被蒋介石处死的张国桢，是与蒋积有很深的私恨的人物，有人指出“廖案”发生两年前，蒋对张国桢“已萌杀机”。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一边收钱放人，一边让报纸登出虚假消息，如《申报》1925年9月24日国内专电：“在黄埔监守梁鸿楷之学生军一连，受莫雄、郑润琦运动，巧（18日）私释放。……黄埔之杨锦龙、谭启秀、林直勉、梁士锋，闻亦与梁鸿楷同时逃脱……”《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2日报道：判处“梁鸿楷终身监禁”。这都是糊弄不明真相的平民百姓的。事实是梁鸿楷被释放后又与李福林合伙开办赌摊，获得厚利，抗战时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广东省政府顾问。鲍罗廷的“迫使”，让许损兵折将，使身为“廖案”特委成员的许崇智，被迎头敲了一棒。

下一步，鲍罗廷及汪、蒋要考虑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置许崇智了。鲍罗廷再三说：“无论如何要排除许崇智”，“除了排除许崇智别无出路”。那么，对许崇智与李福林二人应如何摆布？鲍不容置疑回答说：“我的观点是可以尽快除掉许崇智而不是李福林！”

然而，当时人们的印象，许是“革命将领”，而李乃“土匪”出身。连听鲍报告的“使团”成员都知道这一点，他们问：“排除许崇智的理由是什么？”鲍对此作了不厌其烦、反反复复的解释。他说：李虽然土匪出身，但“毕竟是唯一一个确实同农村、同农民结合在一起，而在城市里同商人结合在一起的将领。尽管他洗劫过老百姓，但老百姓对他怀有好感”。而许崇智“不是革命将领”，“我反对他是因为他一会儿在暗地里同农会作对，一会儿公开反对农会，……在广东农民与豪绅之间发生的战争中，他和他的军队始终站在豪绅一边”。鲍罗廷的这番话是不符合事实的。李福林及其“福军”残民以逞，一以贯之，说李福林同农民、商人“结合”，老百姓对他“怀有好感”，简直是天方夜谭；而许崇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却无反对农会、勾结豪绅的表现。针对鲍此番言论，著名历史学者梁尚贤在《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一书中有所匡正：一、“李福林及其福军反对农会，与豪绅民团有密切联系，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二、“在史料上至今找不到许崇智本人反对农会和主使军队援助豪绅的证据”。可见鲍罗廷这番话，与事实正好相反，纯属“不问证据”的随意编造。

为“除掉”许崇智，鲍罗廷还搬出了孙中山，说孙中山生前“很敌视”许崇智。鲍说道：“当孙逸仙及其衣衫褴褛的饥饿的军队处境十分艰难时，曾向富豪许崇智寻求过帮助，当时许控制着15——20个地区，几乎占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他从20个地区的老百姓身上征收大笔捐税，但他拒绝向孙提供帮助。如果说孙向他求助1000元，他都不提供，就不要说他对孙逸仙的任何顺从了。”鲍并且断言：孙中山“很憎恨”许崇智；孙对许的态度，“甚至比对桂军首领的态度还坏”。然而稍知实情者都知道，孙、许关系非同一般，甚至称得上是患难之交。且不论许崇智部是否控制过全省三分之一地区，要说许拒绝帮助、连1000元都不愿提供给孙中山，不但于史无据，从二人的关系来说也是难于置信的。孙当然对许崇智有所批评，用孙的话说是“责兄之重”、而“爱兄之深”。有一次许崇智闹情绪出走，孙即让人带上他的亲笔信去追，信中说：“兄（指许）之职责自非一时一地之关系，实国家百年大计之所赖也。必当劳怨不辞，毅力奋斗，至盼！至盼！”这里所体现的，绝非什么“很敌视”和“很憎恨”，而是一片倚重之情。鲍将虚而不实之词硬安在孙中山身上，显然是为“除掉”许崇智而任意编造“理由”。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证据之确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去许留李”，尽快“除掉”许崇智。9月19日，蒋介石以“解决反革命各军”为名义，出动军队，宣布广州全市戒严。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了许崇智的住宅，随之给许送去蒋的一封信，以劝许“暂离粤境”的口吻，令其立即去职。许打电话给汪精卫求助，汪回答说此事“非如此解决不可”。汪并对媒体发表谈话，明确支持蒋介石，说党内外“若因此事有不谅于介石者，余愿分其谤也”。许万不得已，只好缷职，被“流放”到上海去了。粤军第四师长许济，亦被解职随行。第二天，蒋介石又派军队到东莞各地，包围粤军第三师长郑润琦、第三旅长莫雄的部队，追缴该二部的枪械，并逐郑、莫于境外。总之，这两天驱逐许崇智、整肃许部粤军的行动，是蒋介石、汪精卫密切配合，联手实施的。当以上各项动作完成之后，汪蒋在报上发布的消息，称许崇智之离职是因“所部迭次谋叛，上无以对党对政府，下无以自解，异常愤慨。且患有脑病，因是剧发，故有赴沪养疴之意。”似乎许不是被蒋的枪杆子赶走，而是他心有羞愧，自动开差似的。他们又给郑润琦、莫雄二部，戴上一顶“反革命军队”的帽子，指他们“包藏祸心”，“密谋袭攻广州”等等。20世纪70年代，就是这位当年被整掉的莫雄，在一家博物馆的展厅里看到那张旧报纸，读到郑、莫“包藏祸心”等几行文字，不禁火冒三丈。那一幕情景曾为笔者目睹。莫雄说这是蒋介石对他们的陷害，还说当时蒋介石派的军队是打着执行“许崇智命令”的旗号，并拿着许的“手令”来“解决”他们的。权术，在这里已被“玩”得很到家了。

许崇智所部1924年3月编为“建国粤军”时，拥有四师、三独立旅、一警卫军，据称共有4万多人。经过“廖案”一场风波，不但许本人被“除掉”，其部队亦多被并吞，设在省谘议局（现广州近代史博物馆）的粤军总司令部，遂被撤销。许崇智所受打击，不可谓不沉重矣。而曾经被伍豪（周恩来）称之为骄横仅“次”于滇军的李福林“福军”（伍豪的文章谓：“以滇军为最骄横”，李福林“次之”），则一变而成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李亦成为该军军长。有人指出赶走许及许部粤军“是错误的”，鲍罗廷的回答是六个字：“先镇压，后改革”。听鲍报告的“使团”领导这时插话说：“这种经典的表述方式，一个字也不能少。”可见他对此是十分赞赏的。在鲍罗廷的报告中，我们还读到了这样的话：“我们只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诚实的政府。”然而，正是由于鲍及汪蒋在查办“廖案”中的乱作为，让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诚信”，被打了个大大的问号。他们“不问证据”的种种言行，他们所玩弄的种种“权术”，都不是什么“诚实”的东西。一边在大讲“需要玩弄权术”，一边却高唱什么“诚实”，这难道算得上是诚实的吗？而以不诚实的手段去建立“诚实的政府”，难道不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吗？

毛泽东与邓小平是如何当少数派的：以党内集体农业政策上的政见分歧为例

作者：老田

毛泽东曾经在党内作为主要决策人主政，邓小平是毛泽东去世之后也获得了这样的地位，恰好这两个人都曾经在农业关键政策上处于少数地位，比较两个人的处置方法，不无启迪意义。

一

1951年中央高层关于山西合作社问题的争论上，原本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薄一波，自承是被毛泽东说服了。而刘少奇的反对意见，毫无逻辑可言，虽然后来邓小平搞了分田到户，也做了大量的理论包装和舆论宣传，但在说服力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欠缺，未能说服山西的合作事业探路者。[1]就算是杜润生先生这样的人，虽然他本人还宣传过一阵只有生产力才能决定生产关系，必须先机械化然后才能合作化，但是他自己也并不相信有了拖拉机就会有合作化。[2]看来，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仅仅依靠背诵公式并不能解决说服力问题。

1953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以推进合作化事业，邓子恢担任部长。但该部在实际执行政策过程中间出现极大的摇摆性：大体上每年秋冬会下一个推进合作化的文件，每年春天会下一个解散合作化的文件，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55年。这种大幅度的政策摇摆，要是放置在一个具体的区域中间，就看得更清楚了，根据曹锦清教授等人对浙江海宁县的追溯研究：1952年春该县己有34.5%的农户加入了互助组，年末则猛增到53.3%。1953年春由于中央决策层的“反急进冒进”派占了上风，全县参加互助组的农户总数一下跌落到28%，同年冬末，毛泽东又对互助组大加鼓吹，这一比例又猛升到56%。1954年年末海宁县共办了初级社695个，1955年春天又紧急砍掉421个。[3]

等到1955年，就不再是邓子恢对合作化不积极了，根据文革期间披露的资料，刘少奇等人也公开宣传“合作化超越了干部的管理经验和群众的觉悟水平”。刘少奇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发言，就提出了两个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到底合作化事业还能不能继续？合作化事业顺利进行的限制条件到底是什么？

从合作化事业的具体进程看，当时各地农村的合作事业还仅仅达到初级社试办水平上，土地仍然私有，合作也仅仅局限于劳动和工具的有组织互助，尚不具备开展改土改水这种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制度条件，对农村人力和土地资源进行合理调配的制度基础还受到土地私有的巨大障碍。由于决策层和主管部门都对合作化不积极，各级官员往往处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反对状态之下，这个时期，毛泽东要积极推进合作化事业，就在党内遭遇到很多积极的“反对票”和消极的“反对票”。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是如何面对多数反对票的。

本来，农村工作部建立起来就是为了推行合作化的，本应该由这个部门及其下设的研究机构去收集先进典型经验，并从中提炼出政策意见，但是，该部的部长和大官们对此都不大感兴趣，因此，正常的政策调查和资料工作，就只能由党内对合作化最积极的人士——毛泽东来承担了。为了亲自推动这一事业，毛泽东只好越俎代庖去接管本应由邓子恢及其手下承担的工作——他亲自阅读和审阅各地上送的合作化典型材料，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等到七届六中全会上在北京召开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编辑工作，与会代表人手一册。在农村地区许多先进的农民带头人的强大实践经验面前，所有的反对意见都丧失了根据，反对派在会上都丧失了发言权，邓子恢不得不在会上做检讨，以表示自己的认识跟上来了，还能继续胜任部长工作。此后，中央高层的反对合作化的意见销声匿迹，一些人转而狂热地在“一大二公三纯”问题上积极表现，大跃进时期留下很多这种生动表演。

毛泽东并不以反驳反对派为限，他在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正式出版时更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过程中间，从基层的先进典型人物身上，看到了集体农业与个体农业的差距及其不同的生产潜力所在，这就提出来一个关键的政策问题：集体农业将在哪些方面借由集体努力去提高生产潜力？毛泽东把许多原本头脑空空的省委书记们，硬是拉到一起，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中间来，这就是《农业四十条纲要》的形成过程。毛泽东自己后来回顾这个关键条例的制定过程是这样子的：“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搞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二次杭州会议才形成四十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有各省同志参加，中央也有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大家觉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见，加以修改，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4]

据记载，杭州会议和天津会议的参加人是：“在杭州期间，召集华东、中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专门研究农业发展规划，搞出了十五条。参加会议的有：柯庆施、王任重、吴芝圃、刘顺元、陶铸、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华。”“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离杭州北上。二十日，到天津。在天津又召集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在杭州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成为《农业十七条》。参加会议的有：吴德、乌兰夫、白坚、吴砚农、马文瑞、陶鲁笳、黄欧东、欧阳钦。当天晚上回到北京。”[5]看看这些名单，就知道毛泽东何等厉害，想想这些人以后肯定再也不能装聋作哑、无动于衷了。

集体农业的生产潜力，在四十条制订中间就已经让很多人看得很清楚了，1956年人民日报社论中间说：“农业合作化的实现，除了许多大家已经熟悉的好处之外，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好处，就是我国农村中极为巨大的劳动力有了充分发挥作用的机会。农村中的男劳动力，在黄河淮河一带，有些地方，从前每年只能作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后，可以作工二百多天，女劳动力过去不使用或较少使用，合作化之后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因此，合作化之后，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其他副业的生产就必然会大大增加。合作化之后，从前无法做全面规划的农村，就可以做出全面规划了。除了农、林、牧、渔、副业的生产规划外，小型水利和地方性的流域规划，增加肥料的规划，改良种子的规划，改良土壤的规划，消灭各种病虫害的规划，消灭地方疾病的卫生工作规划，消灭全国文盲的文化工作规划，建设大小道路、电话网、有线广播网的规划，消灭蚊蝇鼠雀的规划，绿化的规划，以及其他必要的规划，就变成可能作出的而且可以有力量来实施的事情了。这样，在农村中，出现了从前所没有想象到的巨大的生产力。”[6]

只要看一看毛泽东是何等的不怕麻烦，就知道跟他争论问题是如何难以取胜了。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要求“有关同志加以研究”，研究之后还得“为一月十日的会议准备意见”。[7]这就迫使各省委书记不得不再动一番脑筋了。到1956年元月份知识分子会议上，这个四十条纲要就正式提出来了，因为四十条之间有一条是讲计划生育的，马寅初参会之后回去赶写了《新人口论》论证“计划生育就是好”。1957年的青岛会议上讨论了一次。等到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正式通过，1960年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再次通过。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作为少数派的两大政治策略，一是让那些仅仅依靠“似是而非的公式”去思考问题的人，真正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和丰富内涵，给原本空空的头脑输进去问题意识和来自基层的经验材料，这是他反复召开省委书记会议的精明计算所在；二是他让许多人直接参与到决策过程中间，反复开动他们的头脑输入信息和问题并一起“过滤”出政策来，让许多官老爷们都在具体政策上得到相关信息并形成明确选择，这样，就具备把问题和相关政策拿到重大会议上按程序通过并上升为重大政策的多数票了。此后，再继续持有反对意见的人，不仅在认识上显得“很落后”跟不上多数人的认识，而且在组织纪律上也是错误的。

1956年反对派叫人写了篇文章说点风凉话：“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8]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纯粹是瞎掰，四十条纲要跟各部门“争投资”引发的高指标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联系，这不过是借着批评“业务问题”不恰当地发点“政治牢骚”而已。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毛泽东后来评论说：“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除了说反对派信口开河之外，毛原本还要从组织纪律方面进行批评：“‘有些同志，当时同意（无一人反对），五个月、或者一个月以后，即表示反对，或者不同意，或者怀疑，而不经合法手续，即经同样性的会议加以改变，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突然爆发’。”[9]薄一波回忆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原本打算批评反对派“违犯组织纪律”的话，最后并没有讲出来，这算是自我克制、与人为善吧。等到党内反对派们毫无顾忌，到1962年还不吸取教训时，毛泽东就不再继续留情了，他尖锐批评某高官时说：“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10]

从重大决策的过程，以及决策变成政策之后的态度看，最终是少数派毛泽东占着组织上的优势，反对派原本具有多数票的，但最终下降为与“中央政策”唱反调并“自立政策”的反对派了。

二

等到1979年，邓小平要拆散集体农业，但是再一次面临多数人反对，这一次邓小平是这么解决的呢？

在党内高层，“分田帮”是少数票（据万里等人回忆，省委书记中间只有辽宁任仲夷、内蒙周惠、贵州池必卿三个风派人士赞成，上面农林水利口官员从机械化和水利化要求着眼都反对分田），虽然1982-1986年胡耀邦杜润生等人连续搞了五个一号文件，但还是没有说服大多数。由于分田帮在党内始终是少数，始终没有能够说服多数人跟随他们推行分田政策，因此，广泛采用组织手段来保障政策实施就成为一个关键措施。

在中央层次，万里担任书记处书记并主管农业之后，1982年3月就撤销了农委，成立了以杜润生为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省一级按照邓小平“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原则，改组了黑龙江、吉林、福建、河北数个省委。组织措施最残酷的部分，则是迫害广大的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那些集体农业时期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基层干部。如果没有网络，人们至今仍然无法了解党内分田帮采取了多么大的政策力度，他们为分田改革下了多么大的决心并排除了多么大的“阻力”。

据杜润生回忆，河北省曾经被胡耀邦和他认为是“死堵”高层“分田帮”政策的省份，为此，胡耀邦指派杜润生去河北省委催促分田，第一次杜润生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做了个讲话，还向省委竭力推荐河北唯一的分田积极分子邢台地委书记邢崇智的所谓“五统一”经验，但是，这个没有能够说服多数人。结果，第二次胡耀邦自己亲临河北，在大会上当场批判河北省委，说他们“耽搁了三年时间，要捡回来。”然后，改组河北省委并调高扬去河北任省委书记。[11]在胡耀邦、杜润生等人多次催促并以撤职相要挟的情况下，才勉强在河北推广了这个不得人心的政策。

杜润生在主持分田时，非常担心基层的“三五牌干部”（五十年代参加工作、年龄五十多岁、工资五十多元的公社干部）反对，因此，在对基层干部采取组织处理手段方面，更为极端。分田帮中省委书记内部仅有的三个积极分子之一的任仲夷，在辽宁采取极端手段，基本上把基层干部一扫而光。大连郊县某公社的老书记告诉我，任仲夷连公社里头的宣传干事和组织干事这个层次的干部，一个都不放过，全部调离，更不用说公社书记、社长这个级别了；他们实际上借着“深揭狠批四人帮”的茬子，把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撤职，这个书记还告诉我说，胡耀邦他们这伙人很聪明，特别会整人，他们嘴上说“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这样，他们既没有说你是“反党集团”又没有说你是“帮派体系”，整人已经整完了，还连案子都不给你定，叫你喊冤都没有地方喊。[12]而河南省委某些官员在分田帮的支持下，把实现焦裕禄遗志、领导兰考人民成功治理“沙、涝、碱”“三害”的整个县委班子和公社干部群体，统统打成“反革命集团”，治理“三害”时期的县委书记张钦礼被这一伙人判刑十三年，副书记杨捍东被判刑五年。据当时县委常委杨捍东回忆，继任的县委书记刁文竟然在一次常委会上，就草率地免去十八个公社书记的职务。

由于在华北平原各省区，电力机井已经在文革期间完成配套，机械化耕作也有很大的成就，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劳动强度上考虑，农民和基层干部普遍反对分田。基层的阻力越大，胡耀邦杜润生等人的追随者，就越是采取极端的法西斯手段针对基层干部，其中一些毛时代农业先进集体的领头人则被他们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河北省著名劳模吕玉兰，被分田帮在河北的跟风干部安上莫须有的“八大罪名”审查三年，得益于分田帮制造的良好政治氛围，这个受到周总理高度重视的著名劳模在53岁的时候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间；而沧州地区劳模叶颖芬受到各种残酷迫害，曾经一度准备自杀。如果说毛主席和周总理等老一代共产党人是坚定站在劳动模范和先进分子一边的话，那么，分田帮则是党内那些坚定地与农民中间的落后分子（例如小岗村）站在一起的人。老劳模带领群众创造的各种成就，都是对他们那种倒行逆施的有力控诉，所以，这一伙子分田帮对于老劳模怀有刻骨仇恨，这正如吕玉兰所言“月亮那么明，做贼的还反对呢！”

分田帮还依托主流媒体大肆制造舆论，说那些为了集体事业忠心耿耿的积极分子是“思想僵化头脑保守”的时代落伍分子。1981年9月吕玉兰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发言中间，说了农村的老积极分子的境遇。9月8日五届人大第二十会议第7号简报上反映了12位常委会委员的意见，特意把玉兰谈的“农村实行责任制，思想工作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的意见放在了第一条。这期简报写道：“吕玉兰委员说：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基层干部不敢抓政治思想工作；在新形势下不会做思想工作。因此，歪风邪气就上升了，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就多起来了。……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贫农、老积极分子受孤立。有人说他们： 年纪老大、思想僵化、没有文化、不懂四化。”[13]由于这伙子人毫不动摇地站在自私自利的落后分子一边，所以，看到每一个劳模的成就都感到是一个对他们的讽刺，新中国的一切建设成就都让他们感到“心窝子里堵”。

相比较而言，越是少数派对于宣传效果的依赖就越是严重，因为他们格外需要说服多数人。正是因为如此，在邓小平的安排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胡耀邦由组织部长转任宣传部长。对于邓小平格外看重自己，胡耀邦在与王仲方（罗瑞卿秘书）谈话是自己承认只是一个“勇敢分子”（原话“就是敢闯”）。[14]确实，胡耀邦舍此别无长处。据说，胡耀邦此人在延安抗大时期受过毛泽东的耳提面命，毛亲自告诉他搞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别人的人搞得少少的”，军事上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隐含了一个基本规则：总是要选择对手的弱点去进攻，同时总是要想办法争取大多数。但胡耀邦硬是要“勇敢得无比过头”，他要在宣传上进攻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农业，反而选择了一个最难攻破的坚强堡垒去进攻——通过攻击农田水利建设去批判集体农业——这其实是集体农业最有成就而且是个体农业永远也难有作为的领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胡耀邦选择的宣传重点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是挑选一个很难打赢的地点去开展火力进攻的，由此可见，胡耀邦作为一个无脑的勇敢分子到底勇敢到了何等程度？！与这种无脑宣传严重缺乏说服力相对应，就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宽松、宽厚和宽容”，只能是“舆论一边倒”和“媒体一言堂”，就算是标榜一下“三宽”——哪怕是放出一点点不同意见来——都有可能导致舆论破产和信誉破产。【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胡耀邦完全领会了毛泽东的话，也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但他就是要故意反其道而行之，目的是陷邓小平于不义，不过这种可能性极小极小。】

胡耀邦这种无脑行为，被一个半文盲陈永贵讥笑为“胡乱邦”，当然，一个陈永贵的讥笑无足轻重，但他未能通过宣传教育手段争取到党内外多数舆论的赞成，在政治后果上相当严重——最终恶化了改革设计师邓小平的政治形象。在胡耀邦发动的宣传攻势中间，只吸引到一些马屁文人和马屁记者跟着闹哄哄地鼓吹了一阵“造林胜过治水”，这种宣传传递了一种高层政治信号，导致官场中间那些跟风最快的劣等官员迅速跟进组成所谓的“林派”以紧跟邓胡，胡耀邦的无脑宣传一方面破坏了官场的先前和谐（原本大家对农田水利建设的观点都很一致），另一方面却恶化了改革派的地位——因为胡耀邦无法能够说服大多数官员结果制造了一个弱势“林派”和强大“水派”的对立，逼迫邓小平只能依赖铁腕和组织手段去推行分田政策。胡耀邦的无脑宣传运动中间，为了彻底批倒治水的必要性，马屁文人马屁记者宣传造林可以解决一切甚至可以增加年降雨量，这些马屁精记者写了很多外行文章鼓吹什么修梯田导致水土流失、水利建设是劳民伤财，最后那些人竟然信口开河宣传说只要是森林覆盖率提高了多少就能够增加降雨量，这个论调在官场中间受到冷遇——人人都知道背后是怎么回事以及那些人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但有一个书呆子——中科院资深院士黄秉维看不过眼，写了两篇文章说林派人士完全是瞎说。因为黄的文章发表在水利专业杂志上，与林派在主流喉舌报纸上发文不在一个对话场域中间，未能形成观点交锋。当然，要胡耀邦完成一个颠覆是非黑白的宣传，这肯定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完成的，但是，宣传重点针对集体农业的最强点而切入，这就不能不终于陷入死胡同了，最终的结果是在同等宣传强度下所达成的效果是最小化的。

正是因为无法通过宣传教育去说服人，所以邓小平在推行政策时就完全依赖组织制裁手段。作为邓小平最得力的干将之一，赵紫阳对这种政治铁腕有过较为妥帖的评论：“我觉得，小平比起毛泽东来，他晚年从政的一条最大特点，就是大胆地使用和重用他熟悉的老干部、老同志、老部下，还有他亲自提拔和发现的年轻干部。对反对他的意见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他当然是反感的，但是他采取的办法就是统统不用和不加重用。这一点，他和毛泽东是不同的，毛泽东领导全党的工作在使用干部上是讲究平衡，讲究五湖四海，讲究允许干部犯错误也允许干部改正错误等等，这符合毛泽东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一直领导全党工作这样一个特点。而邓小平建国以来两次被打倒两次复出，他的环境和特点决定了他再不能允许有更多的时间给不同意见者留下重新认识的机会，只能是请他下台后自己慢慢考虑。邓小平在用人问题上的现实，我很理解。我曾经和他谈到一些人的问题时，他对我说：某某不要再批评了，批评了也没用，还是让他靠边站让他慢慢去想吧，我们等不了他认识到错误后再和我们共同努力了。”[15]

赵紫阳这种说法，很容易得到人们的理解，即便是在理想状态下——假定邓小平及其身边的少数人垄断真理，再加上他热衷于通过野蛮的组织手段去推行政策，有可能快速实现理想的制度和社会变革。反过来，鉴于邓小平长期不读书不看报，也不做调查研究工作而是热衷于打桥牌，若不能证明邓小平“天生就是脑袋特别灵”的话，以少数人的固执非法去排斥多数人的意见，对国家和民族远非幸事。不仅仅是分田这样一件事，改革时代的重大决策都没有没有经过党代会和人代会相关程序讨论通过，这种异常现象，赵紫阳曾对人讲过其中的缘由：“当时中国那么多老同志都在，总书记很难办事。我代总书记时，陈云要我开会，小平说不开会。陈云要开会是要个说话的地方，小平不开会，是他可以直接找我们。我没有开会，陈云问我：‘为什么不开会？’我说‘我是大秘书长一个。要开会，您和邓商量好了再开。’”[16]由于邓小平等人退在幕后，面上的一线领导人都没有决策权，所以也就无所谓代表会讨论和通过了，特别是邓小平为了自身影响最大化，达到由他一个人当总设计师的目的，竭力避免和反对开会，借以避免陈云方面人士和地方领导人有机会参与意见。从分田决策开始，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邓小平等少数几个人在那里起草文件，下面各级官员跟风执行文件，凡有不同意见和看法的官员就“让他靠边站慢慢去想”。

结合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间，以普通党员身份威胁中央领导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事实，人们都清楚邓小平几十年来热衷于以组织手段去保证政策贯彻，这就很难让人把邓小平看作合格的领导者而不是权术家，一个合格的领导者要能够凝聚大家的意见并引导人们自觉自愿地追随他完成所需的变革，而一个权术家则仅仅能够顺利地排斥不同政见者而已。从邓小平重用胡耀邦这样的勇敢分子来看，这些人只知道用权力垄断话语权，不能够创造性地帮助邓小平去完成说服多数人的工作。应该说，邓小平的权术家形象一半是自己塑造的，另一半是他重用的胡耀邦等人未能完成宣传任务塑造的——这导致邓小平至死未能获得人们的自觉跟随，而只能以组织手段去臧否官员，通过权力地位的给予和剥夺来选择那些原则性最少、对权力和官位最为热爱、跟风精神最强的劣等官员组成执政阵容，造成一种逆向选择态势。由于分田政策得不到明智干部的支持，湖南省委一直顶到1984年，后来胡耀邦本人亲自跑到湖南省，蹲了好几个月，宣称不把田分下去就赖着不走。由于缺乏说服力，由于不能说服多数人，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所谓“民主”和“开明”政治姿态，也就有了上限。

邓小平自己隐在幕后，把胡耀邦推上政治前台，结果是“主将无能，累死三军”，连邓小平自己也被他拖累。而且，胡耀邦他们做的事情没有说服力，又要主流经济学家搞理论包装，结果拖累到主流学界的声望。杜润生雇佣国民党“十大反攻救国英雄”之一的林毅夫先生为小农经济辩护，林毅夫用博弈论中间的退出权来进行理论包装，结果当即被学者指出“林毅夫的假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难以置信的”。[17]由于林毅夫的文章是1990年发表于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上，1992-1993年美国《比较经济学》杂志组织了六篇论文围绕林毅夫理论造假进行讨论，[18]那个一针见血的批评意见也就在美国广为人知了，这可真是丢人丢到美国去了。

二○○九年七月五日

二○○九年七月六日修订稿

[1]参阅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2]参阅《杜润生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

[3]曹锦清等《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116、125页

[4]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06-407页

[5]同上

[6]《人民日报》1956年元旦社论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60-263页

[8]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38、642页

[10]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载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

[11]《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0-131页

[12]对甘井子某公社老书记的访谈，2008年11月

[13]江山：《吕玉兰》，第三十七章，中红网电子书连载

[14]王仲方：耀邦与我的两次谈心，载《炎黄春秋》杂志2005年第7期

[15]师东兵：访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载师东兵《政坛秘闻录》香港港龙出版社2005年

[16]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2004，附录一：《一访赵紫阳》

[17]董晓媛：自由退出是否减少了生产队中的偷懒？转引自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0页

[18]张军：《合作团队经济学——一个文献综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参阅《前言》

闲话六十年间二三事（下） 

朱永嘉

闲话六十年间二三事（下）

毛泽东同志讲过“分析好大有益”，我们今天对前三十年的运动必须抱着分析的态度。对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不要简单地一刀切，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客观地对待建国初三十年的历史。有的运动还是代价甚小收效甚大，比如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如此便不能动员广大的农民来支援解放战争，才能迅速地取得革命的胜利。当然土改运动，有错杀枉杀甚至个别地方出现滥杀人的现象，但是并不如有些人渲染得那么严重。又如建国初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和机关的肃反运动，当时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必需要这样做，当然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反胡风就完全搞错了。这两个运动都有一个杀人的问题，确实有人不该杀，杀错了，也有不少人可杀也可不杀，在中央直接控制下，如战犯们一个也没有杀，在地方上就很难说了，在这方面要吸取教训。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不能急匆匆地赶运动，要慎重地一个一个处理。又如建国初的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采取大张旗鼓大造声势放手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的办法，实际处理的人很少，收效很大，其后二、三十年的社会风气始终是那么简朴，在中央只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高级干部，那样在中高级干部中几十年没有出现严重贪污腐败的问题。近十年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有一百余人，判死刑立即执行的也不少了，为什么官员们还是前赴后继地贪污腐化，因为缺少大张旗鼓社会群众运动的那股威势，这股威势便是广泛的群众性的对我们干部队伍的监督。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是与整个三反运动结合在一起，杀人少而效果大，而且其成果持续时间长。当然在地方上执行时也有错杀的，那时上海的五反运动，就杀了一个商人王康年，因为他卖假药给志愿军，这下子民愤大了，不得不杀，后来张春桥对我说过，那时柯庆施讲王康年可以不杀，如果放一段时间再处理，冷静地想一下，他罪不至于死啊！总之前三十年社会风气正，黄、赌、毒的风气始终抬不起头，这不能不归功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如果从各个单位开展三反运动看，有没有冤枉过一些同志和好人呢？那当然有，我在“三反”时，曾经在复旦大学担任过打虎队长，我查的那个嫌疑人，经查证后没有什么大问题，也就平反了。所以那时确实有过搞错了的，最后定案时还是实事求是地一个一个甄别平反了嘛。我记得那时复旦大学最大的贪污嫌疑犯是保健科长李伟民，因为他经手药品的进出，他上了登辉堂在打虎大会上挨斗。但事后查证，他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也就平反了，他一直活到九十几岁，有人推着他坐轮椅车出来，我们相见时，还双双问好，互祝健康呢。从复旦大学的情况讲，由于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那场群众运动的声势，有群众性和广泛的舆论监督，它压住了贪腐的风气，那时我们开会，钢笔的墨水没有了，吸一点公家的蓝墨水也要先给主持会议的人打一声招呼呢！现在的风气则是对公家的东西不用白不用。在干部中也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说法，大家都以沾公家的便宜为荣，在一般群众心目中，是非荣辱的观念被颠倒了。所以那时的运动即便有错，但与那个运动整体的影响还是有区别的，不能因个别或者部分有错而否定整体。

反之有的运动从整体上讲失大于得，如大跃进，由于瞎指挥，高指标，说假话，大乱了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饿死了人，那就不能再搞了。毛口头上不承认大跃进的失败，但大跃进失败以后，实际上他是痛定思痛的。我在文革十年中，没有听到过他老人家重提大跃进的事。毛发动大跃进，想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挥生产，想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提赶超英美的口号，想摆脱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些用心并不坏，但他太急功好利了，经过几年实践下来证明此路不通，他心头是认账的，这个失败换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珍贵的。然而就大跃进本身的教训而言，也不能全由毛一个人来负责，放卫星，弄虚作假那种浮夸的做法，与一些地方干部有关，如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都有责任，高征收也是那里搞得凶，那几个地方饿死的人也最多。一九五八年时，毛派了田家英，戚本禹去四川蹲点，同样的方法，亩产只有三百斤，而李井泉报了二千多斤，为此毛还与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辩论过，事实上还是毛首先在郑州会议上提出纠正大跃进中过左的做法。所以在重新认识这些问题时，我们应该抱着客观而又公正的态度，不能主观主义地把问题推向极端，借以宣泄自己对毛个人的不满情绪。

前三十年时期，农村基层干部比较良好的风气不能不归功于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便是这一场社教运动也有一些过左的做法，刘少奇指导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现在看来还是偏左了一点，六五年我还去横沙岛的一个生产大队负责过一期四清运动，我没有整过一个干部，但是让贫下中农诉诉苦，吐一点怨气，对端正干部的作风，健全大队的管理制度还是有益的。所以虽然运动是有缺点和问题的，整了一些不该整的人，至于从运动的整体上讲，收益大于损失，经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改善了干部和群众关系，多数人的心情是舒畅的，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所提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文革十年中国的许多城市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工业生产受到影响，个别城市工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但农村的农业生产应该说是基本稳定的，其中就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份功劳吧！至于反右和文革运动的问题就更大一些了，不仅有整人的面太宽，时间持续太长的问题，其中既有决策层面上的问题，也有执行和操作层面上的问题，也有一些是属于群体性的非理性化的极端行为，从某些方面看也许是失大于得，即便如此但也不能因噎废食，而否定所有的政治运动。即便反右运动，也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指挥的，到了下面是有不少打击面太宽，伤了不少好同志的现象，比如把一些对党组织善意的正确的批评意见也当作右派言论来批，给人带右派的帽子，长时期的歧视，这些都是错误的。但即便如此对所以会反右，在当时还有国际国内的各种复杂因素，我们还得要具体分析。搞错了当然应该平反，错一个平反一个。现在一风吹了，也应该嘛！再说政治运动中的各种错误也应该具体分析，各有各的账，不能让毛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因为决策和执行操作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如文革的失败，既有决策上的失误，如对国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对前十七年工作中的错误估计过于严重，对干部队伍的问题估计过于严重，当运动出现地方行政瘫痪，局面失控的情况时，匆忙决定各个省市全面夺权，于是各地都进入权力再分配，结果使整个局面处于进一步失控的状态；这里也有属于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在权力再分配时，人的私心大爆发，在新老干部队伍中都有思想不纯的问题，如闹派性、打派仗的问题泛滥成灾，所以后来才提出“斗私批修”的口号。实际上这是在操作层面上进一步加深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与干部是否出于公心，及其素质的状况是起重要作用的。如有的是领导干部为转移视线，转移斗争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想重演反右斗争的错误；有的是为了排斥异己，搞打击报复；有的是干部作风简单粗暴，对下面的同志只是压服而不是说服，因而错伤了许多革命群众和好同志，这事各有各的账，能把这一切也都怪在中央的决策上吗？文化大革命中所欠的账，在追究责任上，应宜粗不宜细；但从总结历史教训上讲，那应该是宜细不宜粗，那样才能帮助大家吸取教训。只有好好分析，才能大家受益，才能不重犯过去那种错误，干群之间才能一笑泯恩仇，才能促使大家在祖国大家庭中团结一致。我不喜欢武侠小说中那种成天叫嚷复仇的冤冤相报。否则的话，一些品质恶劣的人还会故伎重演，还会破坏大家今天团结和睦的氛围。当然，品质恶劣的人代代皆有，总会寻找故伎重演的机会，但有了认识，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比没有这个认识，没有思想准备要好得多。

总之，对建国初三十年的历史，应该客观地历史地去分析它，应该看到它的基本面是好的，是向上的。邓小平便曾说过建国后的三十年，“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还说建国后的三十年“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当然是有问题、有失误、有非常惨痛的教训，对于成功和失败我们都要客观公正地看。

回顾建党以来八十八年，以建国之前的二十八年讲，我们也经历过失败，之后才取得成功。建党初是第三国际领导我们党，斯大林在指挥我们党，开始时犯右倾错误，后来犯左倾的错误，那时掌握领导权的是留苏回来的同志，他们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搞城市暴动，南昌起义以后想去广州立足，张太雷领导下搞广州暴动，都是为了有一个大的港口城市，可以接受苏联的援助，结果都失败了。后来在苏区是德国人李德在指挥军队，照搬正规化的战争条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才不得不长征，遵义会议以后，才由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军队，指挥战争。延安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才从思想上解决了认识上的问题。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是思想路线错误，从作为革命者这一点上讲他们还是我们的好同志，是中华民族的有功之臣，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功绩，虽然他们做过错事，但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牺牲；挫折、失败也是财富，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

建国以后整个党的历史也是如此，我们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也经历过失败和挫折。它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一样，他总是在不断犯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甚至犯一些后人看来非常幼稚的错误，造成一些损失是很难避免的，而且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出发点还是好的，但方法不对，对形势的认识出现错误，因此伤害了许多同志和知识分子，说到底，它毕竟是思想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一旦当大家认识到这些失败的教训和挫折时，它就是党的财富了；说清楚其中的道理，我们就不会再重犯那样的错误了。我们在取得成绩、取得成功的时候，也要警惕骄傲，因为骄者必败。要看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看到形势严峻的一面，有许多老问题依然存在，立意好的决策和制度建设，到了操作层面往往走样，那是因为部门与部门之间利益有差异，各地都有地方利益的问题，干部的素质和水平不一样。从我曾长期工作的高等教育部门看，比如高考加分的制度，立意并不坏，但在实践中加分的政策被异化了，如绍兴一中高考加分的73人中，有49名官员子女与企业老总名列其中，这往往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有的制度设计，如高考制度，经过许多年的实践，如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日渐显现，它使我们整个教育体系演化成应试教育，这个害处就很大了，不利于下一代的成长和培养。此外，如在经济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本来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现象，任何东西的变化，总有先后，但实施的结果，是财富最终相对集中到一部分高干子女身上，被人们作为拉开贫富差距的案例，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它会使党从根本上脱离群众。记得邓小平曾经对其弟邓垦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同时他还说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据有的报刊披露，截止2006年3月底，内地个人财富超过亿元的有3220人，而高干子女占了总人数的91%，即2932人（见今年七月六日的《西安晚报》、七月十七日的《作家文摘》），财富如此高度地向少数人特别是向高干子女身上集中，这实实在在是一个包袱，对人对己都是有害无益的，日后我们也许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在7月21日《作家文摘》的人物栏，我又看到一篇题为《中国红色第三代的非政治人生》的报道，这个报道是摘自《看天下》今年十七期，它介绍了共和国功勋的第三代经商的一群女孩子，她们有的在海外长大，现在一身珠光宝气，完全贵族化了，资本化了，看不到一点平民化的劳动本色，也缺少一点知识分子的气息，生活得那么张扬而招摇，究竟该怎样看待这种社会现象呢？我不知道这样的状况是否符合五十年代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所寄予希望的第三代，我从这些第三代身上感到最缺乏的是那种他们祖辈当年的革命者的那种气概。他们的祖辈有的人在早年也曾有过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但是他们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革命道路。在他们第三代身上出现“非政治”的人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人生呢？当然，人生的道路，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对个人财富的积累我们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而百姓们则抱着非常善良的愿望，希望从她们身上看到其先辈光荣的革命传统，故她们的人生道路就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了，当然高干的第三代，并非尽是如此，也有非同寻常的。我想对比一下，今年七月三十一日《新民晚报》登载的周恩来对自己四个侄儿、侄女，严格要求他们到部队去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服兵役，并且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锻炼，这是值得我们景仰的。

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看，只要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继续日益严重下去，因为富人的需求毕竟有限，大多数人有改善生活或消费的需求，却缺少相应的财力，那么我们就很难调动国内需求来拉动经济发展，它还会加剧官民之间、贫富之间的矛盾；群众中那种仇官、仇富的心理，正是这个矛盾在心理层面上的反映。如果贪腐之风得不到抑制，还会使我们县以下到乡镇和村的政权出现半瘫痪或瘫痪状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群体性事件的频率上升，正是这类矛盾的表现。目前对社会稳定威胁最大的还不是前三十年的失误所遗留下来的认识问题，因为那些已是过去的历史问题，是认识上的问题。威胁最大的是后三十年积累的种种政治弊端及其所败坏的社会风气，正是这些问题败坏着党的威信，在民众中积累着种种怨恨，也许正视后三十年所积累的问题现在更为迫切。

记得苏联建国六十周年时，也就是一九七七年，勃列日涅夫当家的时候，正是苏联国力最强大的时候，但也是各种社会矛盾逐渐积累和发展的时期，到了九十年代，出了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的败家子当家，从此苏联与苏共便垮了。今年是我们建国六十周年了，在大好形势下，我们还是要不忘记“生于忧患”这个古老的中国历史传统，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希望由先辈们用鲜血染红的旗帜能永不变色，希望先辈们革命建立起来的事业能代代相传。个人的得失和委屈，怎么说也是微不足道的。发几句牢骚，也不足为奇，但总得向前看吧，还是一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记得宋人张元干的《贺新郎·梦绕神州路》中有那么两句：“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意谓我们应该放眼天下，胸怀古往今来所以兴亡的国家大事，可不能为儿女之间那些私人的恩恩怨怨说个没完没了啊！所以民族和国家的前途才是最根本的。要懂得上个世纪初，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所遭遇的是千古未遇的剧变，我们遭遇了那么多灾难，经历过那么多失败和曲折，能够最终走到今天这一步，确实来之不易。千万别自轻自贱和自暴自弃，要懂得它的珍贵，努力爱惜它，维护它，使它长盛不衰地屹立于世界之林；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在全世界人们面前永远感到做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和受人尊敬的。至于个人的任何遭际，我永远无怨无悔，对祖国、对党、对人民我仍然充满着期待。

还有，那些关于易帜的主张是一个馊主意，要懂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个别人及海外某些作家那些别有用心地通过把毛妖魔化以达到倒旗的目的的著作说的都是混账话，揭疮疤当然可以，至于为什么要去揭疮疤，那就有一个态度问题，是为了治病救人，还是为了把人置之死地，这可有天壤之别，对那种要把中国共产党往死路上赶的事，我们还得保持警惕。与之相反我们反省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失误，则是为了进一步高举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凯歌前行。

海外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利用否定前三十年那股思潮作起始，然而他们否定前三十年也是为了从后三十年打开一些口子来进一步否定后三十年，否定毛最后是否定邓，并完全否定中国共产党前二十八年的革命历史，从而把二十世纪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说成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发生的一场暴力运动的罪恶历史。以此为契机，他们希望中国共产党拱手让出手中的权力，自动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一起垮台，希望中国也来一场颜色革命，搞一次彻彻底底的改朝换代，这样中国可以如苏联一样四分五裂。他们也希望把藏独、东突请回来，把民运人士和法轮功都请回来，人为地培植一个适合他们需要的反对派，从而把整个中国大地弄一个天翻地覆，最后在中原出现地方割据，逼迫中央政权出现分裂，最终促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解体，使整个国家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样那些敌对势力既可以分而治之更可以趁乱有所图谋。我希望这一切，只能是海外敌对势力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